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请不要哭泣

1937年12月5日清晨，河南杞县来远街刘家大院一间厢房内，16岁的穆亚才背起母亲给他打点好的小布包跨出家门。

天空灰蒙蒙的，四周很静，不时有孤单的鸟叫声从空中划过，院子里晃动着半米多高的积水，从大门一直漫向街面。

这一年的《杞县志》记载：“是夏大水，秋灾。”这样的记录对于中原东部这座小县城，已经是见多不惊了。它的北面不足百里处便是奔腾了几千年的黄河，它承受着她给予的一切，包括生命、爱情、欢乐，以及痛苦。这场肆虐豫东平原数月的大水，吞没了无数的庄稼地，摧毁了万千房屋。此时已入冬季，杞县县城依然一片汪洋。

穆亚才站在刚刚露出水面的门台上，父亲和弟弟撑着一只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用几块板子钉起来的小木船慢慢向他靠近，母亲站在他身后紧紧扯住他的手。

“乖乖，你的书还没念完呢。”

“妈，日本人马上就要打到开封，书念不成了。”

“那你一个娃娃家出去能做啥？”

“我去找我的老师同学，他们现在都在山西八路军的队伍里呢。”

“孩子，那你不要家，不要妈了？”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

“妈，没有国，哪还有什么家呀？！”他鼻子一酸低下了头。

母亲没再说话，她抬起手把儿子领袄间一颗没系好的扣子轻轻地系牢，然后两眼怔怔地望着儿子。

这是一个已经与她齐肩高的英俊少年，脸颊瘦削，鼻梁挺直，有着一双清澈的眸子。昨天夜里儿子熟睡的时候，她也是这样看了他大半夜，他稚嫩的呼吸就像春天里的风，轻抚着她的心。鸡叫头遍，她起身从一个木箱子底下捧出一只小罐子，那里面存着家里仅有的8元钱，她一一数点过后，装在他贴身衣服的口袋里，再用针线把袋口密密缝牢。那会儿她已经知道儿子离家要去做什么，尽管明白儿子做得有理，可心里总像有一根扯不断的线，一想就落泪。常言说，儿是娘身上的一块肉，想想兵荒马乱的，小小孩子要走那么远，当娘的怎能不心疼？生性老实、憨厚的丈夫红着眼圈劝她：“别难过了，等亚才打完了小日本，再回家和咱一起过太平日子！”

儿子终于要走了，她这个当娘的不知何时再能见到他，她仔仔细细地端详着儿子的脸，依依不舍：“乖乖，妈心疼你啊，你才这么大点儿！”

“妈，你放心……”儿子的喉头发硬，眼泪在打转，他转身跳进小船，不敢回头，因为母亲已在哭泣。

这是年轻的穆亚才迈向人生的第一步。或许，他还有别样的路。然而，奔涌在周身的血液告诉他：你别无选择。

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德、意、日三国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结为反共同盟，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经过长期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公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从而发生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这一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仅仅数月，华北沦陷，济南、太原等相继失守，开封危在旦夕，武汉频频告急。

一个民族可以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流血，但绝少有在侵略者的铁蹄下跪倒。

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的旗帜，古老的华夏土地从此上演了中国近代史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此时，穆亚才正在杞县大同中学读初中。

大同中学坐落在一座红木青瓦、古树参天的寺庙遗址，四周荒草丛生，大堂内散发着潮湿的朽木气味。不过，对于进到这里的孩子们，它就像一座宫殿。这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校长王毅斋。

王毅斋是杞县人，早年留学德国、奥地利，获经济学博士，1928年回国，任河南大学经济系教授。怀有一腔报国之志的这位留洋学生，历经九一八事变，深恶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反共独裁、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1932年回到家乡，倾其所有创办了大同中学（含大同小学），决意为桑梓培养一批进步有为的学子，“挽国魂与童蒙”，救国救民。

王毅斋的激情，使得这所学校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像一支火炬燃烧在这个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小县城。当时国民党禁止宣传抗日，但在大同中学的墙上却醒目地写着王毅斋手书的“坚决对日作战”六个大字。每逢国耻纪念日或国民党丧权辱国的消息传来，王毅斋总是亲自领着学生上街游行，有一次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不顾可能袭来的危险，赤着脊背，打着锣鼓，高喊抗日救国的口号，令路人感动。他也因此被某些人称为“王疯子”。

不仅如此，王毅斋招聘的教师绝大多数为进步青年，其中骨干教师全部是中共地下党员，大同中学从一开始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杞县县委的秘密活动基地。

人的命运似乎常含有某种不可知的定数。穆亚才考进这所学校，是一个偶然，却也是一个不解的缘分。当时，他正从县立一小四年级毕业，五年级叫高小，要考试。因为那几年他一直跟随家庭在外漂泊，学业时续时断，结果升高小考试成绩不好，落榜。正在着急，一天，他的父亲在街头看到私立大同小学的招生布告，便问旁边的人，私立小学好不好啊？那人说，你知道这是谁办的？王毅斋，德国留学回来的，会办学。父亲回到家里，就让穆亚才去报了名。

考试那天，古庙的大堂里坐了50多个前来应考的学生，他们除了背诗，还要被面试。王毅斋一眼看到这个白白瘦瘦有些书卷气的考生，便十分喜欢，问了他不少问题。第二天张榜，穆亚才排名第二。

因为穆亚才的考入，后来王毅斋认识了他的姐姐穆镜涵，再后来成为他的姐夫。只是很多年以后，让穆亚才心痛的是，他的姐姐跟着王毅斋风风雨雨受了不少罪。他的这位毕生爱国、解放后曾出任河南省副省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姐夫，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惨遭“四人帮”反动势力的迫害，含冤而死。他留下的最后一首诗是：

一心许党四十年，

生死不渝此志坚。

皇皇大节人共见，

敢剖胸膛对青天。

世事沧桑。眼下，年少的穆亚才正在这所充满抗日爱国氛围的学校里，度过他烂漫的人生序幕。

他在这里第一次读到了鲁迅、郁达夫、巴金等人的作品，还读了《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最后一课》等外国文学作品，他沉浸在其中不能自拔。作品中的人物就像一个个陌生而又亲近的朋友，终日环绕在他的脑海里，他为他们的命运激动、忧伤，他会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到现实的生活中，在这两者之间，他有一种朦朦胧胧的东西被唤醒，是什么，他还说不清。只是老师们讲授的那些革命道理，却是一天天吸引着他。

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中国有个为穷人求解放的共产党，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所在的学校就是共产党的一座红色堡垒，梁雷、赵伊坪、郭晓棠、傅孤侣等一个个他喜爱的老师，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其中那位叫梁雷的老师给他的印象最深。穆亚才多年之后曾这样回忆道：

梁老师矮矮胖胖的身材，浓眉大眼，有些少白头。平常老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衫，衣着很随便，没有丝毫老师的架子。他教我们语文和史地，讲课极富吸引力，每讲到激动时便辅之以各种手势，讲到悲愤时，几乎声泪俱下。他博学多才，讲课总喜欢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课文外的内容，要比课文本身丰富精彩得多。常常是下课的钟声打响了，同学们还都不愿梁老师走。课余时间，同学们把梁老师的小屋挤得满满的，总爱和他无拘无束地交谈。听他讲国际国内形势，讲抗日救国的责任，讲红军长征、北上抗日……

老师中还有一个叫姚雪垠的，他这时还不是共产党，但已是共产党的坚定同盟者。他风度儒雅，富于激情，学生们很喜欢他。穆亚才常和同学们一起去姚老师那间小屋，听他讲文学，谈时局，每至月影西斜，流连忘返。几十年后，已是大作家的姚雪垠曾在一首诗里回忆当时的情景：

繁星深院传真理，

斜月幽窗写短篇。

共唱救亡悲下泪，

私谈局势愤挥拳。

幼小的穆亚才在浑然不觉中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他参加了学校“抗日救国大同盟”下设的“文学艺术研究组”，并负责这个组的活动。他和同学们常常鸡叫起身，摸黑上学，出墙报，编演救亡戏剧，组织各种抗日宣传活动。

1936年下半年，姚雪垠离开杞县去了北平。学校在梁雷、赵伊坪老师的倡导下，创办了宣传抗日救亡的文学杂志《群鸥》。穆亚才是杂志的主编之一。因当时杞县缺乏印刷条件，他们便和姚雪垠联系，把每期的稿子寄给他，由他编好后在北平排版付印。第一期杂志在1936年底出版，其时离鲁迅先生去世不久，为此这期封面专门做了鲁迅先生的头像。杂志以其锐利的锋芒很快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仅仅出版了三期，即被查封。不过，穆亚才在这其间发表的《迎一九三七年》文章中的一段话，却让许多人记忆多年。文中写道：

一九三七年没有芬芳，没有花香，等待我们的将是弥漫全国的抗日烽火，将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残酷的斗争！

这句出自一个15岁少年之手的文字，传递出他的浪漫与激情，也传递出他的理想与早熟。

1937年初夏，穆亚才去开封参加初中毕业会考，在已经从北平回到河南的姚雪垠处意外地见到了前不久悄悄离开学校多日的梁雷老师。

“你打算干什么啊？”梁老师问他。

“家里的意思还是想让我考高中。”穆亚才说。

“能考上念书固然很好，但你的家庭清贫，供得起你在开封上学吗？从现在的局势看，战争一起，这里恐怕也很难容得下一张书桌了。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到了亡国亡族的危险关头，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每一个热血青年都要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我马上就要到山西去了，如果你上不了学，可以到山西去找我，也可以直接投奔延安……

梁雷老师走了，一别永诀。而他留下的话最终决定了一个少年的人生道路。

1937年，穆亚才结束了大同中学的学习生活，考入开封两河中学高中部。进校不久，他便开始和最要好的同学冯若泉策划离开学校到山西前线投奔八路军的事。10月，冯若泉先行。12月，他收到冯若泉寄自山西的牛皮纸大信封，信封上赫然印着“第八路军司令部”，信中画了一张从开封到临汾的详尽路线图。他注意到信尾的日期距离他收到之日已过了半月，再检查开封邮局的邮戳，也在一个星期以前。他一下子警觉起来。

他想起，几天前，学校的训导主任突然找他个别谈话，一反往日的凶相，和蔼可亲地问他：“我们看到你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你是一个热血青年，现在抗战形势紧迫，学校可能内迁，不知道你将做何打算？”当得知穆亚才想参加抗日，他便说：“那好，现在中央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正在咱校招生，你可以报名投考，如果要去前线，学校也可以想办法介绍你去国军13军 服务。”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劝说穆亚才不要盲目相信那些革命高调的宣传而误入歧途等等。

捧着冯若泉的信，他明白了，学校一定是掌握了他们的行动计划。不然一个训导主任怎么会突如其来关心起一个来自偏僻小县城一年级新生的前程呢？看来必须马上行动。

就在这一天晚上，穆亚才悄悄翻过学校的墙头，回到家中，向父母告别，在仓促中结束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45年后，这位大同中学的学生，在大同中学成立50周年的纪念会上这样说：

我开始上学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只有模糊的爱国主义思想，后来才慢慢懂得了革命道理，提高了觉悟，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这个基础，这火种，就是在大同学校得到的。

56年后，这位大同中学的学生，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赴山西偏关，为他大同中学的老师、后赴山西偏关地区领导抗日、被日本鬼子砍下头颅悬挂城门示众的革命烈士梁雷祭扫墓地。他写下痛断肝肠的《泪洒偏关》：

我悲痛在那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是梁老师把革命的火种播进我们的心田。他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又是我们的引路人。没有他的教诲，我们这些幼稚的孩子是不可能走上革命征途的。

穆亚才一辈子都不能忘记他的老师和母校，那是他心中的一座灯塔，正是它的引领，他才走上革命的道路。在现有的大同中学纪念馆中有这样的记录：抗日期间，从这所学校投身革命队伍的师生有160多人，其中牺牲的烈士就有30多位。

一篇《泪洒偏关》，祭奠了那个时代无数的英烈。

穆亚才默默地坐在小船上。冬晨的风夹着满街的水飘洒着，寒气袭人。瘦削的父亲和年幼的弟弟奋力摇着小船沿街向城外划去。船到街头拐弯处，他透过泪水再一次望向家门，寒风中母亲的身影一动未动。

小船在寥落的街市中划行。一幢幢低矮的屋顶上长着枯黄的草，一面面剥落的墙体在洪水的浸泡中岌岌可危，几个无家可归的人扒在几块木板上顺水漂浮着，呆滞的目光有如冬日的残阳。

当他终于站到城门外，挥手目送父亲和弟弟摇着小船消失在茫茫洪水尽头，那一刻，他泪流满面。

穆亚才事先约好的两个同学，一个被父亲反锁在家中，一个被家里逼迫成亲。途中他又遇到另外四个同学，他们一起扒上去开封的火车，再从开封沿陇海铁路北上山西。

一路上，莽莽苍苍的荒野间，到处是背井离乡逃难的人群。一只只破箩筐里挑着的哭泣的孩子；寒风中老人踉跄的脚步；破草席和破布搭建的破窝棚；一张又一张在黄沙、黄土间晃动的灰黄面孔……多少年之后，穆亚才都无法忘却他在黄河故道上亲眼目睹的这幅凄风苦雨中的“流亡图”。

难民们看着这几个一路向北奔去的年轻人，不时有人提醒：“你们几个傻孩子，怎么往北走，北边让日本人占了。”

年轻人们激愤地回答：“我们就是去打日本的！”

生命的成长常常是在不经意间的跃动。这一刻，穆亚才感觉自己长大了许多。

1937年12月9日，四个年轻人一路风尘跋涉，走潼关，过黄河，经风陵，终于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

穆亚才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戴上了八路军的袖标，他抬头望望天，头顶上的太阳是那么鲜红，红得让人心醉。年轻的他，从没有如此体验着一种新生的感觉。

他接过工作人员递给他的一张登记表格，在姓名一栏中久久思忖。参加革命了，应该改一个新名。叫什么呢？年轻人青春是最宝贵的，那就把青春献给革命吧！于是，他在表格上一笔一画地写下“穆青”。 lT/9dSiQguy6AkzxD7J8Ip8HkOP7tSpXNOWPTX9kb+SOWpvF1Yykh6uxA7mYi0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