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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夏天，东北战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着解放军攻克四平和吉林等大中城市和解放大片乡村，国民党在东北仅据守沈阳、锦州、长春等几座孤城。眼看最后一场消灭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决战即将打响。
穆青的性格中有一种特质，那就是猎豹式的敏锐与激情。在这场大战的前夜，他已经无法平静地坐在屋子里编稿。此时报社记者刘白羽、华山等人已前往锦州和沈阳前线。经穆青一再要求，得到批准，他单枪匹马去了长春。
长春是这一时期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它曾经是伪满的首都，也是蒋介石在东北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因此国民党在这里投入了巨大的兵力。驻守长春的是兼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的郑洞国，他手下的新七军和新三十八师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全部美式装备；此外还有从云南起家的六十军，加起来号称“十万守军”。如此强大的兵力，再加上层层现代化的防御工事和坚固的建筑物，使得这里一直被国民党认为是座固若金汤的城市。
穆青赶到长春前线，看到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市已经被由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肖华率领的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层层包围。战争的一切已准备就绪，战士们摩拳擦掌，情绪激昂，只等总部一声令下，即刻开始总攻。穆青深为自己即将亲身经历和报道这样的大战感到幸运。
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进攻的命令却迟迟不见下达。
这时，长春城内开始陆续传出饿死人的消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老百姓的牺牲，解放军的部队每天开放通道，向城外放人；同时在城边处支起几口大锅，熬稀饭，供出城的百姓食用。
20世纪50年代，穆青与华山在北京。
穆青住在离长春城不到百里的兵团政治部。眼看盼望中的大战一直没动静，他有些沉不住气了，开始三天两头地往前沿阵地跑，想发现点有用的材料。后来又向那些经常乔装进城的侦察员打听情况，从他们口中了解长春城内敌军的动向。有时候他还和一些偷偷跑出城的老百姓聊天。但这一切似乎都看不出有什么开战的迹象。
有一天，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看到天天来司令部打听情况的穆青一副焦急的样子，笑着说：“别急，再等等，后面有好戏给你看哩！”似乎是为了稳定穆青的情绪，他拉着他下棋。最后看他实在没有心情，才对他说：“现在的作战部署已有改变，中央决定，先打锦州，而对长春则实行长期围困，不用强攻，一旦打下锦州，长春势必就不战而降。”
穆青恍然大悟，感觉中央的这一步棋的确英明，只是原先想像中的战争场面碰不上了，他该写点什么呢？
就在这时，有一件意外的事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次，国民党给长春守敌空投物资时，降落伞落在了我方阵地上。在这些物资里，除了整包整包的大米、面粉等食品外，还有四捆邮件，里面装满了报纸和公私信件。
穆青脑子一动，连忙通过政治部宣传科的同志把这些邮件要了过来。打开一看，上千封信件都是长春守敌的亲属从蒋管区的各个角落写来的，从收信人的身份来看，有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的，有伪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的，有敌参谋长和师长的，还有普通士兵的。寄信人的身份更是五花八门，有郑洞国的老婆，有各位官员的同僚，有他们以前的下属，还有母亲写给儿子的。信件的内容更是丰富，有企求平安的，有担忧安全的，有出谋划策劝其弃城逃跑的，也有千方百计帮其安排善后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担忧、恐惧和绝望的情绪。
郑洞国的老婆在信的一开头就是一连串的惊叹号：“你孤守长春已数月，中央竟不体念顾及！殊使人心寒！我只求上天保佑你平安！得不着你的一切情形，我真焦愁万分！”
结尾又说：“我心乱极，不知要如何来安慰你，更不知要向你说些什么才好……”
穆青凭着一个记者的敏锐立刻意识到，如果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不就是一篇反映蒋家王朝已面临末日的现场写照吗？
事实证明了他的想法。他连夜赶写出的通讯《空中飞来的哀音》在《东北日报》刊出后，社会为之大震，街头巷尾人人争说国民党走投无路的困境。文章结尾中的一句话被许多文章引用：“这些空中飞来的哀音，早已为长春孤城唱出了末日的挽歌。”
转眼到了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在这个万家团圆的传统节日里，解放军围城部队向长春守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节日那天，穆青一直呆在前沿阵地。黄昏刚过，战士们就忙着给敌人送月饼、西瓜和纸烟等礼品。他们在月饼馅里放进了传单，纸烟上印上标语，并且用刀子在每个西瓜皮上都刻上了“反蒋起义”的口号。这些礼物对于长期饥饿的守敌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不等送到长官那里，就已经被一抢而光。很多人还给我军捎话说：“感谢你们的中秋礼物，日后自有面谢的一天。”
夜幕低垂，月亮升起来了，长春城外就像铺了一层银霜。解放军阵地上到处都响起了锣鼓。战士们在丰富的会餐之后，成群结队在月光下做着各种游戏，笑声、叫声、掌声此起彼伏。而一线之隔的敌方阵地，此时却死一般寂静。
不久，解放军开始了对敌人喊话。有的喊：“蒋军弟兄们，你们过节过得好吗？你们在家乡过节是怎样过的？你们南方的月亮是不是比这里更美呢？”有的喊：“蒋军弟兄们，你们想家吗？今天是中秋团圆节，我们应该在阵地上玩玩，我们唱个歌给你们听好不好？”
这样喊了一阵子，随后一曲低沉的箫声从我军阵地上响起，伴着凄凉的调子，一个战士慢慢地唱道：“八月中秋月光明，照着长春一孤城，解放军过节多欢乐，你们守碉堡多苦情，解放军过节吃的是鱼和肉，你们吃的是酒糟掺豆饼……”这箫声、歌声伴着清冷的月光飘落在敌方的阵地上。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敌方阵地就陆续跑过来20多个人，他们一见到解放军就说：“昨夜，你们的歌都唱到我们的心里了，你们的箫更是把我们的兄弟统统吹哭了”。
穆青又一次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战争瞬间，很快，《东北日报》再次刊出了他写的通讯《月夜寒箫》，全文以白描的手法，再现了中秋之夜两军阵地对比强烈的生动景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中国战地通讯的范文。
进入10月，随着解放军围困战的继续，长春孤城陷入最后的绝境。国民党外无支援，内无粮草，每日仅靠有限的空投物资苟延残喘。严重的饥饿和惊恐彻底瓦解了他们的斗志。虽然蒋介石一再电促郑洞国抓紧时间迅速突围，甚至亲自下“手令”限定他们的最后突围时间，否则便以违抗军令罪予以制裁。但在解放军重重包围下，他们怎能突得出去呢？
堡垒终于从内部开始瓦解。10月14日下午，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首先率部起义，并写信给郑洞国，希望他以长春数十万军民的生死安危为重，放弃无谓抵抗，共举义旗。
六十军的起义极大地动摇了新七军的军心。面对大势已去的现实，新七军和新三十八师的士兵纷纷投降，甚至整连、整营、整团的人员自动整好队伍，架起枪支派代表来请解放军受降。一时间，解放军入城指挥所竟应接不暇。
18日上午，郑洞国7位谈判代表终于出面。他们同意集体缴械投降，惟一要求就是希望保证他们自兵团司令官以下全体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经过谈判，最后决定19日上午10时，解放军正式受降。
19日这一天，天气晴朗。一早，穆青便跟着肖华政委坐着一辆吉普车进城巡视。但见宽阔的马路上，百余辆受降的汽车正向四面八方飞驰，成群结队的蒋军官兵，一批批地向指定地点集中，阵地附近，到处堆满了美式枪械和弹药。偌大的一个广场上排满了坦克、重炮、战车和吉普，纵横成行，场面十分壮观。至此，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国民党新七军精锐之师竟不费一枪一弹全部被解放军接收。所谓固若金汤的长春亦遂告解放。
可笑的是就在这一天，美蒋的通讯机关还在播放什么“19日长春竟日激战，新七军死伤惨重，市区激战仍在进行中”云云。
新七军集体投降后，按照双方的协定，郑洞国的司令部也应在指定时间缴械出降。为此，穆青同摄影记者徐肖冰早早就等在中央银行的大门前，准备亲眼目睹郑洞国出降的情景，记录下这一历史性的场面。可是等来等去总不见郑洞国人影。
事后得知，郑洞国带着特务团400多名亲信官兵坐在中央银行大楼里不肯出来，是为了苦思如何应付蒋介石。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干将，他一方面知道大势已去，一方面又想保全面子，为此他亲自起草了最后一封致蒋的电文，除说明19日如何激战，现仅据守中央银行一座大楼，兵伤弹尽，今夜恐难度过之外，然后写道：“缅怀受命艰危，职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
21日晨6时，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在坚持要对天放一阵空枪之后，才终于携带随从官兵数十人从中央银行大楼低头掩面而出。
这时候天色阴沉微雨，市民们冒雨围观。
郑洞国在指定的地点，与他的冤家对头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肖劲光和政委肖华会晤。由于他坚持不见记者，穆青便以肖华的秘书身份参加了这次见面。
穆青很多年以后都还记得双方将领各说的一句话。
郑洞国在承认自己失败后说：“现在你们在东北已经胜利了，但蒋介石仍有上百万军队，还有长江天险的屏障，你们要想打过长江去，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肖华笑着对他讲：“看来你还不了解人民军队的力量，我们既然能解放全东北，一条长江又算得了什么？它绝挡不住蒋家王朝覆灭的命运！”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肖华的话。穆青在东北北线这场历时两个月的战场上，痛快淋漓地目睹了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没放一枪一炮而夺得整座城市的精彩大戏。他写下了东北战场上的最后一篇长篇通讯《一枪未放的胜利》。
东北战事结束后的穆青。
不久，穆青又奉命去葫芦岛港口采访国民党海军“重庆号”起义的消息，为他在《东北日报》的记者生涯画上了最后的句号。只是这个句号画得有点惊险。“重庆号”上有几个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他们在一天夜里，趁人不备，企图把军舰偷偷开向台湾，幸被起义官兵及时发现，未遂。当时，穆青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万一他们把船开走了，我岂不成了台湾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