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在第二章里说明禄村的农田并不能全部利用禄村可能供给的劳力。不但季节上有农忙和农闲，而且社会上有忙人和闲人。农业里漏出来的闲暇，并不是平均分配给全村的人，而是给一部分所独占，这些人是村里的小土地所有者。我在第三章里说明了禄村职业分化很简单，那些必须以劳力来换取生活的人，虽则没有田，也只有设法在农业里卖工。他们没有田，或所有田太少，不能享受农业里漏出来的闲暇。我在第四章中把禄村土地分配的情形说明了，在土地分配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人是非在农业里卖工不能生活，有多少人可以利用别人的劳力来经营他们的农田，自己成为村里的有闲阶级。在本章中，我将先分析那些在农田上卖工的劳工。
在上章我们见到禄村有38家是没有田的。这些没有田的人家中只有四家可以靠专门职业维持生计，其他还是多多少少要在农田上设法得到生活上的需要。他们既没有田，分享农田出产的手段，只有在农作中出卖劳力了。在我们讨论出卖劳力的方式之前，可以先注意这些没有田的人家的性质。
当我在访问打听各处所有田的数量时，常常听见他们说：“这是新户，没有田的。”因之，引起了我对于新户的注意。所谓新户，是指那些新近从别地搬来的人家。依那些有年纪的老人说：“我们年纪轻的时候，这村里不过几十家，这十几年来人口才多起来。”我们又在禄村附近四川人的村子里听说：“我们小时节，沿河一带都是荒地，这村里不过两三家人，我看着它多起来，现在有十几家了。”禄村一带人口增加的历史，现在虽已无法知道，可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的就是在人口增加过程中，别地人口的移入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除了最近两年，禄村开始发生徙出多于移入的现象，可是过去的几十年中，禄村一带肥沃的盆地确是具有吸收移民的力量。在这辈移民中，有许多现在还是被称为新户的。所谓新户，究竟新到什么程度，并没有一定。譬如上文提到的康大哥，他的父亲是四川来的，可是他还是归入新户的一类里。这些新户在户口册上不写“本籍”而写“寄籍”或注明原籍地名。在禄村一共有新户19家，占全村户数19%。注明原籍的11家如下。
表十二 新户原籍的分配表
在没有注明原籍的几家中，我们知道有些是从四川辗转迁来的。
外来新户得不到土地所有权，在所住社区中只能当佣工和佃户。禄村19家新户中还没有一家获得土地所有权，只有一家典得了10工农田。其中有11家连租田都租不着，只有8家是佃户。我在江村也见到外乡人是村里没有田的人。
这也许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在一种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的移民，进入一个人口已稠密的地方，土地已被该地人民占有了的时候，他们没有力量来夺取土地，只能接受佃户或佣工的地位。
我在广西象县的瑶山中，曾见到这种现象最清楚的表示。在大藤瑶山中的诸族团，入山的时间有先后的不同，先入山的占据了这区域，成了这瑶山的山主；后入山的，因为该地已经被人占据，又没有力量来分割，于是成了租地生活的佃户。我们不知道瑶山的详细历史，尤其关于诸族团移植时的情形，但是依据现在汉人个别入山租田的情形中，使我们猜想这辈现在瑶山中做佃户的诸族团，当他们移入时，是出于很小的单位，所以他们不能和已有组织的山主族团争瑶山的地权。
在大藤瑶山中，后入的族团不能获得土地权，是牢不可破的习惯法。就是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地方，外来移民要得到住在地的土地权也时常有种种事实上的困难。比如以后讲到农田买卖时，我们可以见到，同族有收买的优先权，而且买卖契约上一定要同族近亲的签押，这样使土地不能自由流出族外（十二章一节）。而且我们以后也要讲到一个没有带着资本入村的人，想从自己的劳动中积蓄到能买地，须经很长久的时间（十二章三节）。在普通情形下，外来的移民很少带着资本来的。因之，“新户是没有地的”一句话成了禄村公认的原则。反过来说，一个外来的移民，住久了，买得了农田，他也逐渐地摆脱新户的头衔。现在禄村的人民谁都说祖先是从别地方搬来的，甚至有和我认作同乡的。他们还和我讲过他们祖宗如何把本地的夷人赶跑的传说：“汉人跟了明初的沐国公到这地方的时候，这一带都是些夷人；一天汉人把沸水灌入田里，把稻泡死了，夷人以为土质变坏，搬到山顶上去，才归汉人占据。”新户和旧户全是外来的，不过是迟早、先后的分别，重要的是在前者没有田，后者大都有田罢了。在这种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中，得到农田是进入社区的重要资格。
以上所称的，是那些已在禄村成家而没有立业的人，他们虽则没有恒产，可不能说他们没有恒心。他们租着一两间房子，生了一大群孩子，颇有终老是乡的意思。好像康家在这村里已住上了两代。除了这些定居的新户外，禄村还有一种没有成家的单身男女。他们都是从别地方来的，既没有田，又没有专门的职业，寄居在人家，卖工度日。他们可说是流浪的劳工，时常有来有去。1938年在禄村有三十多个，1939年减少了一半。
常和我们背行李的老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个很能引人发噱的老人，牙齿已脱了一半。我们和他谈话，有一阵，无一阵，前后不合，自言自语，很有意思。后来我在张大舅那里听到了他一生的历史——真能代表一个十足的流浪者。他是生在禄村的，他父亲就是一个外来的佣工。到十多岁的时候，跟着他父亲去了大理。禄村少了这些平常的人，也不再记得他们了。隔了二十多年，他又在禄村出现了。他自己说是拉夫拉了出来，本来家里也没有什么，回去也没有意思，所以就停在禄村。禄村人中还有记得他父亲的，所以把他留住了。他没有田地，东帮帮，西做做，一直到现在发脱齿落，还是一个光棍。他曾经想抛脱这种一世没有希望的路途。有一次，他不知哪里弄得了枝龙头拐杖、一身和尚衣，飘飘然不受戒而出家了。他冒充名僧，到处化缘。可是他命运不佳，碰着了一个内行，问他术语，他一窍不通，当场露了马脚，给那人打了一顿，赶回来，龙头拐杖也丢了，和尚衣也撕了，无精打采地回到禄村，再过他卖工生涯。幸亏有个基督教堂，每星期还可以去做做礼拜，吃一杯茶，不要花钱。唱唱赞美诗，略略点缀他寂寞的日子。村里人说起了老佟都发笑，说他愈老愈没出息，赶着和新娘抬轿子。老佟不但年老了不愿做重工作，年轻时也如此，背盐太重，背柴太麻烦，专挑不费力的事做，见我就问什么时候上车站，别忘了叫他背行李。
张大舅家里住的那个老黄，不声不响，喝了老酒，微微地笑着，不很方正的脸上，常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刚30多岁，在村里住了已有十多年。本是邻村人，父母相继去世，他叔父把田产占了，轰他走。他是个沉默的人，性子拗一些，负了气就不再回去了。他寄居在张家，在禄村卖工。田忙时帮人下田，农闲时上山背柴，一天也能挣好几文钱。到了晚上在店里打了一斤老酒，城里去买半斤肉，自煮自酌。那天八月半中秋节，张大舅邀我们去过节，老黄买了几个月饼，一定要我们吃。我举杯向他说笑，明年团圆节，老黄也团圆了。他向我一看，好像有一段说不出的衷曲，过了一会，惨淡地一笑，干了一杯。我是逗着他开玩笑的，可是他年年拜着月亮，年年依旧是单身。张大妈和我说，“老黄是个老实人，现在积了六七百块钱（六七十元国币），我劝他不要胡弄个女人。钱完了，人也去了”。我是这样觉得一个流浪的劳工，成家也不是件易事。
有一次，我在房里，突然来了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跛着一双脚，向我要药。我和他敷了药，问他是哪家的。他说住在对门，来了不久，是贵州人。征兵出来，走失了，和几个人辗转流浪到这里，既有工作，也就住下了。
单身的女子也有在人家帮工的。我们的房东去年就有一个特别矮小的女帮工。她是盆地南部一个小村里来的。家里太穷，没有饭吃，所以到禄村来找工。住在我们房东家里，有饭吃没有工钱。今年我们去禄村时，她已不在，不知又流浪到了什么地方去了。
这种单身寄居在人家的劳工，在1938年编的户口册上，一共有32个：有9个是注明原籍的，东川2，会理2，本县别村2，元兴1，武定1，四川（县名不详）1。
以上是禄村人民中没有农田、一定要出卖劳力来维持生计的人，他们是禄村劳力供给中重要的一部分。此外还有35%的人家只有不到16工农田的（表八）。这辈人并不能靠自有的农田过活。他们在农田之外一定要谋其他收入以资补贴。我们在1939年在村里所寄居的房东，就得做医生，挣些零钱，不然饭米之外的另用就要发生问题。可是有专门职业的人并不多，所以其中有一部分，也得出卖他们剩余的劳力，于是在禄村劳力市场上又多了这一辈部分出售劳力的人。
在禄村卖工的，并不限于住在禄村的人民。我在第二章中分析禄村劳力的自足程度时，已见到以禄村全体人口来说，即使全体动员，充分利用他们可能在农田上工作的时间，有些农作活动中也会发生劳力不足，有些农作活动中，也会发生劳力有余的情形（表六）。后来我们又说到，禄村有不少有田的人，不下田工作（二章四节），于是禄村在劳力上不能不倚靠外来的劳力了。而且因为劳力不足的情形，是有季候性的，他们只在短时期中需要劳力接济，可是并不能长期地利用这辈外来的劳工，因之我们在禄村的劳力供给上见到了季候性的接济。
据当地人和我们说：“三月里收豆时，外边来卖工的人数量最多。耘田、掼谷子都有请外边工人的。十七八年时，卖工的多系鸡拉和中村一带夷人（离禄村有半天路程）。近年来，马街（属罗次县）的汉人最多。早年在田里做工的三个里有两个是外边请来的，现在少了，还有一半的样子。”
我们见到外来劳力在禄村农作上的重要，所以在1939年收谷时，特为这问题在田里实地调查，看有多少工人是从外村来的。当时因为我们已和当地人混熟了，所以单用自己的观察，也可以分出一部分外来的生面孔。这样调查了三天，结果如下。
表十三 掼谷时外来劳工数目
依我们上文中的分析，收谷及种豆一节农作中，禄村劳力是可以自足的。但是事实上，即在1939年因为公路、铁路及其他村外的工作需要劳工，禄村已大大地感觉到“雇不到工”的情形下，在收谷时尚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外来劳力加入禄村的农田劳作。可见外来劳力的接济是禄村的经营农田中极重要的因素。
我们可以说，禄村之所以能经营现有面积的农田是因为每年有大批外来的劳工参加的原因。外来劳工的来源很广，1939年我们就看见从盐兴、武定、罗次、广通来的工人，其中甚至有一人远自大理到来。我们和他们谈话后，知道他们中间大部分是自己种有农田的。可是他们自己的地方比禄村冷，稻熟得迟，当禄村收谷时，自己田上没有工做，所以每年来这一带觅工。这样说来，禄村能得到外来的劳力的接济，还是靠了区域间的农期参差性。
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禄村人民没有在农事结束后，利用区域间的农期参差性，到别处去卖工的，所以禄村的季候性的劳力供给是一种来而不往的流动。这种劳力流动的方式发生于区域间生活程度的差异。我们固然没有到鸡拉，或马街去调查这些劳工来源地方的生活情形，可是即从这辈人的衣着上就可以见到他们生活程度不及禄村人民的事实。他们也曾和我说，他们地方不好，田也狭，地又瘦，比不上禄村。他们自己的农田农地不够维持他们的生活，在农闲里不能不在各处设法出卖劳力贴补家用。他们和本村没有田的人，或有田太少的人，所处的地位相同。可是他们生活程度低落的原因，并不和本村中的卖工者一般是出于社会的分化，而是在地域间土地肥沃性的差异。
劳力从生活程度较低的地方流到生活程度较高的地方，这种流动使生活程度较高的地方的劳力供给增大。农村中利用劳力的机会既有限，结果降低了劳力的价格，直接影响到吸收劳力地方的卖工者的生活程度。他们要和这辈外来的劳工竞争得到劳动的机会，不能不接受较低的工资。于是地域上生活程度的差异一变而成同一地域中不同社会阶层间生活程度的差异了。再进一步说，在农村社区中，因为工资低落，使一辈有地的人可以用较低的工资来雇工经营他们的农田，自己脱离劳作。这辈在农田劳动中解脱出来的人们，在农村中并不能寻到利用他们剩余劳力的有效机会，他们成了农村中的有闲分子。换一句话说，他们有便宜的劳力可以利用，放弃了他们利用自有劳力的机会。他们在劳力的竞争上，被外来的劳力所撵出于农田劳动的范围，同样地降低了他们可能的生活程度。从第三者看来，地域间生活程度的差异，因劳力的流动发生了平衡的趋向。这是内地农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禄村吸收外来劳工的趋势，到最近已开始逆转。一年来劳力供给非但不增加，而且日渐减低。劳力供给上发生的变迁，又开始表现着内地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可以先把这方面的情形讨论一下。
我们若比较1938年春和1939年秋的人口数目（表四），就可以见到很大的差异。在20个月内，禄村死亡了26个人，而出生的只有10个，在生和死的代谢作用中，一共损失了16个人。再一看死者的年龄，更有可以令我们注意的地方：出生的10个幼儿正和死去的10个幼儿相抵，其余16个死者，只有2个在60岁以上的，有14个都是正在农作年龄中的人。这种代谢作用，非但在当年的劳作供给上有所损失，而且不是短期内可以恢复的，因为要靠生育来填补这缺额，非有十多年不成。当地人民也觉得近来孩子生得少，可是说不出原因来，在我们看来，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两年来壮年男子的大批出村，生育机会不免减少。果真是这样的话，生育率在最近几年内也许只有下降，不易上升，以生育来增加人口的希望很少。
因生死差额而发生禄村劳力供给的下降，比了因迁徙差额而发生的下降，还是少得多。在过去20个月中，禄村一共迁出了74个人，合原有人口总数9.3%。在同一时间徙入的人数只有7个，禄村一共又损失了67个人。在这74个迁出的人中，67个是在农作年龄中的。徙入的都系农作年龄中人，所以一共损失了60农作骨干。
迁出的那一批人中，最多的是在16岁到30岁的壮丁男子。直接的原因是征兵，自抗战以来，禄村一共被征九次，征出去了19人（其中退役1人，逃役2人），其他因避役而出外的没有正确的数目。依我们熟悉的人家中，家境比较好的，家里竟见不到有在20岁到30岁的男子。因为在外有正常职业的壮丁可以免役，所以能在外找得到事做的全向外跑。
比征兵更能吸收禄村人民外出的是滇缅铁路的招工。据我们所知道的，在1939年秋天，长期在外做整工的，禄村有27人之上。至于朝出晚归的人更多，从9月10日起到10月初止，每天禄村有三四十人出去做工。此外还有临时征集民工在滇缅公路上修路的，好像大水后，禄村至一平浪的公路冲断，每甲派2人去抢修，禄村就出了20多人，做一星期的工。
征兵和招工所吸收出去的人口，不但大都是农作年龄中的壮丁，而且大多数本来是在禄村卖工的。比如我已说起，去年30多个单身卖工的流浪劳工，现在只剩了一半。他们既没有家眷，又没有田产，哪处工钱高，就向哪处去，所以最容易吸收出去。还有一种容易吸收出去的，是季候性的外来劳工。他们到禄村来做短工，目的只在赚一些工钱。别地方有工作机会，比禄村好的话，他们就不来禄村了。上节中我已几次提到1939年度外来劳力接济的减少。我们曾问过很多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往年外来劳工数目比近年多。好像我的房东说1938年他请了5个川人来掼谷，掼了5天。1939年他一个也没有请到。他张罗了好几天，还是没有头绪。有一次我和他一同去请工，他找到村尽头那家没有田的穷教友家里，硬着给他定钱，可是那位教友定不肯收，因为他早已答应了别人。又好像张大舅一连好几年把田包给人耕，1939年到别村去请工，全讲不成价。第一天掼谷子时，一个别村的人也没有，到第二天才给他邀住了两个猴井来背盐的。
外来劳力的接济，虽则是减少了，可是就是在征兵招工紧张的1939年度，禄村收谷所用劳力中，还有20%左右依靠外来的接济。在禄村农田经营中，利用便宜劳力的雇工办法已成了多年积下的传统。我记得第一次见着禄村县长时他和我说：“禄村人工本来不够，征兵之后，更成了问题。”同时，我们又在禄村见到很多闲散的人，这里显然有一个矛盾。这矛盾中心就在禄村并没有动员它可供给的劳力。到这里我便可以讨论那使禄村自有劳力不在农作中动员的雇工经营的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