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傍晚天空无云

半夜下起雨，风夹裹着雨水在窑洞的门前呜咽着，一直没有睡着的穆青被这声音噬咬着，心头一片空茫。

上午，清凉山整风学习委员会再一次召开大会，号召“失足者”速速坦白。会上公布了一批新的被抢救人员的名单，当他听到“穆青”这两个字时，好像被人迎头猛击了一棒。怎么会呢？怎么可能呢？整个上午、下午一直到晚上他都在想这件事，越想越理不出个头绪。他翻身下床，拉开门，夜黑漆漆的。

这是穆青延安岁月里的一段“悲歌”。

1942年冬天，延安整风运动由学习文件、检查思想转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整风特别有味道，不是整死人，有些特务分子讲出了问题，也不是把他们杀了，我们要争取他们为人民，为党工作。你们整了风以后，眼睛就亮了，审查干部以后眼睛更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胜利呢？去年有整风，今天有审干，使你们把问题搞清，两年之后保证你们提高一步。”

然而，审查干部的工作并没有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由于在审干中发现了个别特务，一些人便夸大敌情，把延安说成是“特务如麻，到处皆有”。1943年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题为《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他说：“一个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得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要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因此，我们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地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了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至此，延安的审干运动变成了“抢救运动”，仅仅半个月就挖出了特嫌分子1400人。延安犹如夏季里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寒，猝不及防。

身兼《解放日报》、新华社两家社长的博古并不是一个点火就着的人。他经历过党内多次斗争，也推行过“左”的错误的肃反路线，深知错误路线会给党内带来严重的损失；另外，他不否认敌人是会打进革命内部来的，但是清凉山朝夕相处的同志他大都了解，能有几个特务，需要这样大动干戈？因此，“抢救运动”一开始，他几乎按兵未动。

康生大怒，直接点名批道：“你们清凉山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怎么就是抓不出来？！”他指定博古立刻派人去西北公学（康生的试点）学习受训。

博古无奈，派出了报社负责党的工作的陈坦。陈坦到了西北公学，正赶上那里召开“抢救失足者大会”，大会主持人做了言辞激烈的动员报告，劝告“失足者”自动坦白交代。大会树立了宽严的榜样，当场逮捕了一个“证据确凿”而又不肯主动交代的“特务”分子，同时又有好几个人主动上台“坦白交代问题”，大家鼓掌表示欢迎。最后由一批正在被审查的对象上台主动交代问题。就这样，一场大会下来，又抓出了十几个“特务”。

陈坦进一步了解到，这里抓特务的主要经验是一套“车轮战术”和“逼供信办法”。所谓“车轮战术”，就是组织“积极分子”分批对受审对象连续审问，疲劳轰炸，24小时乃至48小时不让受审者休息和睡觉；“逼供信”则是向受审者提示其证据，强迫其承认，不承认决不罢休，一旦供认了，马上定罪。

博古等编委会负责人听了陈坦的汇报后，感到十分吃惊。但又慑于康生的批评，只好决定按西北公学的一套模式照办照抄。于是一场捕风捉影、大搞“逼供信”的“抢救运动”在清凉山上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中央各新闻机构无一幸免。《解放日报》成为这场风暴的漩涡。

一位记者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有位领导便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放，大声吼道：“不坦白，我毙了你！”然而“逼供信”逼了半夜，没有一点结果。他实际上根本不是特务。

还有一位记者，因为自己的爱人被怀疑是“特务”，心中十分烦闷，吃不下饭。有人便说他是向党“绝食”，报社专门召开了一次对这个记者的批判会。这个记者据理力争，使参加批判会的人也批不下去了。

后来，“抢救运动”从知识分子扩大到了工人。一位总务科长在“逼供信”的高压下，愤怒至极，刎颈自杀。

再后来，甚至负责领导这场运动的干部也被怀疑、审查。副刊部主任、“抢救运动”领导人之一艾思奇，由于对这样的做法有意见，而被撤销了领导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清凉山被怀疑的对象越来越多，不少人被看管，有的人被社会部抓走，一时人人自危。

年轻的穆青是第一次经历革命队伍内部如此惨烈的斗争。一开始，他非常惶惑，看到从敌占区来的同事们一个个被审查，也弄不明白这些人究竟有没有问题。不久，“抢救”范围扩大到他熟悉的人身上，甚至和他最亲近的两位“鲁艺”的同学也成了“抢救”对象，引起他的疑虑。再后来，运动越来越升级，如野地里的火狂乱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眼看着一个又一个人被抓走，一个又一个人被停止工作、交代检查，情况最严重时，编辑部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受到审查，最后连值班编辑、采访记者都已经安排不开。他由疑虑变为深重的悲哀。

那一天，与穆青同住在一间窑洞的记者普金也遭到审查。普金学生时代即参加革命，秉性刚烈，无端蒙受冤屈，一时难以辨别，气得双手痉挛。穆青无言地坐在他身边，握住他的手轻轻地按摩，把他蜷曲僵硬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开，又一根一根地拉直……

这之前的穆青，心中对革命内部的认识一直如一弯纯净的新月。他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纯净的世界里，也会刮风，下雨，下霜，甚至下冰雹。纯净的世界第一次在他的面前呈现出另外一种颜色，似乎是一种极不协调的颜色。只是在几十年之后，他才懂得，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绝对纯净的地方，即使是在革命队伍的内部。而眼下他太年轻了，无法理解这一切。

风雨仍在黑夜中肆虐。想起白天大会上那句“速速坦白”，穆青不禁打了个寒噤。坦白什么？他的脑子里一遍遍过电影：初中毕业后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八路军，在前线打了两年仗入了党，然后由部队送到延安进了“鲁艺”，从“鲁艺”又分配到报社，既与国民党无瓜葛，更与特务无牵连，这样的历史简直如一潭清水，一眼见底。他想不明白：如果像我这样的中学生也要怀疑，那外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可信任的人吗？

在这个风雨呜咽的晚上，来到延安后的穆青第一次想哭。这种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不信任，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打击都令他伤痛。

抢救运动依然如火如荼。尽管穆青向组织上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每一点历史，但是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解决，他仍然被要求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审查。

穆青性格中刚硬的一面，在这样的时刻又一次凸显。他对自己认定的道理有不为任何挫折所能动摇的坚持。也许他的表现只是沉默，但这沉默中有最坚韧的力量。对来自组织上无论怎样的审查，他始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地回答，既不减少什么，也决不夸大什么。

有一天，他与副刊部编辑黎辛在清凉山南天门的露天厕所相遇，他们是大同中学的同学，曾在一起办过《群鸥》杂志。黎辛早他一年从“鲁艺”毕业，又早他一年进《解放日报》。这时黎辛已经被审查多日。两人见面，相互想说什么，欲言又止。最后穆青问他：“你是特务吗？”“不是。”黎辛又问他：“你是特务吗？”“不是。”两人相互交换了一种只有他们彼此懂得的相互鼓励的目光，匆匆分手。

穆青在委屈和愤怒的折磨中，也是在坚韧的沉默中一天天度过。

他时常想念起大同中学的老师和同学。组织上曾让他为自己交代的历史提供能信得过的证明人。他的老师同学人人都能证明，但是，眼下他们分散在各个敌后根据地，天各一方，音信皆无。他曾问过自己，如果他们听说穆青被当成特务审查了，是会大笑呢，还是会哭呢？

穆青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运气这个东西。正在他极度苦闷之际，突然接到一封从绥德抗大寄来的信，打开一看，竟是他中学最好的朋友冯若泉写来的。冯若泉这时候已经从前方随抗大来到边区的绥德，因为在《解放日报》上看到穆青的文章，估计他在报社工作，便试探着写来了这封信。穆青喜极而泣，两行热泪打湿了信笺。他随即把信交给了组织，说写信人可以为他证明一切。事情暂时就这样搁下了。他等待着。

一天，报社采访通讯部部长裴孟飞忽然通知穆青去采访。采访谁，采访什么，他都没有明说，只是告诉穆青去找359旅的王震旅长，由王旅长带他一同去。

穆青来到抗大，找到王震，王震让警卫员牵来一匹马说：“走吧。”

“去哪？”

“去见毛主席。我们南泥湾有一个劳动模范，毛主席今天要接见他。”

“呵……”

陡然间听说要见毛主席，穆青的心不禁咚咚直跳。能采访毛主席的活动是难得的荣幸，可一想到当时的政治气氛和自己仍然被审查的处境，就不免紧张起来。他心里七上八下，跟随王震向毛主席住处走去。

毛主席住在枣园，当他们走进主席的窑洞时，毛主席已在院子里等候他们。

院子很宽敞，一棵大树下有一个石桌，几个石凳，他们在石凳上坐下。那位劳动模范还没有赶到，王震被通讯员叫走商量什么事去了，一时院子里只剩下毛主席和穆青两个人。本来就很紧张的穆青，这下更加坐立不安，两只手一会儿放在面前，一会儿又放在两边，眼睛也不知该向哪里看。见到他这样子，毛主席笑了，亲切地问他：

“你是《解放日报》的记者？”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穆青。”

“是不是左昭右穆的穆，青春的青？”

“是的。”

“我们党内有一个与你同名同姓的同志，他从广东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不久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片刻沉默。毛主席又问道：

“你是哪里人啊？”

“河南杞县人。”

“那是古杞国，‘杞人忧天’的地方。”

毛主席看着这个年轻人，又幽默地问了一句：“你忧天吗？”

“我不忧天。”

毛主席笑了。

这时，穆青紧张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毛主席的和蔼、幽默和睿智让他感觉像面对一个可亲可敬的老师。

话题又转到报社的工作和生活，毛主席很关心地问他：

“报社伙食怎么样？”

“还可以，一个星期可以吃到一两顿馒头和肉。”

毛主席点点头说：“报社工作很辛苦，伙食应该搞好。”

随后，毛主席又问：“你们那儿整风运动搞得怎么样？审查了多少人？”

穆青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几乎连想都没来得及想，脱口回答：“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受到了审查。”

“有那么多人受到审查？”毛主席有些惊愕。

“是的，有那么多，光我们采访部十七八个人中，就只有三四个人未被审查。”这时候，穆青积郁多日的苦闷，再也无法控制，他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在毛主席面前一五一十地把心里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

“主席，我也不大理解，不大相信会有那么多特务，我有一个同学在河南开封时，我们就一起搞救亡运动，后来到了延安又一道上了‘鲁艺’，一道在报社工作，怎么一下变成了特务？”

毛主席沉思片刻，问：“你怎么看啊？”

穆青率直地说：“延安是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那么多青年和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延安，主要是投奔党和参加革命的。当然可能会有个别坏人趁机混进来，但大多数人可能没什么问题。”

毛主席严肃地点点头说：“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可靠，共产党还有什么伟大可言？革命还有什么凝聚力？整顿党的作风，同时审查一下每个人的历史这是可以的，但不能扩大化，更不能搞逼供信。现在已有不少同志向中央反映这一问题，我说搞错了，要平反；戴错了帽子，要把帽子摘下来，要脱帽鞠躬。你回去跟博古同志讲一下，搞错了的，一定要平反，要赔礼道歉。”

穆青怔怔地望着毛主席，原来满脑子的困惑、不解，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只是咧着嘴一个劲地笑，鼻子却是酸酸的。

这时那位劳动模范来了，毛主席和他谈话，穆青便坐在一旁，边听边记。谈话结束已近傍晚，毛主席留王震、劳模和穆青一道吃饭。饭桌上，毛主席不时地向劳模和穆青的碗里夹菜。临走时，穆青问毛主席今天接见劳模的事报不报道？毛主席说：“不用报道了。”

回到报社，穆青没有找到博古，就把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告诉了裴孟飞。裴孟飞听后笑着说：“这下你可以好好安心工作了，让你到毛主席那里去采访，不就说明党对你的信任吗？”

事后，穆青了解到在这次采访之前，组织上已经收到了冯若泉为他写来的证明材料。冯若泉在材料里写道：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向党保证，穆青的历史是清白的。

不知道组织上是因为收到这份证明材料才派给穆青这次采访任务，或者只是个偶然。但无论如何，这次与毛主席的谈话，在穆青的生命中刻下了他一生的信念：共产党是坚持实事求是的。

这种信念成为他政治生命中的准星。在他其后半个多世纪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风浪中，他的目光始终盯着这颗准星，从无偏离。

又一个傍晚，穆青工作一天来到窑洞前的山坡上，心情就像雨过天晴般的灿烂。自打枣园回来不久，组织上便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7月30日，毛泽东亲自提出了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的方针是逼供信三个字。”

10月9日，毛泽东在批阅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1944年元旦，中央军委所属的通讯部门负责人王诤，因为所属部下有1000多人都被“抢救”成“特务”，无法进行工作，因此在这一天带着一批挨整被搞错的干部，来到毛泽东的窑洞前，站得整整齐齐，向毛泽东同志拜年。毛泽东出来一看，站了这么一大片，他明白了，讲了一番话：“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也向我敬个礼！”毛泽东这番话，实际上是宣布他们解放了。大家高兴地向毛泽东同志敬了礼。

不久，中共中央确定由陈云同志负责进行甄别工作，平反冤假错案。清凉山上，博古代表党组织向受了委屈的人公开道歉，并且让他们提意见，提批评，让他们“出气”。

回想这一幕幕，穆青笑了。

抬头望去，天空湛蓝湛蓝的，万里无云。他猛然间记起，那个在枣园与毛主席谈话的傍晚也是这样湛蓝的天空，也是这样的万里无云…… oxWDI60vNgkbNCZewDsr+mHoaEvIXgUjTF8uqOMGEYATu+dPtnb0QgUOdCs5c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