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凉山出发

命运老人把一条可以一眼望到底的坦途对穆青关闭，给他开启的却是另一条层峦叠嶂的山道。它注定他一生都要攀登，因为他踏上了清凉山。

清凉山位于延安城东北的延河之滨，与隔河相望的凤凰山、宝塔山成鼎立之势。

自唐宋起，清凉山就是名胜之地。它山势雄伟，古迹荟萃，存有大量北宋年间完成的石窟雕刻艺术珍品，其中最大的石窟万佛洞的墙壁上，刻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浮雕佛像一万余尊，是宋代石刻艺术的精华。北宋时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登临清凉山，写下著名的诗句：

金明阻西岭，

清凉峙其东。

延水延中出，

一郡两雄城。

抗战爆发以后，由于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清凉山的古迹几乎全部被毁。然而，这时的清凉山却以它新的雄姿傲立于世。

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清凉山集中了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中央出版局和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等中共中央的全部新闻机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就是从这里传播到全中国、全世界的。

百年积弱叹华夏，

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作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

陈毅1945年写的这首诗，道出了清凉山新的神韵。

穆青来到《解放日报》时，正是这张党报历经改版的重要历史时期。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这次改版在清算原有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客里空”等种种积垢的同时，确立了党报必须具有的四个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对于刚刚踏进报社大门的21岁的穆青来讲，这一时期成为他人生链条上打造灵魂的重要一环。

这一天恰逢“九一”记者节。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来报社与大家共度节日，他听说穆青和张铁夫是从“鲁艺”来的学生，便与他们说了不少的话，末了他说：“新闻反映现实斗争并为之服务，比文学更直接更迅速，值得为它贡献毕生的精力。”

《解放日报》社建在清凉山的半坡和岩底，编辑部的办公室分设在临山而凿建的十孔石窑洞内，石窑洞往东，有上下几排十多个土窑洞，这是工作人员的宿舍。再往东就是新华通讯社。《解放日报》社社长是博古，他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张铁夫被分配到报社的采访通讯科。

穆青的记者生涯是从采访一位边区老工人赵占魁开始的。

那是来报社的第二天，他和张铁夫接受了采访任务，俩人很激动，每人领了两支铅笔和两个用马兰纸订成的采访本，又各自找了一根爬山过河用的木棍，就直奔30里外的安塞县温家沟农具厂。

温家沟是一个不大的山村，农具厂设在它附近的山沟里，几排窑洞，几座大棚就是全部厂房，它名为农具厂，实际主要生产手榴弹、枪械，附带生产犁、铧、镢、锹等一些农具。

当他们在上千度高温的熔铁炉旁第一眼见到赵占魁时，由于太热，这位老工人正张着大嘴不停地喘气，他的棉袄上渍着一层白花花的汗碱，头上戴着一顶已被汗水沤破的草帽。听两位记者说明来意，他咧咧嘴笑笑。中午休息时，穆青和张铁夫围着赵占魁按照事先设计好的问题，连珠炮似的发问开了。

“老赵，你们翻砂做芯子，怎么会比以前多做出一倍？”

“老赵，你是怎么带徒弟的，他们怎么学得这么快？”

“老赵，听说你生病还坚持上班……”

“老赵，……”

“老赵，……”

哪曾想任凭他们正面、侧面怎么问，这位老工人总是笑一笑，半天说一句“没啥”。他们急得满头大汗，刚来时的兴奋劲再也提不起来了。

农具厂厂长徐驰看到了两个记者的窘迫。这位同济大学毕业戴着眼镜的厂长对他们说了一番交心的话：“有些善于自我吹嘘的人总是把自己装饰得很圆满，甚至他能说得使人家把他很瘦的身体当成一个大胖子；可是你也能找到一种完全相反的人，那就不能不提到赵占魁了。对于自己的好处，他自己从来没有讲过。但是只要你和他在一块呆上三天，你就不会不佩服他。对于他，一个只看表面的人，是不能很正确地了解他的。”

穆青半天没有吭声，徐驰的话让他感觉脸上热辣辣的。

第二天，他和张铁夫走到赵占魁面前，对他说：“老赵，我们给你打下手来了。”

接下去的日子，白天他们和赵占魁一起呆在炙热的熔炉旁，帮他拉风箱，做砂箱，晚上就和他并排睡在一个炕上聊家常。面对着这位老工人，穆青生出一种久违了的亲情。他开始意识到，对于有着一颗金子般心的人，只能以心换心。

二十多天的采访，使两位记者透过赵占魁黑红的脸膛、粗糙的双手，看到了他平凡而又高尚的主人翁的内心世界。

怀揣着记得密密麻麻的采访本，穆青、张铁夫回到报社，在他们住的土窑洞里开始写稿。

一天晚上写到半夜，两人困极了睡下。不想，突然山洪暴发，大水冲进窑洞，墙倒梁塌。张铁夫的床离门近，他一步蹿了出去，穆青靠在里面已经无法逃脱，他双手抱着头，一动也不敢动地贴着墙角，任凭土块、泥浆像雨点般地砸下。所幸这面墙竟始终没有倒。当他被赶来救援的人从烂泥堆里拉出来时，发现除了身上穿了一条短裤外，所有的衣物都被压在窑洞下了，包括写了一半的稿子和全部采访笔记。

他们搬进新窑洞，凭着年轻人的好记性，重起炉灶。

1942年9月7日，《解放日报》第二版登出了穆青、张铁夫的第一篇报道《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9月13日、14日《解放日报》又连续刊登了他们的长篇通讯《赵占魁同志》。通讯旁边还配了延安的木刻家张谔创作的木刻头像。这位朴实的老工人正露着门牙亲热地向读者微笑，脑门上有几道黑黑的皱纹。

穆青没有想到，这些报道竟在边区引起强烈反响。工业战线上纷纷掀起学习赵占魁的热潮，边区政府把赵占魁树为特等劳动模范，在随后召开的英雄大会上，毛主席亲切地和赵占魁握手。不久，敌后根据地来电响应，一场学习赵占魁的运动在全国解放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穆青几乎被这样的反响震撼了。他拿着报纸看了又看，不断地问自己：这就是新闻的力量吗？

如果说穆青最初来报社很大的成分是服从组织分配，那么此时他开始真的被新闻这个事业所吸引。

随着《解放日报》改版的不断深入，报社每时每刻都充满了新旧不同思想、不同作风的碰撞与摩擦，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新闻观就在这种碰撞与摩擦中植入这里每一个人的头脑。对于年轻的穆青，这种植入更为深入骨髓。

有一次，穆青被派去采访苏联医生阿洛夫讲述苏联人民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报告会。阿洛夫是受苏共中央的派遣来延安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医疗事业、并为延安居民看病的，深受人民的尊敬。

一进会场，穆青就被听众高涨的情绪感染了，特别是当阿洛夫讲到动人处，会场上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穆青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他坐在那里激动得不得了，跟着大家一起拼命地鼓掌，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回到报社后，稿件一气呵成，他特别满意的是，写出了会场的热烈气氛。

没想过了不久，社长博古把他叫去，手里拿着他交上的稿子：

“这稿子是你写的？”

“是的。”

“你去会场没有？”

“当然去了。”

“那阿洛夫做报告没有？”

“做了，很精彩。”

“你认真听了？”

“是的。”

这时，博古一下子严肃起来，说：“你看你这里怎么写的，‘会场上自始至终掌声不断’，既然自始至终大家都在鼓掌，那阿洛夫还怎么做报告，大家还怎么听报告？”

穆青的心“咯噔”一下，顿时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显然他由于一时激动顺手写出了这种夸张的句子，却没有想到，完全违背了事实和常理。他老老实实地向博古承认了错误。

曾一心想当作家的穆青与一个无产阶级新闻记者之间，无疑有着不小的距离。从修辞学上的夸张到实事求是，看上去只是那么小小的不同，但是他知道，要跨越这个距离，还需要痛苦的磨炼。

五十年前响在延安的掌声，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

这是他80岁时说的话。

接下来并非他亲历的一件事，再次让他铭记。

一天，延安的边区政府召开会议，被派出采访的记者事先赶到会场，要了一份当天出席大会的领导人及社会贤达的名单，就回去写稿子去了。第二天稿子见报后，不少读者向报社反映，你们的报纸真了不起，能让死人去参加会议。原来就在会议即将召开前，原定出席会议的一位同志突然暴病身亡，那位记者没有根据当天实际到会人员的情况进行核对就把稿子发出来，由此出了这样的“笑话”。博古十分恼火，把这位记者狠狠地批了一顿：“您这支生花妙笔可真不简单，竟能起死回生，把死人写活，还请他来参加会议！”

博古的气恼并非仅仅于此。在改版之前《解放日报》曾多次出现失实报道。其中1941年9月4日，报纸登了一条新闻“鄜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纱声”，真实的情况是，家家户户都有纺纱声的鄜县，竟然没有一辆纺车。还有一些生产和前线战报中也有夸大的数字。

毛泽东曾为此严肃指出：“不真实的新闻，对群众谓之不真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陆定一针对这一问题，专门写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无产阶级新闻在事实上必须完全真实”。

“真实”成为改版中《解放日报》天天敲响在记者耳边的警钟。博古形象地比喻：“作为党报的记者，每到一地采访，不要像公鸡，趴在别人的墙头上哦哦地高啼几声就拍拍翅膀飞走了，而应该像母鸡在一个地方就要好好地下蛋，孵出小鸡。”

穆青把博古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尽管这篇稿子不是他写的，但是他知道，自己处在这个危险的边缘，一不留神，下一个就是他。

精神的磨炼的确是艰难的。不久，穆青经历了一次更深刻的教训。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密令重兵驻守在西北的胡宗南部队集结兵力，紧逼陕甘宁边区，并借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叫嚣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一时，边境线上炮击和小规模的骚扰事件频频发生，内战危机迫在眉睫。

中共中央一面在军事上准备反击，一面利用《解放日报》、新华社等舆论工具，展开宣传反击战。

7月9日，延安召开3万人的“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民众誓师大会。

《解放日报》的记者们全部被派到会场，分头采访。穆青的任务是为大会的特写收集材料。大会开得庄严隆重，记者们深受鼓舞，回来后大家在一起讨论了消息和特写的框架，把采访的材料交给执笔的记者，就都回去睡觉了。

半夜时分，穆青他们睡得正香，忽听有人敲门，说博古找他们，让赶快去。当他们赶紧跑到办公室时，博古已在那里等着了。他抖着手里的稿子，脸色铁青，几乎是吼着说道：

“这么重要的大会，又是非常时期，非常的新闻，你们这么多人去采访，写了这么久，仍然写不好，简直是一群笨蛋！”

报社的人都知道，博古这个人虽然平时容易激动，但还很少生这么大的气。显然问题很严重，谁也不敢说话。

原来，博古一整天一直关心着这次报道，晚上等了好久，仍不见送审稿，他坐不住了，直奔记者的办公室，拿起尚未写完的稿子看起来。这一看，他火了。稿子从一开始就写了很多程序性的东西，写到一大半还没有抓住大会的要害。最后博古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让人把参加这次采访的所有的记者统统找来，他有话要说。

望着眼前这些年轻的记者，博古确实有些恨铁不成钢。他说：“从你们写的稿子看，你们对边区人民热爱共产党的深厚感情还理解不深，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的危险还认识不够，对边区军民团结一心的威力信心还不足，因此没有把群众的激愤、决心和力量充分表达出来。”

他看看时间已到凌晨，拿起稿子当场改起来，记者们已睡意全无，老老实实地围在桌边看博古改稿。

其实与其说是改稿不如说是重写。很快，稿子出来了，博古拿着稿子，一字一句读给大家听。稿子开门见山，提纲挈领，把延安军民同仇敌忾，誓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决心和气氛表达得痛快淋漓。稿子读完，记者们竟一时说不出话来，每个人的心都在狂跳。

博古出门前，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道：“你们似乎不懂政治，不懂政治就不懂新闻。”

清凉山这个不眠之夜，让穆青长久地思索：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新闻？新闻与政治有怎样的关系？无产阶级事业需要什么样的新闻？……

人生成长的要紧处，常常就是那么几步。这个夜晚成为穆青的无产阶级新闻观最终确立的一个重要契机。就像一只孵化的蛹，他在清凉山这个红色新闻的大本营里，一点一点完成着自己精神上的蜕变。当他最终由蛹成蝶时，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动摇他所信仰的一切，就像不能动摇他生命本身一样。

和精神一起成长的是穆青的笔杆子。这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采写的反映白洋淀人民抗日斗争故事的《雁翎队》。

这篇稿子的素材是穆青从一位由河北白洋淀军分区来延安学习的干部那里听到的。他兴奋不已，一连几个晚上沉浸在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写出了一篇充满浓郁诗情画意的稿子。他没把握，这样的东西能上报纸吗？稿子在抽屉里压了一段时间后，他把它悄悄地塞给了此时在报社副刊部当编辑的他的中学同学黎辛。黎辛看后，立刻转给了副刊主编舒模、严文井，他们大为欣赏。这样，1943年8月22日的《解放日报》副刊上首次刊登了报告文学《雁翎队》。这篇不足三千字的文章，第一次展露了穆青带有明显文学色彩的新闻写作风格。这种风格他保留了一生。建国以后，《雁翎队》成为各大学新闻专业的必读篇目，并被列入各种版本的报告特写通讯集中。

清凉山上的生活给予穆青的还有许多。官兵平等的民主气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都使得年轻的他对这个如大家庭般的革命集体有着很深的眷恋。他曾在很多年之后的一篇日记中，清楚地记下了报社一次灯谜晚会的情景。

有一年《解放日报》编辑部举行春节联欢晚会，博古、陆定一、余光生等都和大家在一起跳舞、猜灯谜。我记得博古同志那次兴致很高，他亲自出了好几个灯谜，其中有这样两个字：“十”打一字；“TEN”打一字。他说，谁能够猜到这两个字谜，可得晚会的头奖。当时许多人都被吸引过来，我也参加了这一行列。大家想呀想呀，猜了许多，博古都摇头微笑。后来，我终于猜破了“TEN”字，谜底是“谭”字。人们要我解释，我说谭字不是“西言曰十”吗？博古很高兴。他说，还有一个“十”更难猜，猜对了才是真本领。于是大家又集中在这个谜上思考。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晚会上跳舞的人也散了，原来一些猜谜的人由于猜不着也陆续走开了。张贴的所有灯谜统统有了答案，惟独这个“十”字还高高地悬挂在那里，向我们示威。博古也很关心他这个难谜的命运，出出进进好多次，每次都问掌握谜底的陈企霞是否有人猜中？但每次都微笑着走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一点多钟了，夜班编辑都去工作，其他人也大多回窑洞睡觉了。只有我和黎辛、王揖等五六个人还在苦苦思索。陈企霞看我们那副傻样，几次笑着说：“算了，睡觉去吧，这个谜底你们连边都摸不着，别浪费脑汁了，我要收摊了！”可我们坚决不答应。我说：“不猜出这个谜，我绝不睡觉！”正说着，博古又一次走进来，听到我们的豪言壮语，他哈哈大笑，告诉陈企霞：“让他们猜到天亮，看他们哪个秀才能最后夺魁！”那时我们都年轻，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倔脾气，我心想，再难我也得破这个阵！洋十字都破了，还怕这个土“十”字。后来博古走了，艾思奇又走了进来，大家都请这位哲学家猜谜。陈企霞笑吟吟地说：“这个谜别人猜不到，思奇同志应该猜到。”没想到，这句话竟像一道闪电立即把我满脑子的乌云统统照亮了。我心想，对，是艾思奇的思字。但我没有马上说出来，而是考虑再三，充分肯定之后，才向陈企霞说：“是不是思想的思字？”陈企霞一听，立即欢呼起来：“猜中了！猜中了！”这时，许多人都围上来问我，“为什么？”“为什么是思？”我说：“十是田字的心，田心加在一起不是一个思吗？”大家一听纷纷在手心里划起来，都说这个谜太精彩了。陈企霞也祝贺我终于夺了状元印。我说，这倒要谢谢你的指点，没有你说“艾思奇应该猜到”那句话，我也不会想到思字上。

后来陈企霞兴冲冲地把这件事的结果跑去告诉博古同志，博古同志哈哈大笑，埋怨他不该多嘴说那句话，但又说，年轻人一点就通，能猜出来也不简单了。

那一晚，我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这两个谜和当时的情景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到1945年离开延安，穆青在清凉山工作生活了3年。3年，弹指一挥间，对于穆青却是一生一世。

半个多世纪以后，当穆青成为中国20世纪杰出的新闻记者，许多人好奇地问：为什么他对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为什么他的新闻作品总是回荡着鼓舞人心的主旋律？为什么他毕生都在讴歌先进模范人物？甚至有人问：为什么穆青很少写揭露性的新闻？其实，所有的答案都可以在清凉山上找到。

古稀之年的穆青曾记下自己的这一段心迹：

清凉山上的这段岁月，虽然充满了艰难困苦，犯过许多今天看来似乎是幼稚可笑的错误，也直接或间接地挨过很严厉的批评，但正是在这种“严”字当头的环境，给了我思想和业务方面严格的训练和培养，使我认识到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和党报记者的神圣职责，树立了无产阶级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这一唯物主义新闻观，培养了记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作风，也摆正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正是这些艰苦的锤炼，奠定了我半个多世纪新闻生涯的坚实基础。

水有源，树有根。穆青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实践，其源在清凉山，其根也在清凉山。清凉山是他的出发地。 v+V4Sow4J9MlGt4G1DvEMRHvunQPP8jLQfdppIejyQySiVOCn/rDnMS6F0igKC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