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摇篮

初升的太阳像一轮火球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燃烧。巍峨苍茫的群山连绵起伏，横亘在天地之间。黄河水仿佛从天而降，浩浩荡荡，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奔涌……

独自行走在黄河岸边的穆青，向着蓝天、向着太阳、向着黄河、向着青山，扯开嗓子大声地歌唱。他唱《游击队员之歌》，唱《大刀进行曲》，唱《毕业歌》……一首接着一首，几乎把这些年在部队上学会的所有歌都唱尽了。显然，他的嗓音并不怎么好，沙哑，还有一点不着调。性格内向的他，长这么大，从没在人前单独唱过歌。有一次，在剧团合唱时他跑了调，竟害羞了好几天。可是今天，在这位19岁的年轻人眼里，天地万物都散发出最迷人的光彩。他想，纵是有一千、一万人他也要唱。因为今天在他的心里，装着一件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的大喜事：我要去延安了！

是的，穆青要去延安了。

1940年前后，在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党中央为了保存一批知识分子，决定在八路军前线部队选调一些有文化知识的年轻军人送到延安培训。穆青为什么会被选中？很多年以后据他回忆，可能是因为1939年11月他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一篇战地通讯《红灯》而被组织上看中。这篇一千多字的文章，反映了河北平汉线一带群众与日伪军斗智斗勇的故事。文字清新、自然，充满生气。曾在部队中传诵一时。

当时穆青已从冀中转战到晋西北，继续在120师所属一个前方旅里搞宣传工作，住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小村里，离师部兴县不远。一天，穆青正在河边洗衣服，正碰上老领导现在已是师部的宣传部长徐文烈来检查工作。

他一见到穆青便惊奇地问：“你怎么还不走？”

穆青十分纳闷：“走？到哪里去？”

徐文烈更惊奇了：“到延安去啊！师部早就调你去延安学习了，你还没走？”

“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穆青又惊又呆。

徐文烈急忙打听，原来穆青在旅部宣传队是一把“刷子”，到哪儿写抗日标语、宣传大纲顶漂亮，旅政委舍不得放他走，把调令压下了。

穆青真的是有运气，与徐文烈的不期而遇，让他最终没有失去这次去延安的机会。他被放行。

穆青匆匆赶到师部，其他一些被选去延安的同志都已经走了。他从师部拿了介绍信，又到总务科领取了15块大洋的路费和粮票，背着一把盒子枪，里面装着三发子弹，一个人上了路。

从山西兴县到延安这时还没有交通工具，全要靠脚板跑下来。6月骄阳似火，穆青顶着酷暑，爬坡越沟，挥汗如雨，热得实在受不了，就跳到黄河里去洗个澡，结果每一次洗完澡钻出来都是一身泥，正所谓“跳到黄河洗不清”。可一想到延安，心里便像冲了泉水似的，那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13天的路程，穆青只用了9天的时间。

当他第一眼望见被万重黄土高坡紧紧簇拥着的洒满阳光的延安时，他想放声喊点什么，张了张嘴，没有喊出来，只是默默地笑了。

这一天是6月30日。

此时的延安已经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青年，每一个人都希望从这片革命的圣地汲取精神的营养。当时延安有抗日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前两所学校主要是培养干部的，后一所则是培养文学艺术人才。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找穆青谈话，问他愿意到哪个学校去学习。他一口回答“鲁艺”。

这是他在路上就已经想好的了。他喜欢文学，早就知道“鲁艺”有一个专门培养作家的文学系。“作家”这时在他心里还是一个未被触动的梦，不过爱好却强烈地吸引着他。

那位同志看着这位单纯、腼腆带着几分土气的青年，笑着摇了摇头说：“上那个学校的都是艺术家，你可能考不上。”

穆青执拗地坚持要去试一试。他内向的性格里一直有非常倔强的一面。

又过了几天，那位同志面带喜色地通知穆青：“前方又回来一批艺术工作者，总政决定成立一个部队干部艺术训练班，由鲁艺的老师来教课。你就去那里吧。”

当时的训练班简称部干班，就设在“鲁艺”大院里，两排石窑洞紧挨着大教堂的两侧，穆青是第一批到那里的学员。不几天，马烽、西戎、孙谦等陆续来到，这些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人现在是穆青的同班同学。担任部干班文学课的是“鲁艺”的老师天蓝，他写作的长诗《队长骑马去了》曾在延安轰动一时。穆青是班上文学小组的组长，常把自己或同学写的文章拿去请他指教。天蓝很快就喜欢上了穆青，从这个年轻人身上，他看到了从事文学创作所应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激情与诗性。

部干班办了几个月之后，在这个基础上部队干部艺术学院（简称部艺）成立，要离开“鲁艺”搬到桥儿沟的东山去。那两天，穆青心神不宁，他很想留在“鲁艺”。天蓝深知穆青的心愿，便找到“鲁艺”文学系的系主任何其芳，极力向他推荐这个有潜力的学生。何其芳相信天蓝的眼力。穆青终于如愿以偿插班进入“鲁艺”文学系第三期，成为“鲁艺”的一名正式学员。

当一个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与清泉面前，那种状态被称为如饥似渴，进入“鲁艺”的穆青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当他在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一书架一书架的世界文学大师的名著时，便一头扎了进去。

阅读，阅读，仍然是阅读。穆青每一天都在不停地阅读中。

每到图书馆借阅的时间，穆青就会早早等在门口。有时候听说哪本书图书馆没有，在另外一个单位，他就会翻山越岭，跑十几里路，甚至几十里路到那里去求借。只要借到一本书，就恨不得立刻把它从头到尾吞下去。晴天又不上课的日子，是穆青最惬意的时光。他常常爬上教堂背后的山腰，往铺满干草、秸秆的山坡上一躺，手捧一本书，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整个人儿沉浸在书的世界里。

这似乎是他等待已久的幸福日子。从儿时祖父教他读《三字经》，二姑母给他讲岳飞传，中学老师给他讲鲁迅，一直到今天他扑进世界文学的作品堆里，他体验到一种为此而生的归属感。在“鲁艺”两年的时间里，他几乎读遍了在延安能够找得到的所有文学名著：《母亲》《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猎人笔记》《父与子》《悲惨世界》《红与黑》《茶花女》等等。

他最喜欢的还是苏俄文学作品。在部队那些年，他曾一直读着一部苏联小说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本书是刚到部队时一位老同志送给他的，他背着这本砖头厚的书，在战火中走遍了晋西北、冀中平原的广大土地。行军途中，作战间隙，有空就翻，也不知读了多少遍，书边书角全部都磨烂了。小说中对俄罗斯农民的描写和对俄罗斯自然风光的描写给了他深深的感动。不打仗的日子里，他常常清早起来，模仿着小说里的笔调，把眼前的天空、土地、树木、流水一一记在本子上。这竟影响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他都保持了早上起来记日记的习惯。

眼下，当他读到更多的俄罗斯作品时，他除了感动，已是痴迷。在他的感觉上，俄罗斯这个苦难深重的古老民族，与同样苦难深重的古老的中华民族有着灵魂上的某种默契，他读着这些作品似乎能感觉到自己民族的呼吸。

那几乎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为了能长久地读到这些文字，他用铁丝把钢笔尖缠在小木棍上，蘸着用颜料兑制成的墨水，把他读过的每一本俄罗斯作品中的精彩段落抄录在用马兰纸订的小本本上。只要打开小本，那芬芳的草原，静静的山冈，伏尔加河上船夫的号子，高加索山脚下如诉如泣的悲歌就会扑面而来。俄罗斯文学对穆青的滋养在他后来几十年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影子。

“鲁艺”上课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一星期不过四次，一般都在露天，冬天找块太阳地，夏天躲到阴凉地，大家一人一个小板凳，走到哪儿搬到哪儿，膝盖就是各自的书桌。课虽然不多，却都是名师精品。茅盾讲《中国市民文学》，周扬讲《文学概论》，周立波讲《名著选读》，何其芳讲《古典文学和诗歌》。穆青的文学知识和修养在“鲁艺”这个大摇篮里日渐丰厚。

那一个夜晚，他在窑洞的麻籽油灯下，开始了第一篇小说习作。他一段段写，一段段抠，写完一段就停下来，朗读，修改，字斟句酌，甚至音调句子的结构都力求有变化。他就这样不停地改改写写，就像他后来曾经描述过的那样：“我写作很少倚马可待一挥而就，总是搜索前进。”而他写成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题目恰恰就叫《搜索》。

小说写的是穆青在晋察冀陈庄战斗过后打扫战场时的一段经历，同时加进了别人的见闻。它写了一个伪军，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倒行逆施和在战场上的失利，产生弃暗投明的念头。他怀揣着八路军总部散发的通行证随时准备逃跑或投奔八路军，结果被日本鬼子发现，遭到乱枪穿身的凶残惩罚。小说里的“我”与这个垂死者相遇，通过垂死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痛苦不堪的面容、表情、呻吟、挣扎，深刻地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和受难者的苦痛。

……在临终的痛苦里，他恳求我给他一个干脆的死亡。然而，望着他那双善良而悲惨的眼睛和起伏的胸膛，我是发不出那致命的枪弹的。这样，我痛苦着，来回地走动；许久，许久，我沉浸在深沉的悲哀里，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使我的内心得到安静；几次我举起了手枪，又慢慢放下去，那是因为我的心和手都抖得那样厉害的缘故。最后我甚至不敢再去看他了。我想不顾一切地从这里走开……

这篇作品带有明显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活骸》的风格，展示了青年穆青已具有的对人物心理脉络的准确把握的能力，以及他内心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小说被“鲁艺”教员陈荒煤看中，交给了延安的文艺刊物《草叶》发表。

之后穆青又创作了小说《夜渡》《夜船》 。

“鲁艺”学员中这时还很少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平时少言寡语、文静内向的穆青开始引起同学们的注意，大家欢呼雀跃地拉着他，用拿到的10元、20元不等的稿费到桥儿沟街上打牙祭，一摞烧饼、一锅羊杂碎汤对于当时天天只能吃到南瓜、土豆的学生们简直是盛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穆青心底有一种叫“梦”的东西开始萌动。这个“梦”好像很早就藏在他心里，只是它一直朦朦胧胧。当他和同学们一起在延河边漫步，为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两个人物的命运而比较思考时；当他和同学们一起围坐在炭火前，为某一部作品中的情节、布局、人物发展争论得面红耳赤时，这个“梦”变得日益清晰。

其实，做梦的不仅仅是穆青一个人。他的同学贺敬之、张铁夫、冯牧、白原、黄钢等这些在后来中国文坛上各领风骚的作家和诗人们，也都在此刻各自做着自己的文学梦。这一群青年人的才华与友情，彼此之间曾是那样亲密地相互传递、碰撞、渗透。年轻的穆青心底的那个梦终于在文学的摇篮中苏醒了。他渴望着成为一名作家。他的对于生命的激情，他的看待世界的诗性的眼睛，他内敛而敏感的心灵都是通向这个梦的最佳的通道。

然而河流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又一次拐弯了。

1941年冬天，“鲁艺”的学生被分配到各部队实习，穆青和几个同学来到了驻扎在甘肃庆阳的八路军385旅教授战士们文化课，实习快结束时，作为文化教员，他深为战士们对文化的渴求所感动，写了一篇文章《我看见了战士们的文化学习》，投到延安的《解放日报》。报纸从延安到庆阳要走半个多月，当登载这篇文章的报纸还在路上走着的时候，穆青和同在一起的张铁夫突然接到学校的电报，让他们速回延安。

他们当日启程，从庆阳翻山越岭步行5天回到延安“鲁艺”，此时是1942年的7月，离正式毕业还有一个多月。系主任何其芳对他们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你们去《解放日报》工作。”

穆青张大嘴，好半天没说出话。

原来就在他的文章投寄之日，正是《解放日报》正式改版之时，报社急需充实编辑和记者的力量。中央决定从“鲁艺”文学系选十几个人到报社工作，他的那篇文章简直成了一纸投名状，一下子被报社看中，点了名，穆青算一个。

正在做着作家梦的穆青，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表示绝不去当记者。张铁夫也一样。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等文学系的主任、老师前前后后多次找他们俩人谈话，可说什么也谈不通。穆青坦率地提出他的两点理由：一是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往，当记者得到处活动，与人交际，他不合适；二是自己的理想和兴趣都在文学创作上，根本不知道记者该怎么当。

无奈，“鲁艺”的院长周扬亲自出马。一天吃过晚饭，他约穆青和张铁夫两人到延河边谈心。

夕阳下的延河波光粼粼，凉爽的风从河面习习吹来，有不知名的什么鸟在远处时断时续地叫着。

周扬和一左一右两个青年人沿着河岸漫步谈天。这位中国文坛上大师级的人物，今天似乎对边缘学科有特别的兴趣。他从作家讲到记者，从小说讲到新闻，讲了很多很多，三个人在岸边来来回回地走着。

穆青一直静静地听着，静静地想。最终周扬的一句话让他心里发热，周扬说：“记者和作家没有严格的界限，许多作家都有当记者的经历，比如爱伦堡、高尔基。至于性格，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攻克不了的城堡！”

第二天，穆青与张铁夫一起背起背包走进了清凉山《解放日报》的大门。

那一刻，他回头望去，远远的“鲁艺”沉浸在一片朝晖之间。

哦，再见，摇篮！再见，年轻的梦！ bMo35evvLJBI8BkvuEI2AcpW75aix+BSVlUn0QG7sEbZj8/mqD9fQQraDlKzAf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