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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六点多钟，我喝过茶，从驿站出发，那个站名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是在顿河哥萨克军区一带，离诺伏契尔卡斯克不远。当我用皮外套和车毯裹紧身子，跟阿廖沙并排坐上雪橇时，天色已经黑了。驿站外面似乎又暖和又宁静。虽然没有下雪，却看不见一颗星星。天空看上去非常低，同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洁白的雪野一比，又显得非常黑。
刚经过几座黑魆魆的风磨——其中一座正在笨拙地转动它的巨翼——出了村庄，我就发现道路越来越难走，积雪越来越深。风更加猛烈地吹着我的左面身子，把马尾和鬃毛吹向一边，又把雪橇滑木和马蹄刨开的雪一个劲儿地吹了起来，抛得远远的。铃铛声听不见了，一股凛冽的寒气从袖口里灌进去直达脊背。我不由得想起驿站长的忠告：最好不要动身，免得通宵盲目赶路，冻死在路上。
“我们不会迷路吧？”我问车夫。但是，听不到回答，我就把问题提得更明白些：“哎，赶车的，我们到得了下一站吗？不会迷路吧？”
“那只有天知道，”他回答，没有回过头来，“瞧这刮地风好厉害，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哦，老天爷！”
“你倒说说，把我送到下一站有没有希望？我们到得了吗？”我又问。
“总得赶到哇。”车夫回答。他又说了些什么，因为风大，我听不清楚。
我不愿意回去，可是在严寒的暴风雪中，在顿河哥萨克军区这片精光的草原上通夜瞎跑，实在也太乏味了。再说，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楚，不知怎的我不喜欢这个车夫，并且不信任他。他蜷缩起两腿坐在驭座正中，而不是坐在一侧。他的身材过分高大，他的声音懒洋洋的，头上那顶帽子不像是马车夫戴的——很大，前后左右摇摇晃晃。他吆喝马也不合规矩，两只手握着缰绳，就像个坐在驭座上权充车夫的跟班。不知怎的，我不信任他，主要是因为看到他耳朵上包着一块头巾。总之，我不喜欢这个直竖在我前面的微驼的背，觉得它不是什么好兆头。
“依我说，还是回去的好，”阿廖沙对我说，“瞎跑一阵有什么意思！”
“哦，老天爷！瞧，暴风雪刮得好厉害！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眼睛全被糊住了……哦，老天爷！”车夫嘀咕道。
我们走了不满一刻钟，车夫就勒住马，把缰绳交给阿廖沙，笨拙地从座位上伸出两腿去找路，大皮靴嚓嚓地踩着积雪。
“什么？你上哪儿去？迷路了？”我问道，可是车夫不理我。他转过脸去，避开刺眼的寒风，抛下雪橇走了。
“怎么样？找着了？”他一回来，我又问。
“什么也没找着！”他忽然又烦躁又懊恼地对我说，仿佛他迷路是我的过错。接着又慢条斯理地把那双巨大的腿伸进前座，用戴着冻硬的手套的手分开缰绳。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重新上路时，我问。
“有什么办法！跑到哪里是哪里。”
于是我们依旧不急不缓地前进，一会儿顺着厚厚的积雪，一会儿踏着咯咯响的冰凌。
天气虽然很冷，领子上的雪却融化得很快；刮地风吹得越来越猛，空中开始稀稀落落地下起干雪来。
显然，我们在盲目赶路。因为又走了一刻钟光景，连一个里程标都没看见。
“哎，你看怎么样，我们到得了站吗？”我又问车夫。
“到哪个站？要是我们回去，只要让马自己跑，它们会把我们带到的；但要到下一站，那可就难了……我们只会把自己给毁了。”
“哦，那就回去吧，”我说，“确实是……”
“那么，回去吗？”车夫又问了一遍。
“是，是，回去！”
车夫松了缰绳。马跑得更快了。虽然我没有发觉我们已掉过头，可是风向变了，不多一会儿通过飞舞的雪花又看见那几座风磨。车夫打起精神，谈起话来。
“前不久有辆雪橇从下面一站回去，”他说，“在草堆里过了一夜，直到早晨才到。幸亏来到草堆里，要不然个个都得冻死——天冷得可厉害。但还是有个人冻坏了腿，整整三个礼拜神志不清。”
“这会儿天倒不冷，风雪也小一些了，”我说，“可以赶路吗？”
“暖和倒还暖和，可是在下大雪。现在回去，看来容易一些，就是雪下得厉害。如果这是辆私人雪橇，自己做得了主，那还可以赶路，但要是把乘客冻坏了，那可不是玩的。回头叫我怎么向您先生交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