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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还有意义吗？
这个问题与“思想工作者”的困境毫无关系。如果一年不出版3万5千本，而只出2万本书；不出版2000种报刊，而只出版800种的话，这一状况或许有其好处。只因写书人能够写书而对他抱有敬意，这种状况只有当写书是少数人的特权，只有每本书都能对“人类的记忆”做出贡献时，才有存在的理由。今天这种情况早已不复存在了。如果各国人和人类能够忘记一些事情，也许他们倒会感到高兴。
精神生活不只对那些以它为生的人存在。叔本华曾希望，我们在各个领域的书籍要少，但要精。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这个希望太不谦虚。人们无需在精神层面上低估广阔的下层建筑的价值，但人们仍必须说，限制书籍、报纸、杂志及哲学博士的生产——我也是一位哲学博士——并不等于扼杀精神生活。
相反，这样可以使精神生活更为活跃，甚至可以使精神生活变得外向且可赢利。精神生活有可能变得更为有利可图，之所以如此，恰是因为精神文化生活与以前相比更无利可图。如果今天有位年轻人在经济形势不错时不去做银行经理，却有志从事研究世界智慧及美的艺术，那么他很可能会去阅读书籍，而不会去写书。写作的人减少了，读书的人增加了——还希望什么呢？
对于写作意义的疑问与对于写作报酬的疑问只有当头脑对身体有依赖的时候才有关系。从表面上来看，写书的报酬与从前一样低或比以前还低。这并不很重要。问题仅仅在于：从内心上讲，写书值得吗？写书还起作用吗？
书籍所起的作用与人们一般认为的写书是否成功完全是两码事。在往昔的好日子里，在战前，写书的人愁眉苦脸地抱怨出版社拒绝出版他著作的阴谋诡计，抱怨评论家贬低他作品价值的残酷无情，抱怨批评家对他的大作保持缄默的不怀好意，抱怨不读他作品的读者愚蠢低能。他认为这些粗暴残忍、待人不善以及只认资本运作的势力使他写的书毫无作用可言。
而在今天，他的同行比他不幸得多。他的同行认为并且抱怨出版社为他做得不 够 ，批评家和评论家对他作品的意义强调得不 够 ，读者对他的作品读得不 够 。这就是说：他觉得取得了成就，并且尽管他取得了成就，但他还是没有影响力，什么也改变不了。
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太容易了。事实上，比起现今来，也许任何时代想起作用和发生影响都不怎么容易。而正因为现在很容易就能“起作用”，因而似乎就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每个广告报刊栏都发出了新的、非同一般的世界即将颠覆的威胁，大肆宣扬被揭穿的秘密以及诱人的刚被发现的维度。其结果是，没有人再为此而激动，当然只有那些为激动而生的人——记者——才会激动，而本人恰厕身其中。
我们的头脑被各种思想塞得脑满肠肥。图画书挤走了字书，而最理想的图画书——电影，则把两者都吞噬了。
当人类还处于蒙昧之中时，那才是幸福的时代！与此相反，如今每种见解都不无道理，然而无论是每种见解还是全部见解加在一起都不能给人以真理的感觉。这些见解让我们无所适从，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人们以为，这样的困难主要来自身心受到了打击。最终，这些“正确的见解”总会被一个唯一的伟大真理所战胜，或可以合并成一个唯一的伟大真理。
让真理往前冲，或者排斥正确的东西，简言之，通过一场决定性的胜利结束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可是听起来让人颇感无奈的是：这是给我们的时代带来荣光的一个事实。我们今天被灌输了那么多观点，却没有一个观点使我们感到完全满足。尽管所有这些观点远未能使我们感到满足，但它们倒是足足吊起了我们的胃口，使我们想知道得更多。我们不愿放弃，不愿牺牲我们已经认识到的东西。所有给我们灌输的、说服我们应把它特殊的正确性作为真理来理解的力量，试图让我们相信能击败竞争者的力量却总是一再向我们证明了它的反面。每次宣布通过胜利可以保住阵地，宣布要说服我们干脆放弃一部分认知，以便走向真理、走向坚强，这只能使我们又增加一种思想的可能性。我们所有的人都渴望规则，渴望绝对的规则——然而我们仍然是相对论者。我们认为这一个若没了那一个便不可想象，不可感知，相对论者的任何思想都会被推向它的反面。我们的良知并不能简单地用牺牲我们的一部分认知而得到满足。即便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也不能持久——因为它并无良知。为了我们自身或世界的安宁，为了我们得到内心或表面的幸福而压制我们的一部分认知，遗忘它，不再理它，这就意味着对我们自己的放弃。这样做就是精神上的自杀：这是任何宗教都不能原谅的唯一死罪，因为这种罪孽不可救赎。虽说不乏这方面的诱惑，但只有少数人屈从于这种诱惑。今天，一种观点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所以能使我们大家与之心心相依，其原因在于对于思索的彻底绝望，在于对精神文化的彻底清除，不，原因首先在于一种极端无所谓、甚至对自己的绝望都无所谓的态度。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现状。如果我们绝望，那并非因为我们什么都不再相信，并非认为一切均可有可无，恰恰相反，因为我们必须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太多太多。
真理既不能通过部分的忘却，也不能通过彻底的清除来到我们面前，充实我们并为我们所有。真理不能否认我们的认知；它必须接受和保留我们的认知。我们的道路不应把我们向后引导到只对个人有效，而应引导我们向前找到普遍有效的东西。其余所有的一切，无论它多么崇高，意义多么深远，都是精神上的自杀尝试。
如今，我们的各种哲学都在找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各大学较古老的世界智慧正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将六个或七个音节组成的专业术语不断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人们可以把这种哲学称为化学哲学。这种哲学把玩概念和公式毫无界限、毫无规律，一切皆可组合分解，一切皆可互为本源。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同道之间的社会游戏虽说索然无味，但它并无征服精神世界的欲望，它对于我们只有旁门左道的意义。
与此不同的是，较新型学院的世界智慧倒是和我们的题目颇为接近。这种世界智慧确确实实地又一次试图理解世界，探究世界，解释世界，只不过它是以一种简化的方式、归类的方式做这一切。这种哲学的意义在于，它又一次竭尽全力地把人而不是把概念推到其观察一切的中心。然而活生生的人却被这种哲学搞得僵化了，人连同其财富被过早地，即从一开始就被归类了。在我们现今哲学的这一特别门类里，类型化的人总是优先于单个的人：重要的是，类型被当作观察某一类人的手段和工具，对单个人观察研究的结果并不重要。
由此，（除了其他的不足以外）对于任何哲学来说，一种危险变得特别巨大：即思想的基础和目标不是世界，不是原本的、天然的东西，倒是其他的世界观、派生的东西成了思想的基础和目标。一种哲学在另一种哲学之上产生了。哲学变成了第二级、第三级、第十级的无能之物。哲学变成了书评，不再去研究世界观。类型化的思想变成了赤裸裸的幻象显示，如同化学哲学一样，成了一种同样可以理解为学院式—亚历山大诗体
式的精神操练。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行为都是一种思维的反应，任何一种世界观同时也就是思考探索，是对另一种世界观的评论；书籍是我们认识过去的主要来源，只不过问题在于，是把书籍用作认知的试金石还是认知的基础。叔本华提供过一个颇有教益的例子。他对“轻浮之人”黑格尔和费希特的摈斥毫无作用。他这一行动的反作用就是他的摈斥失去了意义。如果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起反作用的话，叔本华今天同样会被人遗忘，如同五十年之后我们的化学哲学也会被人遗忘一样。不过叔本华得到的反应只不过是对他行为的反作用。他的行为是试图证明世界是意志和表象。而我们现今的哲学最初的动机却都是对别人观点的驳斥，对其他哲学著作的主要论点探讨来探讨去，不是贬低就是抬高，尽管他们甚至比叔本华反对黑格尔和费希特还颇为有理，但也许有一天，这种哲学会被人遗忘得更快。
除了化学哲学和类型化哲学以外，还有一种哲学，如果用蹩脚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可称其为文化哲学，它部分地利用了前两者的成果。文化哲学不像康德哲学，思考的不是思想的可能和界限，而是生活本身。对文化哲学来说，思索遇到困难时，它也从不会认为思索是个逻辑过程，而认为它是生活行为。从尼釆、舍勒
、凯泽林
，直到施本格勒
，这一并无系统的哲学取得了闻所未闻的成功。这些人的哲学著作像乌尔施坦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一样流行。
本书的后几章将详细地探讨生活哲学的内容，因此这里仅用寥寥数语谈其所运用的方法。
无系统的哲学能够轻易地征服我们。我们甚至能够承受它们显而易见的矛盾之处，因为世界本身便是矛盾重重，生活哲学对这些矛盾的触动比系统性哲学要少。本书第32页的哲学家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弊端，而159页的哲学家又视基督教为一种进步。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无所谓。我们每次都能从中看出其关联所在，但我们并不对这些自相矛盾之处提出异议。我们已然超越了一家独大的阶段，但还没有进步到四海皆准的程度。因此若我们面前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认知，我们既不会摈弃其中的一种，也不会过早地试图调和两者。我们倒是会将两种认知连同它们的矛盾之处照单全收。
正是在这里，最新式的文化哲学遇到了真正的困难。它要以最特殊的方式避开自相矛盾的危险。要想消除自身矛盾是需要勇气的，于是它便把一切界限都去掉了。尼釆做到了这点，以箴言形式写出了他的哲学。这样做至少每种思想还有起码的特定意义，同时用箴言的方式又使表达的意义不受任何约束，或者说，起码是在一种特定的上下文中受着约束。对于这种方法，阿尔图尔·施尼茨勒
曾用寥寥数语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比用大开本写的书还要清楚。他说的虽然不是尼釆，但批评的却是这样做的方式。施尼茨勒认为，所有写出的话都只在写作的那个瞬间才是真的。
尼采的继任者采取了另外的办法。他们觉得箴言式的哲学不具约束性，这使他们感到难办。他们想要按照时代的渴望重新建立一种体系的基础，然而他们知道，对他们自己和对我们来说，任何体系都不够用。于是他们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把界限无限扩大。冯·凯泽林当然会这样做。他那本《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的标题已说得足够明白：他本来也可以毫不夸张地把标题写为《一位哲学家周游世界的日记》的。只要随便翻开施本格勒写的书，就可以看到他关于英国政治、日本的摄津国
、拿破仑主义和恺撒主义、关于神秘精神和神秘钱币、拜占庭的寺院制度、攻占巴士底狱、哈里发王朝、1815年复辟的描写。书中还提到其地位和意义也许只有专家才详知的其他人物及事件：他提到了修道院院长特奥多尔·冯·施图迪奥
、保罗派
、库拉米教派
、巴巴克
、因果报应者、拜占庭破坏圣像运动的那个世纪、独立教会政策、伊拉克奴隶起义等等。施本格勒会反驳道，这是他所运用的方法，这正是新颖伟大之处，是伟大文化的繁荣及衰亡的历史比照。对他进行驳斥，说他的比照不该比一篇随笔长得太多，比如——如果我们偶然翻到这同样两页的话——它的题目可以是《巴格达，新生的泰西封
》；里面可以写拜占庭的修道院院长口念咒语就能攻占巴士底狱，还可以写阿里得了个外号叫伊斯兰的斯巴达克，写这两页就够了。对于我们目前想达到的目标来说，对他的这种驳斥会扯得太远。我们将在后文中有针对性，似乎也更深入地论及施本格勒所涉及的部分领域，谈到他如何把毫不相干的事情硬扯在一起。就目前来说，我们完全可以简单地用事实材料确认，施本格勒认为文化所做的就是让素材自发地神秘地展开，严格并神秘地被吸附到他设定的小圈子里。其实情况正好相反：素材是作者突然产生的想法，当前文化哲学唯一可确定的就是哲学家本人。素材不再以任何一个已知的、事先设定的方式受到制约，它仅仅与个人有关。
到目前为止，哲学研究的是思想，而现在代之而起的是情感。叔本华的终极目标是在长眠中把意志和无聊解放出来，这位情感哲学家、美学家、抒情诗人的第一本书的开场白的确是这样一个肯定的句子：世界是我的表象。施本格勒对情感不屑一顾，宣称自己是实干家，他贬低哲学家，看不起诗人。他第二本书的开场白是这样的：日落西山之时在晚霞中观察花儿……人们感到惊奇的是，他的诗竟然不押韵。
经过了艰难的几千年，哲学终于自然而然地研究起了思想（无论它对思想作何感想，也无论它是如何开始思想的），如同瓦匠自然而然会拿砖头砌墙，面包师自然而然会烤面包一样。现在情感代替了思想，抒情诗代替了主张。不，不是抒情诗，而是具有人类无限表达力的音乐代替了主张。我们的文化哲学家是未能登台演出的乐师。
由此与思想有关的哲学本质被摈弃了。这种变化与过去所有的变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一只鸟儿突然长出了三条腿，无论鸟儿世界如何反对这种进化，它仍然还是一只鸟儿。如果一只鸟儿有了本质的变化，我们这么说吧，有一天一只鸟儿忽然长出了猫模样，尽管它仍自称是只鸟儿，可我们几乎再没有什么理由同意叫它鸟儿，而最好称之为猫。
当然这并不是说，至少从本意上讲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猫的价值和本领有什么异议。为什么哲学家不能成为艺术家呢？实际上，哲学家要是愿意当艺术家，那倒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他们成不了艺术家。如果当了艺术家，他们就必须在一个有限的个别场合向人们展示整个宇宙和人类世界。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需要的是利用整个宇宙和人类世界来表达一种情感。
在表达情感时，在对素材无限的收集和编选过程中，乐感便使任何评论都失去了用武之地。对于一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作品，评论也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一点从外部，从现代哲学书的外表，从其印张之大便可毫无困难地得到证实。如果一位并无特别突出才情的饱学之士坐下来想写一本大部头著作，他受着内心冲动的驱使，想要证明自己的博学多才和善于思索，他写的书就必须有许多新意，必须能带给人许多意料之外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一位天才也想写一本书，那么他在扩展他的大作时，也许只能克服自己内心的冲动，尽量不写肤浅的、不靠谱的，或证明为不真实的细节。因此现代的文化哲学著作很容易受到称赞，因为它每页上都有引人入胜的、正确的、甚至偶尔真实的东西；它也很容易受到攻击，因为这样的著作错误百出。但最糟糕的是：它很容易效仿，因为我们之中没有人能想象得到，如果作者哪天认起真来，把亚述巴尼拔的泥板和美元汇率、把清朝的瓷画和二冲程发动机扯在一起，那会是何等令人瞠目、扣人心弦的细节。
在毫无招架之功时，评论界找到了一个自救的办法。它居高临下，用下定义的办法来制止别人的评论，而下定义恰恰应该是评论的开始。评论界认定凯泽林是折衷主义，施本格勒是悲观主义。实际上它也没有其他妙计可施；因为对评论界来说，探究每位乐师的细节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毫无任何价值可言。
年长些的持乐观态度的人仍在谈论着当前思想文化方面的种种斗争。其实思想文化斗争肯定是当前唯一不存在的东西。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各个领域无休止的激烈论战已然停止了。甚至连政坛论也写得毫无论争的味道（这并不因此表明宽容时代的到来）。论争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音乐而没有观点主张的地方，有的只是对别人观点的反驳。
结论如何？
上文中，我们已然提到了头脑被各种思想塞得满满当当的说法。但这种表达并不确切。思想是某种特定的东西，取其而代之的是出现了完全不特定的思潮，完全不特定的方向。许多人声称他们对于思想的死亡并不感到悲痛。唯一真正的和有用的——施本格勒也这么说——就是行动。我们将在后文的某些领域里进一步谈论这个问题，谈一谈思想是否真的会使行动瘫痪。不过十分清楚的是，各种思潮、各种情感和各种方向肯定会使行动瘫痪。
思潮是一种手段，就是对所有的一切都感兴趣，但对一切都不认真对待。
思潮可以用几个字来做一概括的表述：有那么回事，可以对它高度重视，也可以对它不理不睬。
我们上文谈到了两大探索。叔本华和施本格勒试图在哲学思考的过程中以及借助哲学思考重归绝对。有人借口为我们好，不惜卑鄙地压制我们的一部分认知，这样做的最好结果是，在现存的种种思潮之外，还可能出现另一种思潮。施本格勒试图进行归纳总结，在一种思潮上再加上另一种思潮，这会导致哲学上——在艺术上也不大可能有其他结果——思想的完全瘫痪，而思想的瘫痪并非意味着没有思想，它指的是会出现五花八门、互不相关的或会引起喧嚣骚动的思潮，由于这些思潮的不确定性和无限性，由于这些思潮各吹各的调，它们之间既不可能有斗争，也不可能有调和。
为了离绝对更近些，难道还有第三条道路？写书又会有意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