★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历经百年却一直保持着先进性？一个重要的奥秘，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持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早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就是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请看黄克诚将军的一段往事：

黄克诚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从1940年到1945年都在苏北盐阜地区领导新四军三师对敌伪军战斗。他当时是三师师长兼政委。盐阜区的几百万人民，至今还称他为“我们的黄师长”。

1943年春节前夕，日伪军步、骑、炮、空几万人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三师师部为了跳出敌人的合击圈，决定从淤黄河南撤退到河北。河上用几十条小木船临时架起了一座船桥。从阜宁县城西进，经东沟、益林北上的敌人已逼近淤黄河，枪声、炮声越来越近。这时，淤黄河南几个村子的数百名老百姓也牵牛抱鸡、扶老携幼地拥挤在河边，急于要过河。但河水齐胸，老幼难行，船桥也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单行。这时，师部人员的大多数还在河南，未及过去。黄师长也在河南船桥口上，只听他大喝一声：“部队停止，先让老百姓过桥！”他站立岸上，亲自指挥部队让路。枪声越来越密集了，炮弹已打到河里，轰起了水花阵阵。指战员见黄师长如此坚定，也就没有一个人与民争渡，都闪在一边，让老百姓先过，并指挥老百姓有秩序地过桥，以免拥挤落水。经过半个小时左右，老百姓全部安全过了桥，师部的人员才过桥。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所以得到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

真正的铜墙铁壁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论断。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1932年春，前线战事吃紧，红军供给缺乏，一些红军战士甚至打着赤脚战斗，严重影响战斗力。

“瑞金市武阳镇武阳村的草鞋匠邱娣夫妇组织10个人编草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共编成7.6万双草鞋，全都送到了前线部队。其中，在红军长征出发前，邱娣更是组织了20多名妇女，日夜赶制出1700多双草鞋。许多妇女因不停地揉麻绳，手心都磨出了血泡。” 当年，老区人民“最后一粒粮，拿去缴公粮；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女，送到咱队伍上”。江西瑞金沙洲坝的杨荣显老人有八个儿子，为了红色政权，他把儿子们先后送到部队，并全都牺牲在战场上。

正是在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之下，我党夺取了政权。

陈毅同志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据有关资料记载，淮海战役期间，共有支前民工（包括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8539只，汽车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9.6亿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万余名。

而“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渡江战役“共动员船只5万多条，参战船工19万余人，可以说是做到了应征即征、应有尽有。安徽是渡江战役主战场，江淮地区的沿江各县是渡江作战的重要基地。据统计，仅无为县就征集船只多达5000余条、船工2000多人，其他多个县各征船上千条、船工数千人”。

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巨人叫安泰。他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住在利比亚。

安泰力大无穷，而且只要他与大地保持着密切接触，他就是不可战胜的。安泰的对手赫拉克勒斯发现了他的这个秘密，就把安泰举到空中，让他无法从大地盖亚那里获取力量，最后把他给扼死了。

刘少奇多次借用古希腊神话中安泰的故事来告诫党员干部不要脱离群众。

1942年4月，刘少奇针对当时一些地方党的工作中存在的群众观念薄弱问题，给干部作演讲时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脱离了母亲——群众，就会同安泰一样，随时可能被人扼死。”

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又一次谈到安泰的故事，他说：

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人也会被人扼死的哩！党什么也不怕，就怕这一项！美帝国主义我们是从来不怕的，原子弹，我们也是不怕的。……但是，我们就是怕脱离群众。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对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而正确的认知。

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早在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就说过：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

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过程中，始终注意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党诞生到发展壮大莫不如此。

第一，进行土地革命，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编辑《农民问题丛刊》第1辑时，写了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和判断，中国共产党从开始领导农民武装起义时起，就把土地革命作为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维护最广大农民利益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1931年春，毛泽东同志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发动群众清理地主的财产，将田契、债约和账簿焚毁，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农家庭；土地委员会还对土地进行测量，重新进行界定分配。

土地革命使广大的贫雇农家庭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了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因此，他们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共产党闹革命。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农民入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是减轻农民所承受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而不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于1942年1月颁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就是关于减租减息的纲领性文件。

减租减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既调动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又照顾了地主、富农的利益。

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这项政策的规定实施，使广大农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充分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随后又开展了疾风暴雨似的土改运动。

获得了土地的农民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军参战，保家保田，有力地推动了战争的顺利进行，为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保证。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又在新解放区领导农民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的革命斗争。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改运动的准备工作。1950年6月14—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在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阐明了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

195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中共中央规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据统计，土地改革使全国大约有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一些生产资料。

第二，制定大政方针，推动发展社会生产。党在苏维埃执政之初，就清晰地认识到苏区经济建设对作为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的重要性，要求大力发展生产，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

1931年11月7—20日举行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是苏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依据。

1933年8月，毛泽东在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讲话中阐明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指导了苏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延安时期，党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提出、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原则和经济政策。

1937年8月22—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省洛川县城北10公里处的红军指挥部驻地冯家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

会议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会议还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下简称《纲领》）。

《纲领》之七，强调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什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

西柏坡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党顺应这种变化，及时调整了大政方针政策，把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作为“第一要务”。

第三，为人民谋利益，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1934年1月21—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1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还郑重地提出：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

苏区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做。比如，江西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诚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比如“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党在延安时期，也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放在首位，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在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休养民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方针政策。比如，通过卫生防疫和义务教育，老百姓实现了看病和孩子上学不出钱的愿望。党还采取了减粮减税、精兵简政、厉行节约、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措施，来减轻群众负担，维护群众的利益。这一系列的措施，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党也因此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局部执政时期的做法，建立新中国之后，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依然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上升40.6个百分点。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 曾经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 sP/bbx7sLphn++QrNkFWWydhFvHj88ZGmgt9I3NXI5bfPitk/H8fB7hovPGzO+8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