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定要对于信仰的起源、性质及与知识的关系有了明确的认识,方可以了解信仰的功用,并可以了解何以在西洋科学那样昌明的社会中,信仰在人民生活中会占那样高的地位,何以许多学者、思想家会那样注重信仰。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有宗教信仰者不独能看见不信仰者所看不见的新真理,还可作一个较强悍的人。他觉得自己内部有较大的力量,能经得起生存的试验,可以战胜种种困难。”这里所说的似指内心的宗教信仰对于个人生活方面的效能或功用居多。社会心理学家黎朋说:“决定人生和历史的真正因子,就是信仰。信仰是不可避免的。它永远构成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一种信仰也许被人推翻,但继之而起的又是一种新信仰。假如一个民族的信仰发生变迁,必有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随之而起。”这大半是指民族的信仰或我下面所谓传统的信仰在社会生活上或民族前途上的力量与功用而言。美国实用主义的哲学家詹姆士著有《信仰的意志》一书,力言信仰的重要及其在人类心灵生活中所居的主要位置。他所谓信仰的意志,其实系指“信仰的权利”而言。信仰是生存竞争的利器,是人生特有的权利。我们不可沉溺于抽象的理智分析和咬文嚼字的逻辑,而放弃此种信仰的权利。他说:“人生是一种冒险,全要有勇气有信心,才可以得到胜利,达到成功。”他又说:“没有信仰的人,终久是要被有信仰的人驱逐到墙角里去的。”这就是说,在这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社会中,没有信仰的人终归要失败,要受天然淘汰的。詹姆士并进一步从知识论的立场发挥成一种信仰决定的真理观,他说:“一个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乃是信仰造成功的。有许多真理之能否真,全靠你对它有无信仰:相信它则真,不相信它则不真。”(以上所引各段皆撮述詹姆士著The will to believe及The Varieties of Religions Experience二书中的意思。原书遗留在北平,不在身边,此仅据所隐约记着的撮述其大旨。)詹姆士是实用主义者,他的说法,论及我下面所谓“实用的信仰”在行为和知识方面的功用居多。他的学说应用在冒险斗争的生活中,特别有效准。譬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类的话,在詹姆士看来,均是可以真亦可以不真的话。而这话之究竟能成为真话与否,其关键全在我们有无坚定的信仰去造成之,去证实之。假如全国国民均有坚定的信仰,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成为真话的可能性必然多些。所以这话之能否真,有待实际生活中努力去实验之、实证之。真理的形成,大都是经过如此艰苦历程的,天地间根本就没有不经过意志、信仰和实际的努力,不劳而获的现成真理。
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所谓开明或启蒙的空气很浓厚。启蒙时期的人大都是个人主义者,注重理智的怀疑,反对任何信仰,特别反对宗教信仰及传统信仰。他们不仅不承认信仰的功用,反而认为信仰有阻于科学的进步和个人的自由。他们的目的当然在反对迷信,而结果适所以摇动个人和民族的根本信仰。启蒙时期的特点,一方面注重狭义的理智,如外在的怀疑和批评,支离的分析,琐屑的考证等。而与此狭义的理智主义紧相伴随着,乃是注重放任感情的感伤主义或浪漫主义。因一方面,离开信仰情感而言理智,故陷于支离干枯的理智主义,一方面离开理性的规范而言情感意欲的放任,故流于感伤狂诞的浪漫主义。现在的青年应该认清时代,这已不是鼎盛的个人主义、怀疑主义、注重破坏的启蒙时期了。我们已到了注重思想文化以及国家建设的后启蒙时期了。这个时期的青年,不仅要认清信仰的性质与功能,给予信仰以应有的地位,而且当力求信仰的坚定和精诚集中。但又须明了信仰的注重,决不是反民主、反自由、反理性主义的抬头,更不是提倡盲目地崇拜暴力、崇拜霸王。因为只有理智与信仰脱了节,方产生感情冲动与盲目信仰的反理性主义。我们所倡导的浸透了理智的活动和理性的指导的信仰,与知识进展相依相随的信仰,正是为启蒙时期的狭义的理智主义,和此种理智主义的自然反动——反理性主义间的矛盾谋正当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