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套好了,但车夫还在磨蹭。他走进车夫休息的小屋。小屋里又热又闷又暗,充满人气和烤面包、白菜、羊皮袄的气味。正房里有几个车夫,厨娘在炉灶旁忙碌着,炕上躺着一个穿羊皮袄的病人。
“费奥多尔叔叔!费奥多尔叔叔!”一个身穿羊皮袄、腰里插着鞭子的年轻车夫走进屋来招呼病人。
“懒鬼,你找费奥多尔干什么?”一个车夫答应说,“瞧,人家在马车里等你哪。”
“我想问他借双靴子,我这双破了。”小伙子把头发往后一甩,又把手套塞在腰里,回答。“他睡着了?喂,费奥多尔叔叔!”他走到炕边,又喊道。
“什么事?”一个微弱的声音答应道,接着一张红褐色的瘦脸从炕上探下来。接着,一只毛茸茸的苍白瘦弱的大手拉上一件粗呢大衣,盖住穿着肮脏衬衫的瘦肩膀。“给我点儿水喝,老弟,你有什么事?”
小伙子递给他一勺水。
“是这么回事,费奥多尔,”他迟疑不决地说,“你现在大概用不着新靴子了,给我吧,你大概不会到处跑了。”
病人把疲软无力的头俯在光滑的勺子上,稀疏的下垂胡子浸在浑浊的水里,他吃力而贪婪地喝着水。他那蓬乱的胡子很脏,凹陷无神的眼睛勉强抬起来望着小伙子的脸。喝完水,他想举起手来擦擦湿嘴唇,可是没有力气,只能在大衣袖子上蹭一蹭。他没吭声,困难地用鼻子呼吸着,勉强打起精神直盯着小伙子的脸。
“也许你已经答应别人了,”小伙子说,“那就算了。主要是外面地上泥泞,我得出去干活,因此我就想:把费奥多尔那双靴子借来吧,他大概用不着了。也许你自己要用,那就直说吧……”
病人胸口有什么东西涌上来,咕噜咕噜直响。他佝偻着身子,拼命咳嗽起来。
“他要靴子做什么?”厨娘突然怒气冲冲地嚷起来,嚷得整个屋子都能听见,“他有一个多月没下炕了。嘿,听见他那个咳嗽呀,我连心口都疼了。他要靴子做什么?总不会让他穿着新靴子入土吧。上帝恕我直说,他早该上路了。瞧他那个咳嗽。得把他搬到别的屋子或者什么地方去!听说城里有这种医院,要不他占着整个角落,怎么行。弄得你没有一点儿空地方,还讲究什么干净。”
“喂,谢廖加!快上车,老爷们等着哪!”驿站长向屋里喊道。
谢廖加没等到回答想走,但病人一面咳嗽,一面用目光表示他有话要说。
“谢廖加,你把靴子拿去吧。”他忍住咳嗽,歇了一会儿,说,“但你听我说,我死后你给我买块墓碑。”他哑着嗓子加了一句。
“谢谢叔叔,那我拿去了,墓碑我会给你买的。”
“喂,伙计们,听见了没有?”病人还有话要说,但他又佝偻着身子喘不过气来。
“好,听见了,”一个车夫说,“去吧,谢廖加,上车吧,要不站长又要跑来了。你知道,希尔金家的太太正病着呢。”
谢廖加连忙脱下他那双大得出奇的破靴子,把它扔到长凳底下。费奥多尔叔叔那双新靴子正好合脚,谢廖加端详着那双靴子,向马车走去。
“瞧,多漂亮的靴子!我来给你上点儿油,”当谢廖加爬上驭座、拿起缰绳时,一个手拿刷子的车夫说,“白白送给你了?”
“你眼红是不是?”谢廖加回答,拉拉粗呢大衣的下摆把腿盖好,“走吧!我的宝贝!”他挥挥鞭子向马吆喝道。于是载着乘客、各种箱子的轿车和篷车就在泥泞的大路上飞驰,渐渐隐没在灰蒙蒙的秋雾里。
生病的车夫留在闷热小屋的炕上,他咳不出痰,好不容易翻了个身,才安静下来。
小屋里,到傍晚一直有人进进出出,来这里吃饭,但谁也不理会病人。晚上,厨娘爬到炕上,伸手从他的腿边拿走羊皮袄。
“你别生我的气,娜斯塔西雅,”病人说,“我很快就会把这地方给你腾出来的。”
“好,好,那有什么,没关系,”娜斯塔西雅含混地说,“叔叔,你哪儿疼呀?你说吧。”
“五脏六腑都难受。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咳嗽的时候嗓子大概疼吧?”
“哪儿都疼。我快死了,就是那么回事。喔唷,喔唷,喔唷!”病人呻吟道。
“你把腿盖盖好,就这样。”娜斯塔西雅说,顺手替他拉好粗呢大衣,从炕上爬下来。
夜里,小屋里灯光暗淡。娜斯塔西雅和十来个车夫睡在地板上和长凳上,大声打着呼噜。只有病人一人在炕上翻来覆去,微弱地呻吟着,咳嗽着。到早上,他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怪梦,”第二天,厨娘在晨光熹微中伸着懒腰说,“我梦见费奥多尔叔叔从炕上爬下来,出去劈柴。他说:‘娜斯塔西雅,我来帮你忙。’我就对他说:‘你怎么能劈柴呢?’他却抓起斧头就劈,劈得很有劲,只见木屑飞溅开来。我说:‘你不是有病吗?’他说:‘不,我好了。’他说着抡起斧头猛劈,可把我吓了一跳。我大叫一声就醒了。莫非他死了?喂,费奥多尔叔叔!叔叔!”
费奥多尔没有回答。
“可不是,他也许是死了?让我去瞧瞧。”一个刚醒来的车夫说。
一条长满黄褐色茸毛的手臂从炕上垂下来,又白又凉。
“他大概死了,得去告诉驿站长。”车夫说。
费奥多尔没有亲人,他是个外乡人。第二天,他被埋在小树林后面的新墓地里。娜斯塔西雅一连好几天逢人就说她的梦,并且说是她第一个发现费奥多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