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月十二日，赫洛波夫大尉佩着肩章，带着马刀（我来到高加索以后还没见过他这样装束），走进我那座泥屋子的矮门。

“我是直接从上校那儿来的，”他用这话来回答我疑问的目光，“我们营明天要开拔了。”

“到哪儿去？”我问。

“到某地去。部队奉命到那里集结。”

“到了那里是不是还有什么行动？”

“可能有的。”

“向哪方面行动？您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想法？让我把知道的情况告诉您吧。昨天晚上有个鞑靼人骑马送来将军的命令，要我们的营随身带两天干粮出发。至于上哪儿去，去干什么，去多久——那些事啊，老弟，谁也没问。命令你去，去就是了。”

“不过，要是只带两天干粮，那也不会待很久的。”

“哦，那倒不一定……”

“这怎么会？”我摸不着头脑了。

“这有什么稀奇！上次去达尔果，带了一星期的干粮，结果待了差不多一个月！”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行吗？”我停了一下问。

“要去也行，可我劝您最好还是别去。您何必冒这个险呢？”

“不，对不起，我不能听您的忠告。我在这儿待了整整一个月，就是希望有个机会亲眼看看打仗，您却要我放弃这个机会。”

“哦，那您就去吧。不过，依我看，您还是留在这儿的好。您不妨打打猎，在这儿等我们，我们去我们的。这样挺不错！”他的语气那么具有说服力，以致开头一会儿我也觉得这样确实挺不错，可我还是坚决表示不愿留在这地方。

“您去那边有什么可看的？”大尉继续说服我，“您是不是想知道仗有哪些个打法？那您可以读一读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 的《战争素描》。这是本好书，什么军团摆在什么地位，仗怎样打法，里面都写得详详细细。”

“不，那些事我可不感兴趣。”我回答说。

“那么，什么事您感兴趣呢？您是不是光想看看人怎样杀人？……对了，一八三二那年，这儿也来过一个不在役的人，大概是个西班牙人吧。他披着一件蓝色斗篷，跟着我们参加了两场战役……这好汉到头来还是送了命。老弟，在这儿谁也不会把您放在眼里的。”

大尉这样误解我的动机，虽然使我感到委屈，我却不想分辩。

“他怎么样，勇敢吗？”我问。

“只有天知道。他老是骑马跑在前头，哪儿交锋，他就赶到哪儿。”

“这样说来，他挺勇敢啰？”我说。

“不，人家不要你去，你却去凑热闹，这算不得勇敢……”

“那么，依您说，怎样才算勇敢呢？”

“勇敢吗？勇敢吗？”大尉重复说，现出困惑的神色，似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该怎样行动 ， 就怎样行动 ， 这就是勇敢 。”他想了想说。

我记得柏拉图给勇敢下的定义是：“ 知道什么应该害怕和什么不应该害怕 。”大尉的定义虽然笼统，不够明确，他们两人的基本观点倒并不像字面上那样分歧，甚至可以说，大尉的定义比那位希腊哲学家的定义更加准确，因为大尉要是能像柏拉图那样善于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准会这样说：“ 该怕的怕 ， 不该怕的不怕 ， 这就是勇敢 。”

我很想把我的想法告诉大尉。

我就说：“我认为，每逢危险关头，人人都得做一番选择：出于责任感的选择，就是勇敢；出于卑劣感情的选择，就是怯懦。因此，一个人出于虚荣、好奇或者贪婪而去冒生命的危险，不能算勇敢；反过来，一个人出于正当的家庭责任感或者某种信仰而避开危险，不能算怯懦。”

我说这话的时候，大尉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神情瞧着我。

“哦，那我可没办法向您证明了，”他一边装烟斗，一边说，“我们这儿有个士官生，挺喜欢发表高论。您可以去跟他谈谈。他还会作诗呢。”

我是在高加索认识大尉的，但还在俄罗斯本土就知道他这个人了。他的母亲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赫洛波娃是个小地主。她家离我家庄园只有两俄里 地。我在动身来高加索之前曾去访问她。老太太听说我将见到她的小巴维尔（她就这样称呼头发花白、上了年纪的大尉），可以把她的生活情况告诉他（好像“一封活的信”），还可以替她带一小包东西去，高兴极了。她请我吃了美味的大馅饼和熏鹅之后，走进卧室，拿出一只用黑丝带吊着的黑色护身大香袋来。

“喏，这是庇护我们的火烧不坏的荆棘 的圣母，”她说着画了个十字，吻吻圣母像，这才把它放在我的手里，“先生，麻烦您带去给他。您瞧，那年他去 高加索 ，我做过祷告，还许了愿：他要是平安无事，我就订这个圣母像给他。哦，十八年来圣母和圣徒们一直保佑他：他没有负过一次伤，可是什么样的仗他没有打过呀！听听那个跟他一块儿出去的米哈伊洛所讲的情景，可真把人吓得汗毛都竖起来。说实话，他那些事我都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我这个宝贝儿子，自己写信从来不提打仗的事，他怕把我吓坏。”

（到了高加索之后我才知道，大尉负过四次重伤，但也不是从他本人嘴里知道的，他也确实从没把负伤、打仗那些事告诉过他母亲。）

“让他把这圣像挂在身上吧，”她继续说，“我拿这圣像为他祝福。但愿至高无上的圣母保佑他！特别在上阵打仗的时候，您叫他一定得挂上。亲爱的先生，您就对他说：是你母亲叮嘱的。”

我答应一定完成她的委托。

“我相信您准会喜欢他的，会喜欢我的小巴维尔的，”老妇人继续说，“这孩子心眼儿实在好！说实话，他没有一年不寄钱给我，对我的女儿安娜也帮了不少忙。可他这些钱全是从自己的饷银里节省下来的！我一辈子都要感谢上帝，因为他赐给我这样一个好孩子。”她含着眼泪把话说完。

“他常常有信给您吗？”我问。

“难得有，先生，大约一年一封，只有寄钱来的时候写几句，平时是不写的。他说：‘妈妈，要是我没写信给您，那就是说我平安无事；万一有什么意外，他们也会写信给您的。’”

当我把母亲的礼物交给大尉时（在我的屋子里），他问我要了一张纸，仔细把它包好，收藏起来。我把他母亲的生活情况详详细细告诉他，他不作声。等我讲完了，他走到屋角，不知怎的在那里装了好半天烟斗。

“是的，她老人家实在好，”大尉在屋角里说，声音有点儿喑哑，“不知道老天爷是不是还能让我再见她一面。”

从这两句简单的话里流露出无限热爱和伤感。

“您干吗要到这里来服役呢？”我问。

“一个人总得做点儿事啊，”他十分肯定地回答，“何况对我们穷哥儿们来说，双薪也很有点儿用处。”

大尉生活俭朴：不打牌，难得大吃大喝，抽的是便宜烟草——不知怎的他把它称为“ 家乡土烟 ”。我早就喜欢大尉了：他的脸也像一般俄罗斯人那样朴实文静，看上去使人觉得舒服；而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更对他产生了衷心的敬意。 nOsVzplpjtoCjATF0elth1r4Ffz6wcoc1bGM3psIr0W11/Ok6W624pCm5Ccglh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