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夜里两三点钟的事。老爷先生们正在打弹子 。在场的有：大客人（我们这样称呼他）、公爵、总是跟公爵同进同出的留小胡子的老爷、个儿矮小的骠骑兵、当过戏子的奥利维，还有 潘 。人数相当多。

大客人正在跟公爵打弹子。我拿着记分器在弹子台周围走来走去，算着分数：九比四十八啦，十二比四十八啦。谁都知道干我们弹子房记分员这一行的有多苦哇：往往整天吃不上一口东西，一连两晚不睡觉，可是你还得拉开嗓子报分数，不断地把球从网兜里掏出来。我一边计分，一边向周围张望。忽然门里进来一位陌生的老爷，他看了看，就一屁股坐在长沙发上。好哇。

“这是谁呀？我是说，什么身份？”我心里琢磨着。

他衣着很干净，干净极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格子花呢的西装裤、时式的短上装、丝绒背心，外加一条金链子，链子上挂满各种小玩意儿。

衣着固然干净，人物更为清秀：瘦瘦高高的个儿，头发向前卷得很时髦，脸色白里透红。哦，一句话，是个漂亮的哥儿。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形形色色的人都见过：有最最体面的人物，也有不少废料。因此，你虽然做个记分员，可是得敷衍各种人，也就是说，遇事得机灵点儿。

我向那老爷打量了一下，但见他悄悄地坐在那儿，跟谁也不熟，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我心里想，要不是个外国人（就说英国人吧），准是个外地来的伯爵。尽管年纪轻轻，可是气派十足。奥利维坐在他旁边，甚至把身子闪开一些。

他们打完一盘。大客人输了，对我嚷道：“你呀，老是胡报，把分数都算错了，尽东张西望。”

他骂一通，把杆子一丢，走了。嘿，这人可真怪！通常一个晚上他跟公爵总是五十卢布进出，可是这会儿他输了一瓶 布尔冈 红酒 ，心里就老大不高兴。就是这样的脾气！有时候他跟公爵玩到夜里两点钟，谁也不把钱放到网兜里去。我就知道两人都没有钱了，可他们还要摆阔气。

“来二十五卢布的行不行？”他说。

“行！”

你要是打个哈欠或者摆错了弹子（你又不是个石头人），他就会冲着你的脸把你臭骂一通。

“我们不用筹码，赌现钱。”他说。

哼，这家伙最叫我受不了。

嗯，好哇。等到大客人一走，公爵就对那陌生的老爷说：“您肯赏光跟我打一盘吗？”

“很高兴奉陪！”那人回答。

他坐着的那副神气，简直像个傻瓜！看上去仿佛满不在乎，可是一站起来，走到弹子台旁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胆怯起来。说胆怯也不是胆怯，但看得出来有点儿心神不宁。不知是穿着新衣服行动不便呢，还是大家的目光使他害怕。他原来那副镇定模样不见了。他侧着身子走过去，口袋在网兜上钩住了。他拿白粉擦杆子，失手把白粉掉了。他打进一只弹子，总要向四周瞧瞧，脸涨得通红。不像公爵那样。公爵早已打惯了：他拿白粉擦擦杆子，又擦擦手，卷起袖子，劲头十足地把弹子一个个打进网兜里，尽管他个儿长得小小的。

他们不知打了两盘还是三盘（我可记不起来），公爵放下杆子说：“请教贵姓？”

“聂赫留朵夫。”那人回答。

“令尊是不是做过军长？”公爵问。

“是的。”

这会儿，他们用法语急促地交谈起来，我就听不懂了。多半是提到了双方的亲戚吧。

“ 再见 ，” 公爵说，“能跟您认识，太高兴啦。”

他洗好手，吃东西去了。那陌生人拿着杆子站在弹子台旁边，随便推着弹子。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对待新客人越粗暴越好。我就拿起弹子，收拾起来。他涨红了脸说：“还可以玩吗？”

“当然，”我说，“摆着弹子台，就是让人玩的。”我嘴里这么说，眼睛却不向他瞧，又把杆子摆好。

“你高兴跟我打吗？”

“当然，先生！”我说。

我把球摆好。

“钻桌子好吗？”

“钻桌子，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喏，就是这样，”我说，“您给我半卢布，我要是输了，就从弹子台底下钻过去。”

显然，他没有见过世面，觉得这很可笑，就笑了。

“来吧。”他说。

好哇。我说：“您先让我几分呢？”

“难道你打得比我差吗？”他说。

“当然啦，我们这儿打得过您的人很少。”我说。

我们就打了起来。他真的自以为是个好手，其实打得糟透了；那个 潘 坐在那儿，老是说：“嗐，瞧那个弹子！嗐，瞧这一下子！”

可不是！他打是在打，可是对分数一窍不通。嗯，照规矩，我输了第一盘：就从台子底下爬过去，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这当儿，奥利维和 潘 都从座位上跳起来，用杆子敲敲说：“爬得好！再来，再来！”

“再来”什么呀！特别是那个 潘 ，为了半卢布，别说从弹子台底下爬过去，就是叫他从蓝桥 底下爬过去他都干。他却嚷道：“爬得好，可是你还没把灰尘擦干净呢。”

我记分员彼得鲁什卡，谁个不知，哪个不晓。从前叫玖林，可现在是记分员彼得鲁什卡了。

当然，我打的时候并没有拿出真本事来，于是我又输了一盘。

“先生，我可实在打不过您哪。”我说。

他笑了。后来我赢了三盘（本来他有四十九分，我一分也没有），我把杆子往弹子台上一放，说：“老爷，要不要来加倍或者销账啊？”

“加倍或者销账，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或者您欠我三卢布，或者什么也不欠。”我说。

“什么！难道我跟你赌钱吗？傻瓜！”

他说着脸都红了。

好哇。他输了一盘。

“够了！”他说。

他掏出皮夹子——崭新的，从英国铺子里买的——打开来。

我看出他要摆阔了。皮夹子装得满满的，全是一百卢布的钞票。

“不，这里没有零钱。”他说。

他从小钱包里掏出三卢布来。

“给你，”他说，“两卢布销账，余下的你拿去喝酒吧。”

我恭恭敬敬地道了谢。我看，这可是位漂亮的老爷！为了这样的老爷爬爬地板，有什么不可以。可惜他不肯赌钱，要不然，我想，我就有路了，嘿，我准能弄他二十卢布甚至四十卢布。

潘 一看见年轻老爷手头的钱，就说：“您肯赏光跟我来一盘吗？您打得真出色啊。”这狐狸说着走了过来。“不，对不起，我没有工夫。”年轻的老爷说完就走了。

那个 潘 ，鬼才知道他是什么人。有人叫他“ 潘 ”，从此就叫上了。他往往成天坐在弹子房里观望。他被人家打过、骂过，谁也不请他一起玩，他总是自个儿坐着，带来烟斗抽着。可是弹子打得很利落……这魔鬼！

好哇。聂赫留朵夫第二次又来了，第三次又来了，以后就常常来。早晨来，晚上也来。打三只弹子，打落袋，打三角，全会了。胆子也大了，跟所有的人都熟了，弹子打得老练起来了。当然啰，年轻人，出身好，有钱，谁不尊敬他。只有一次他跟大客人吵了嘴。

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事。

公爵、大客人、聂赫留朵夫、奥利维等人打落袋。聂赫留朵夫站在火炉边，在跟人家谈话，正好轮到大客人打。当时他已经酒意十足了。他的弹子正好在火炉旁边，地方很局促，而他却喜欢拉开架子宽宽敞敞地打。

嗐，不知道是他没看见聂赫留朵夫呢，还是故意寻衅，他摆开架式使劲打弹子，以致杆子柄啪地一下撞在聂赫留朵夫的胸口上。这可怜的人喔唷叫了一声。以后怎么样？那人甚至没有赔个不是——他就是那么粗！他自顾自走开去，对聂赫留朵夫瞧都不瞧一眼，嘴里还嘟囔着：“都挤在这儿干什么？弄得人家弹子也打不中。别的地方不好去吗？”

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脸都白了，却装得若无其事，彬彬有礼地说：“先生，您应该先道歉才是，是您把我撞了一下。”

“这会儿我可顾不上道歉，本来该我赢的，现在却被他打中我的弹子了。”

聂赫留朵夫又对他说：“您应该道歉。”

“您给我滚开，”大客人说，“干吗缠住我不放！”他眼睛一直盯住自己的弹子。

聂赫留朵夫走得更近些，抓住他的胳膊，说：“您太没礼貌啦，阁下！”

别瞧他身子瘦弱，年纪轻轻，像姑娘一样容易脸红，那副神情倒挺厉害：两只眼睛直冒火，真像要把人一口吞下去。但大客人是个高大强壮的汉子，聂赫留朵夫哪里比得过他！

“什——么？我没礼貌！”他说。

他一边大声叫嚷，一边向他挥动胳膊。这当儿，在场的人都赶过来，捉住两人的胳膊，把他们拉开。

哇啦哇啦吵了好一阵，聂赫留朵夫就说：“他得让我满意，是他侮辱了我！”——这就是说，聂赫留朵夫要跟他决斗。当然啰，他们是老爷先生，他们有这样的习惯……没办法！……唔，一句话，他们是老爷先生嘛！

“什么满意不满意，我才不理他呢！”大客人回答，“他不过是个毛孩子罢了。我真想扯他的耳朵呢。”

“您要是不愿意决斗，那您就不是个上等人。”聂赫留朵夫说着差点儿哭了。

“可你是个毛孩子，我不能生你的气。”大客人回答。

于是，大家照例把他们分开拉到两个屋子里。聂赫留朵夫跟公爵很要好。他说：“看在上帝分上，你去劝劝他，叫他同意跟我决斗。他当时喝醉了，但此刻也许醒了。事情总不能就这么了哇。”

公爵去了。大客人说：“我跟人决斗过，我也打过仗。我可不愿意跟毛孩子决斗。我不干，就是这样。”

就这样，他们谈呀谈的谈了好久，终于住口了；可是从此以后大客人就不再到我们这里来了。

这个人哪，情绪激动的时候，简直像只好斗的小公鸡，气势汹汹……我说的是聂赫留朵夫……但在别的时候，头脑可实在单纯。我记得有过这样的事。

“你家里还有谁呀？”公爵问聂赫留朵夫。

“谁也没有。”他回答。

“怎么，谁也没有？”

“不可以吗？”

“怎么可以呢？”

“我一直就是这样过日子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怎么，就这样过日子？不可能！”

公爵哈哈大笑，留小胡子的老爷也哈哈大笑。大家都尽情取笑他。

“那你从来没有干过那种事吧？”

“从来没有。”

大家都笑得要死。当然，我立刻懂得他们取笑他什么。我就在旁边瞧着，看他们拿他怎么办。

“我们现在就去吧！”公爵说。

“不，说什么也不去！”聂赫留朵夫回答。

“嘿，行啦！这太可笑了，”公爵说，“喝点儿酒壮壮胆再去。”

我给他们拿来一瓶香槟酒。他们喝完，就把那漂亮的哥儿带走了。

他们过了午夜才回来。大家坐下来吃晚饭。人很多，都是些顶好的老爷：阿塔诺夫、拉靖公爵、舒斯塔赫伯爵、米尔卓夫。大家都向聂赫留朵夫道喜，嘲笑他。他们把我叫去了。我看他们全都挺高兴。

“你快来给老爷道喜！”他们说。

“道什么喜呀？”我问。

他当时怎么说的？什么“ 发蒙 ”还是“ 启蒙 ”，我可记不清楚了。

“恭喜老爷！”我说。

他红着脸坐在那儿，只是傻笑着。大家都拼命笑。

好哇。后来大家来到弹子房里，个个兴致勃勃，只有聂赫留朵夫跟平时不一样：眼睛浑浊无光，嘴唇抖动，老是打嗝儿，话也说不清楚。显然，没有见过世面，这下子可把他打倒了。他走到弹子台旁边，臂肘支在台子上，说道：“你们觉得开心，我却觉得伤心。为什么要我干这种事啊！我到死也不能原谅你，公爵，也不能原谅我自己。”

他说着放声大哭。显然，他喝醉了，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公爵笑嘻嘻地走到他跟前。

“够啦，”他说，“小事情嘛！咱们回家去吧，阿纳托里。”

“我哪儿也不去。”他回答，“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啊？”

他还是哭个不停。他不肯离开弹子房，就是这样。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伙子。

从此他就常常到我们这里来。有一次他跟公爵和那个老是跟着公爵的留小胡子的先生一起来。那个留小胡子的先生是个文官还是个退伍军官，只有天知道。先生们都叫他 费陀特 。他颧骨很高，相貌难看，但衣着讲究，进出马车。老爷先生们为什么这样喜欢他，只有天知道。“ 费陀特 ！ 费陀特 ！”——瞧吧，他们给他吃，给他喝，还替他付账。真是个十足的骗子！输钱，他不付账；赢钱，那是另一回事！大家都骂他，大客人当着我的面打过他，还要跟他决斗……可他还是挽着公爵的胳膊进进出出。

“你没有我就完蛋。我是 费陀特 ，可不是别的什么人！”他说。

真是个小丑！哼，没啥了不起的。他们走过来说：“我们三个人来打落袋。”

“来吧。”

他们开始下三卢布赌注。聂赫留朵夫跟公爵聊着天。

“你瞧，她的脚多美！”

“不，脚算得了什么！她那条辫子才好看呢！”

显然，他们并不在看打弹子，只是一个劲儿谈个没完。但 费陀特 很在行，擅长打跟球，而那两个不是打不中，就是自己落袋。 费陀特 就赢了他们每人六卢布。他跟公爵之间怎样算账，那只有天知道，因为他们彼此从来不付钱，但聂赫留朵夫却掏出两张绿票子交给他。

“不，” 费陀特 说，“我不拿你的钱。让我们打常规吧，就是说，加倍或者销账。”

我摆好球。 费陀特 先打，他们就打了起来。聂赫留朵夫想显显身手。他又一次错过机会没打中，就说：“不，我不想干，这太容易啦！”但 费陀特 很认真，抓住机会痛击。不用说，他又赢了一盘，仿佛完全是碰运气。

“我们再来一盘吧。”他说。

“来吧！”

他又赢了。

“开头算不了什么，”他说，“我不愿意从你手里赢得太多。还是加倍或者销账吧。”

“行。”

不论怎么说，输掉五十卢布到底有点儿舍不得。聂赫留朵夫就要求道：“让我们来加倍或者销账吧！”就这样打下去，越打越输，总共输掉了两百八十卢布。 费陀特 懂得策略：打常规输，打加倍就赢。公爵坐在旁边，看见他们玩得很紧张。

“ 够啦！够啦 ！”他说。

有什么用！他们的赌注不断加码。

最后聂赫留朵夫欠他五百多卢布了。 费陀特 放下杆子说：“玩够了吗？我累了。”他说。

其实他准备一直打到天亮，只要能把钱赢到手就行……这当然是一种手法。聂赫留朵夫却越发起劲了：“来吧！来吧！”

“不，” 费陀特 说，“我真的累了。我们上楼去吧，你到那边去翻本好了。”

在我们楼上，老爷先生们都在打牌。先是打朴烈费兰斯，接着就赌起大数目来了。

喏，就从那一天起， 费陀特 把他的头都搅昏了，他开始天天到我们这里来。他们总是打上一两盘弹子之后，就上楼去。

至于他们在楼上干些什么，那只有天知道。聂赫留朵夫可完全换了一个人，总是跟 费陀特 一吹一唱。原先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头发卷得整整齐齐，如今哪，早晨还像个样子，可是一上楼，就变得蓬头散发，衣服上沾满绒毛和白粉，两只手也弄得很脏。

有一次，就是这样跟公爵一起从楼上下来，脸色苍白，嘴唇发抖。他们正在争论什么。

“我不愿意 他 说我（他怎么说的呀？）……说我不 大方 ，他也不该压我的牌。”他说，“我付了 他 一万卢布了， 他 在别人面前该小心点儿才是。”

“嗯，够啦，”公爵说，“犯得着生 费陀特 的气吗？”

“不，”他回答道，“这个我不能忍受。”

“住口！”公爵说，“你怎么能降低身份去跟 费陀特 之流计较呢！”

“可当时有旁人在场啊。”

“旁人在场有什么关系？”公爵道，“你要不要我叫他马上来向你道歉？”

“不要。”他说。

他们又讲了一阵法国话，我可听不懂。后来怎么样？当天晚上他们就同 费陀特 一起进晚餐，又言归于好了。

好哇。有一次，他单独一人走来。

“嗯，你说我打得好吗？”他问我。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就是得讨好每一个人。我就说“好”。其实啊，好什么呀！他打得很糟，毫无算计。自从他跟 费陀特 搞在一起之后，打弹子就一直赌钱。原先打弹子，什么也不赌——连吃的东西或者香槟酒都不赌。有时候公爵对他说：“我们赌一瓶香槟吧！”

“不，”他说，“我还是叫他们送一瓶来吧……喂！来一瓶香槟。”

如今他每次都要赌钱。往往整天待在我们这里，不是打弹子就是上楼。我心里想：为什么好处总是别人得，就是轮不到我呢？我就对他说：“先生，您怎么好久不跟我打了？”

于是他就跟我打了起来。

我赢了他五卢布，就对他说：“先生，把这些钱少数下注好吗？”

他不作声。不再像以前那样说“傻瓜”了。我们就一直这样赌下去。我大约赢了他八十卢布。以后怎么样？他天天跟我玩，但总要等没有人才动手。当然啰，他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跟 记分员 打弹子。有一次他发火了，当时他大约已经欠了我六十卢布。

“你肯全部下注吗？”他说。

“行！”我回答。

我赢了。

“一百二十对一百二十，怎么样？”

“行！”我说。

我又赢了。

“二百四十对二百四十，怎么样？”

“不太多吗？”我说。

他不作声。我们打了起来。又是我赢。

“四百八十对四百八十，怎么样？”

我说：“先生，我怎么好意思冒犯您呢？赌百把卢布就行了，或者干脆就算了。”

他听了暴跳如雷。可他平时是个多文静的人哪！

“我要把你揍个稀烂。”他说，“你要么打下去，要么不打。”

哦，我一看，毫无办法。

“那就下三百八十卢布吧。”我说。

当然，我这是想输给他一盘。

我让了他四十分。他五十二分，我三十六分。他削黄弹，一下子得了十八分，但没有碰着我的弹子。

我使劲一击，想使弹子反跳。没有成功，弹子连撞两弹，进了袋。又是我赢了。

“听我说，”他说道，“ 彼得 （他不叫我彼得鲁什卡 ），我此刻不能全数给你，但再过两个月，就是三千卢布我也付得出。”

他满脸通红，连声音都发抖了。

“好的，先生。”我说。

我就放下杆子。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满头大汗。

“彼得，”他说，“全部下注，来一盘。”

他说着差点儿哭出来。

我说：“什么？先生，还要打！”

“嗯，来吧！”

他亲自把杆子递给我。我拿起杆子，猛然把弹子往弹子台上一扔，弄得弹子都跳到地板上：我当然不能不装装样子。我说：“ 来吧 ， 先生 ！”

他心里很焦急，亲自去捡弹子。我想：“七百卢布我是拿不到手的，反正我要输。”我就故意乱打。你瞧怎么着？

“干吗故意打得这么糟？”他说。

可他自己双手发抖。等到弹子滚到网兜，他就张开手指，扭歪嘴，把脑袋和双手直往网兜那儿伸。我就说：“这可没有用，先生。”

好哇。等他赢了这一盘，我就说：“您欠我一百八十卢布和一百五十盘弹子，我要吃晚饭去了。”

我放下杆子走了。

我在门边一张小桌旁坐下，看他怎么办？你瞧怎么着？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满以为没有人在看他——便拼命扯着头发，接着又走来走去，嘴里嘟囔着什么，接着又扯头发。

这以后我们有七八天没有看见他。有一次，他来到餐厅，脸色阴沉，却没有走进弹子房来。

公爵看见他。

“咱们去打一盘吧！”公爵说。

“不，”他答道，“我再也不打了。”

“得了吧！去吧。”

“不，”他说，“我不去。我去，对您没好处，我自己也要倒霉。”

这样他又有十天光景没有来。有一天过节，他穿着燕尾服来了（显然是刚做过客），而且待了一整天，一直玩着。第二天又来了，第三天又来了……还是老样子。我很想再跟他打上几盘，他却说：“不，我不跟你打了。至于我欠你的那一百八十卢布，你过一个月来，就可以拿到了。”

好哇。过了一个月，我去找他。

“说实话，没有，”他说，“你星期四来吧。”

星期四我又去了。他租了一套挺漂亮的房子。

“喂，老爷在家吗？”我问。

“他在睡觉呢。”仆人回答。

好吧，我就等一下。

他的侍仆是他老家的农奴，一个头发花白的小老头儿，挺老实，一点儿都不滑头。这会儿我就跟他聊了起来。

“我们跟老爷在这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把人都快给折磨死了，可是在彼得堡这个地方啊，什么名利也搞不到。刚从乡下来的时候我满以为，我们将像先老太爷（愿他在天上平安）那样拜访拜访公爵啰，伯爵啰，将军啰；还以为会在伯爵小姐当中挑个美人儿，有陪嫁的，过上贵族老爷的生活。哪里知道天天就是跑跑酒馆饭店，真是糟透了！要知道尔基晓娃公爵夫人是我家老爷的亲姑妈，还有伏罗丁采夫公爵是我家老爷的干爹。你以为怎么样？我家老爷只在圣诞节去过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上过他们家的门了。就连他们家那些仆人都当着我的面取笑说：‘你家老爷看来不像他爸爸。’我有一次就对他说：‘老爷，您怎么不上姑奶奶家走走哇？她老人家好久没有见到您，可惦着哪！’他回答道：‘那边太无聊啦，杰米扬内奇！’

“算了吧！只有在酒馆饭店里才能寻欢作乐。要是当个什么差倒也罢了，可他根本不想干，就知道打牌什么的。这些事啊，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唉！我们把自己给毁啦，莫名其妙地把自己给毁啦！我们从先老太太（愿她在天上平安）手里继承到一大笔产业，一千多名农奴，价值三十万卢布的林地。如今全押掉了，树林卖了，庄稼汉破产了，什么也不剩了。东家不在，谁都知道总管比东家还神气……他剥掉庄稼汉身上最后一层皮，就是这么回事。他关心什么呢？就知道塞饱口袋，别人饿死他也不管。前不久来了两个庄稼汉，带来了整个领地上全体庄稼汉的控诉信。他们说：‘他把庄稼人搞得精光啦。’你说怎么着？我家老爷看完那控诉信，给了庄稼汉每人十卢布。他说：‘我快回去了。等我一收到钱，还清账，就回去。’

“可是我们老是欠债，哪里还得清！要知道，总共在这儿过了一个冬天，就花掉了八万卢布，如今家里可连一卢布都没有了！这都是他心肠太好的缘故。哦，这样老实的老爷，真是没话说的。他倒霉就倒在这上头，倒霉得没有一点儿名堂啊！”

老头儿说着差点儿哭出来。这老头儿真可笑。

聂赫留朵夫将近十一点钟醒来，把我叫了去。

“钱还没有给我送来，这可不能怪我。”他说，“把门关上。”

我关上了门。

“喏，”他说，“你把表或者钻石别针拿去抵押。这些东西可以当到一百八十卢布以上，等我收到钱，再去赎回来。”

“行啊，”我说，“先生，既然您没有钱，那也没有办法。把表给我吧，我可以为您效劳。”

我看那只表总值三百卢布。

好哇。我把表当了一百卢布，把当票给了他。

“您只欠我八十卢布了，”我说，“那表就请您自己去赎吧。”

就这样，至今他还欠我八十卢布呢。

从此他又天天上我们这里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账是怎么算的，只看到他老是跟公爵同进同出。有时跟 费陀特 一起上楼打牌。他们三人之间也有一本莫名其妙的账：这个付钱给那个，那个付钱给另外一个，究竟谁欠谁，别人怎么也闹不清。

他这样几乎天天上我们这里来，前后有两年光景，而他的样子可变了：他变得大胆了。有时他甚至向我借一卢布付给马车夫，可是跟公爵还是下一百卢布的赌注。

他变得面黄肌瘦，神情忧郁。往往一来就先要一杯苦艾酒，吃一客 快餐 ，喝一点儿葡萄酒，这才变得高兴一点儿。

有一次过谢肉节 ，他在饭前跑来，跟一个骠骑兵打弹子。

“您要不要赌点儿什么呀？”骠骑兵问他说。

“当然，”他答道，“赌什么呢？”

“一瓶红葡萄酒怎么样？”

“行。”

好哇。骠骑兵赢了，他们就去吃饭。他们在桌旁坐下，聂赫留朵夫说：“ 西蒙 ！来一瓶红葡萄酒，要好好烫一烫！”

西蒙 走了，随即拿来下酒菜，却没有酒。

“怎么搞的，”他说，“酒呢？”

西蒙 跑掉了，接着端来热菜。

“拿酒来呀！”他说。

西蒙 没作声。

“你怎么，疯了吗！我们饭都快吃完了，酒还不拿来。有谁拿酒来下甜食的？”

西蒙 跑掉了，接着又跑了回来。

他说：“老板有请。”

聂赫留朵夫满脸通红，从桌旁跳起来。

“他要干什么？”他说。

老板正好站在门口。

“既然您不把账还清，我就不能再赊账给您了。”老板说。

“我不是对您说过，月初还您吗？”聂赫留朵夫说。

“随便您怎么说好了，”老板说，“我可不能老是赊给您。我已经丢掉几万卢布的欠账了。”

“哦，别说啦， 老兄 ，”聂赫留朵夫说道，“您可以相信我。快叫人送一瓶酒来，我尽快还您钱就是了。”

说着他跑回饭厅。

“他们请您去有什么事啊？”骠骑兵问道。

“没什么，”聂赫留朵夫回答，“他有件事求我。”

“现在来一杯暖酒多好哇！”骠骑兵说。

“ 西蒙 ，怎么啦？！”

可怜的 西蒙 跑了出来。还是没有酒，什么也没有。真糟糕。聂赫留朵夫离开餐桌，跑到我跟前。

“看在上帝分上，彼得鲁什卡，借我六卢布。”他说。

他气得脸无人色。

“没有，先生，”我说，“老实说，您已经欠了我不少了。”

“你现在借我六卢布，”他说，“过一个星期我还您四十卢布。”

“要是我手头有钱，”我说，“我也不会不答应您。说实话，没有。”

你以为怎么样？他奔出去，咬咬牙，握紧拳头，像疯子一样在走廊里跑来跑去，敲着脑门。

“哦，上帝呀！”他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不再回餐厅，跳上马车跑了。

大家都哈哈大笑。那个骠骑兵说：“咦，跟我一起吃饭的那位老爷在哪儿啊？”

“他跑了。”他们回答道。

“怎么跑了？他吩咐了什么没有？”

“什么也没吩咐，坐上马车跑了。”

“真是个骗子！”

嗯，我心里想，他这样丢脸，要好久不来了。不料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他走进弹子房，随身带来一只箱子，他脱掉大衣。

“我们来打一盘。”他说。

他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瞪着人。

我们打了一盘。

“够啦，”他说，“你去给我拿笔和纸来，我要写信。”

我不假思索地拿来一些纸，放在小房间的桌上。

“拿来了，”我说，“先生。”

好哇。他在桌旁坐下。他一边写一边嘴里嘟囔着什么，然后愁眉不展地站起来。

“去瞧瞧，我的马车来了没有？”

事情出在谢肉节的星期五。我们那儿一个人也没有，老爷先生们全赴舞会去了。

我去问马车来了没有，刚走到门外。

“彼得鲁什卡！彼得鲁什卡！”他仿佛害怕什么似的嚷起来。

我转过身去。一看，他站在那里，脸色白得像纸，眼睛直瞪着我。

“您叫我吗，先生？”我说。

他不作声。

“您要什么呀？”我问。

他不作声。

“哦，对啦！”他说，“我们再打一盘吧。”

好哇。他赢了一盘。

“怎么样，我打得不错吧？”他说。

“是啊。”我说。

“可不是。你去看看马车来了没有？”他说。

说着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我不假思索地走到门口。一看，连马车的影子也没有，就回到屋里。

我刚走回去，忽然听见仿佛有人拿杆子重重地敲了一下。我走进弹子房，闻到一种古怪的味儿。

我一看，他躺在地板上，浑身是血，一支手枪落在旁边。我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的一条腿不断地抽搐，终于伸直了。接着，他呼噜呼噜地喘了一阵子，就这样断气了。

至于他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把自己的灵魂给毁掉，那只有天知道了。他只留下一张纸，可是我一点儿也看不懂。

这些老爷先生什么事干不出来呀！唉，老爷先生们……总之是老爷先生们。

上帝赐给我做一个人所希望的一切：财富、名声、智慧、高尚的志向。我却贪图享受，糟蹋身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我并没有败坏名誉，没有遭遇不幸，也没有干下什么罪行，但我做了比这些更坏的事：我戕害了我的感情，糟蹋了我的智慧和青春。

我被一张肮脏的网罩住，脱不了身，又无法习惯于这样的处境。我不断地堕落，堕落。我感到自己的堕落，却无法自拔。

要是我败坏了名誉，遭遇到不幸，犯下了罪行，那我倒会好受一些，这样我在绝望中还可拿超凡脱俗聊以自慰。要是我败坏了名誉，我可以超脱于我们社会的荣誉观而蔑视它。要是我遭遇到不幸，我可以发发牢骚。要是我犯了罪，我可以用忏悔或者惩罚自己来赎罪。可我只是卑鄙无耻罢了。我知道这一点，却不能自拔。

是什么把我给毁了？我身上是不是有着一种强烈的欲望，使我能原谅自己呢？没有。

七点、爱司、香槟酒、中间网兜里的黄弹子、擦弹子杆的白粉、灰色钞票、彩虹色钞票、纸烟、出卖灵魂的女人——在我的回忆中只有这些东西！

我终生不会忘记那迷醉无耻的可怕的一刻，它使我猛醒过来。当我看到在我同我原来的志向之间存在着多大的鸿沟时，我大吃一惊。我的头脑里又出现了青年时期的憧憬和理想。

原来那么鲜明、那么强烈地充满我灵魂的关于生命、永恒和上帝的光辉思想在哪里呀？那种温暖着我的心灵、使我快乐的爱的力量在哪里呀？我对前途的憧憬，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共鸣，对亲戚朋友、对劳动、对荣誉的爱在哪里呀？我的责任心又在哪里呀？

人家侮辱我，我提出决斗，满以为这是完全符合高尚的要求的。我需要金钱来满足自己的放荡和虚荣，我就毁了上帝付托给我的上千个家庭，还恬不知耻。可我原来是十分懂得这种神圣的责任的。一个无耻之徒说我没有良心，说我想偷窃，我却仍旧跟他做朋友，就因为他是个无耻之徒，并且说他不想侮辱我。人家对我说，过清教徒生活太可笑了，于是我就毫不惋惜地把我灵魂的花朵——童贞交给一个出卖灵魂的女人。在我的心灵中，再没有比摧残爱情更使我惋惜的了。要知道，我原来是多么善于爱呀！老天爷！在我没有跟女人发生关系之前，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爱得像我那样热烈！

要是在开始生活的时候，我能踏上那条由我清醒的理智和天真纯洁的感情所开辟的道路，我会变得多么高尚幸福啊！我几次三番想脱离我这肮脏的生活，走上光明大道。我对自己说，拿出我全部的意志来吧。可是办不到。当我只剩下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感到手足无措，我害怕孤独。当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掌握不住自己，忘记了自己的信念，再也听不见内心的声音，我又堕落了。

我终于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我不能自拔了。我不再存这样的念头，而只希望忘记一切，可是无法摆脱的悔恨越来越使我坐立不安。这样我就产生了一个对别人来说可怕、对自己来说可喜的念头：自杀。

但在这方面我也是卑鄙无耻的。直到昨天跟骠骑兵闹了那件丑事之后，我才下定决心来实行这个意图。我身上高尚的东西已荡然无存了，有的只是虚荣，而出于虚荣，我干了一生中唯一的一件好事。

我原以为临死前我的灵魂会高尚一些。我错了。再过一刻钟我就不在人间了，可是我的眼光丝毫没有改变。我还是那样看，还是那样听，还是那样想；头脑里的逻辑还是混乱得出奇，各种思想还是迟疑不决和轻率马虎，这跟人们所能想象的（天知道是什么缘故）思想单一和头脑清楚是多么矛盾哪。棺材外面将是怎样的情景，明天在尔基晓娃姑妈家里将怎样议论我的死讯，这些念头同样强烈地萦回在我的头脑里。

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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