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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白了，路白了，山也白了，天地万物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山崖。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手拉着手，在临近雁门关的一座雪山上艰难地向前移动。
这是很多年之后被穆青称为“艰辛的小长征”中的一幕。
1945年8月，在中国人民坚持了8年英勇抗战之后，加之苏联出兵东北，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施放了两颗原子弹，最终迫使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急剧地改变了中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东北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激烈争夺的焦点。东北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有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工业（重工业占当时全国的90％），而且紧靠苏联、蒙古、朝鲜。共产党如果掌握了东北，把东北建成重要的战略基地，便可使中国革命立于不败之地。
中共中央果断作出战略部署，派遣十万干部和军队开赴东北，取得共产党在东北大地上的主动权。一时间，各条战线迅速组织队伍，分别从晋东、山东、苏北、延安等地向东北进发。
9月中旬，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按照中央要求，抽调编辑、记者、翻译、出版、电务、印刷等部门共16人，由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任队长，组成挺进东北的先遣小分队。穆青是这支先遣小分队的一员。
东北在穆青的心里一直有着很深的牵挂。“9.18”事变后，当幼小的他第一次从一位泪流满面的路人口中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歌时，那片土地便成为他心中的第二故乡。他曾想，终有一天，他一定要到那里看一看。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这样快地来到了。
10月5日，16人的先遣小分队离开延安，踏上征途。
从延安到东北，全程几千公里，不通汽车，也没有火车，小分队惟一的代步工具是一匹骡子，刚好吴文焘的妻子是队里惟一的女性，这只骡子便理所当然地给她骑了，其余的人则完全要靠双脚走到目的地。
眼下，被困在风雪中的这支小分队，刚刚走出全部路程的三分之一。雪还在继续下着，从延安出发时，每个人换的一套新衣服已经破烂不堪，身上的粮袋也早就瘪了，风夹着雪花狠命地扑打在身上，寒气像钢针一样往骨头缝里钻，劳累、饥饿、寒冷一齐袭来。更要命的是，夜幕已经降临，他们只能借着积雪的光亮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谁也不知道今夜他们还能不能走出这座雪山，没有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呼气声。
突然，有人在山窝窝里发现了一丝光亮，16个人跌跌撞撞向着灯光扑去，一户山里人家的两间茅屋、一盘热炕、一缸仅有的可以用来充饥的大烟籽把他们救下了。
第二天，小分队赶到雁门关下。
雁门关地势险要，号称“天下雄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穆青和几个队友兴奋地登上了雁门关的城墙。但见关内关外白雪茫茫，峰峦耸峙，悬崖绝壁之间惟有一条连接关内外的通道，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穆青触景生情，不禁想到古往今来曾有多少民族英雄血染沙场，如今山河破碎，国难未已。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下了城墙，穆青和队友王揖走进瓮城。由于这里避风，集中了不少做小买卖的人，有一个烧饼炉，新出炉的烧饼黄焦油亮，香味四溢。两人正饥肠辘辘，于是全身上上下下摸口袋，除了这里用不上的边区票，竟找不出一个铜板。当时穆青身上背着一个盒子枪，实际上盒子里没有枪，只有一个红皮枪套，是缴获日本鬼子的，很漂亮。卖烧饼的人说：“你拿这个东西可以换我的烧饼，枪我不要，只要那个套套。”穆青、王揖想了半天，还是咽着口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出雁门关，小分队继续向北挺进。这时的他们，近看是一支队伍，远看就像一群逃难的人。他们从延安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已消耗殆尽，仅有的一点大洋也用光了，走到哪儿吃饭都是向老百姓打借条借，就这样，他们还是饥一顿饱一顿。
有一天，在行军路上，穆青竟迎面碰上了冯若泉，这意外的相逢使他们彼此十分激动。原来冯若泉所在的抗大绥德分校全体师生，此时也奉命赶赴东北支援新区建设。很多年以后，穆青在纪念这位一生如兄的亲密友人的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他看到我须发蓬松，衣衫不整，腰里系着一条空米袋，脚上还穿着草鞋，一双棉袜竟露出脚趾……他几乎流下泪来，当即打开背包，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和一条白毛巾，不容分说地塞到我手里。大部队行军他不敢久停，临别只说了句“保重，咱们东北再见”就匆匆上路了。
小分队依旧每天饥一顿饱一顿地行进着，这样的日子直到他们到达张家口才有了改善。
张家口这时已经解放，原晋察冀边区的首脑机关全部迁移到此。他们一行受到《晋察冀日报》总编辑邓拓的热情接待。他们第一次吃上了饱饭，换上了新衣服、新鞋，住进了日本人逃离后留下的洋房。晚上穆青和同住一屋的王揖，望着由一根细线控制，一拉就亮再一拉就灭的电灯，好奇得不得了。那一夜，他俩拽着灯绳一拉一关玩了大半夜。
1945年5月，穆青和冯若泉（右）在延安合影。
这应该算是穆青第一次接触“现代化”，他充满新鲜、好奇，就像他直到老年依然对生活中的新事物充满好奇一样。不过，第一次的接触也让他有些窘迫。第二天，他走进街上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师用通了电的推子在他头上“嗡嗡”地推着，他感到头皮一阵阵发麻；好不容易推完后，理发师又拿起一个类似手枪的玩意儿“呼呼”地响着，向他的头伸来，他再也不能忍受，放下钱，夺门而逃。后来他知道了那玩意叫电吹风。
三天的城市生活，大家恢复了体力，继续上路。邓拓派报社的同志把日本人仓库里囤积的白糖给他们每个人分了几斤，千送万送，挥手道别。
路上的人烟渐渐稀少，大片大片的庄稼地荒芜凋零，远处的村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透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哀凄。
他们终于踏上热河
的地界。
这就是他千思万想的东北大平原吗？这就是歌里唱到的“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黑土地吗？穆青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这片饱受日寇铁蹄蹂躏的国土，满目疮痍，遍地赤贫。街道上到处坐着一堆堆披着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的男人，在靠阳光取暖，有些人身上胡乱裹着几块麻袋片，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路边不时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人横七竖八地躺卧着，不知是死是活。许多人家，女人没裤子穿，出不了门，白天就只好用破被子围坐在炕上。
小分队到达宿营地，很多人围上来向他们哭诉；等到开饭他们拿碗去盛时，周围竟有一圈碗伸过来。看着那一双双混浊而无助的眼神，每一个队员都内心酸楚，常常一口饭含在嘴里，哽在喉头。有一次，老百姓看到他们带有白糖，就像见到宝贝，纷纷乞讨。原来这里好多年都没有见过白糖了，孩子们根本没尝过糖的滋味，就连老人们吃药要用点白糖做引子，也无处寻找。就这样，几斤白糖他们自己没吃多少，都分给这些可怜的同胞了。
若非亲眼所见，穆青无法想像亡国奴的生活竟到了这般惨不忍睹的境地！
如果说，他参加革命时，曾在黄河故道上看到的那一幅难民“流亡图”是民族苦难的序幕，那么这一次他看到的则是这一场苦难之后的结果。作为一个中国人，穆青空前强烈地体味到四个字：民族耻辱。这种耻辱像钢钎一样深深地嵌在他的心里，成为他一辈子的创痛。
12月24日小分队到达奉天
阜新。
东北的气温此时已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他们穿的棉衣根本挡不住这种严寒，不少人的手和脚都冻伤了。驻守在这一地区的林彪、黄克诚得知情况后，立刻派人给他们每人发了一顶皮帽子，一件皮领大衣，还有一双皮靴子。他们总算有了充足的御寒装备，得以继续前进。
辽西丘陵地带遍地冰雪，每天早上起来看到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积雪常常深到膝盖，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有一天，雪下得特别大，一步一个深深的雪窝，每走一步都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脚从雪窝里拔出来，裤子上的雪越沾越多，最后结成了冰疙瘩，腿像棍子似的完全失去了知觉。好不容易走到宿营的村子，天已经完全黑了。
穆青和王揖住的那户人家，屋里只有一对老夫妇，得知他们是关内过来的抗日队伍，两位老人高兴得团团转。老妇人赶紧生火烧水，老汉则忙着招呼他们上炕取暖。看着王揖已经脱掉靴子上了炕，穆青也急忙拽住靴子往下脱，没想到靴子和腿已经冻在一起，怎么也脱不下来，他急得便让王揖帮忙拽，老汉连忙上前制止：“孩子，千万不能硬拽，也不能拿热水猛浇，你的腿脚已经和靴子冻在一起，成了冰砣砣，硬拽连皮肉都要撕下来。要是用热水浇，肉就要烂，一烂恐怕连腿脚都难保住”。
老汉端来一盆冷水，把穆青的双脚连同靴子一起浸在冷水里，过了一会儿，冰碴渐渐化开了，他又小心地拽下靴子，然后解开自己身上的棉袄，把穆青两只冰凉的脚搂在胸前，用两只手慢慢地揉搓、按摩。过了好久，穆青麻木的双脚开始感到发痛，又过了一会儿，逐渐发热，最后终于恢复了知觉。那一瞬间，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老人胸怀间的温热透过双脚传到全身，一直传到他的心里。
他张开嘴想对老人说句什么，只见在昏暗的灯光下，善良的老人还一直抱着他的腿吃力地按摩着，一双眼睛里满是慈祥与爱怜。刹那间，穆青突然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一种亲人般的温暖漫过他的心，只觉得鼻子发酸，喉头哽咽，说不出话来，泪水顺着脸颊大颗大颗地落下……
很多年以后，穆青回忆：
多少年过去了，这个雪原上的小屋，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告诫自己，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今生今世，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
第二天清晨，穆青又重新上路了。这座雪原上的小屋，成为他心底深处一生的珍藏……
1946年2月春节前夕，先遣小分队经过4个多月的跋山涉水，胜利到达东北局驻地海龙县，与《东北日报》的同志们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