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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世笮融立寺，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好佛者听受。此为诵经或讲经，文略不能断定。至若讲经，则知始自桓帝世之安清、安玄。盖外国释子，恒专精一经，或数经。其善《阿含》者，谓之“阿含师”。善戒律者曰“鼻奈耶师”。（道安《鼻奈耶序》有罽宾鼻奈）善对法者曰“毗昙师”。其人不但诵讽通利，稀有忘失，抑且了解义理，兼能讲说。故来华诸师于口出经文时，类常讲其意旨。故安玄所讲，当世称为“都尉玄”，想谓于经文能阐明其玄致也。安世高为阿毗昙师。《毗昙》恒依法数分列，纲目条然。世高译时便讲，遂必逐条论说，取经中事数，如七法、五法、十报法、十二因缘、四谛、十四意、九十八结等，一一为之分疏。而于四谛、十四意、九十八结，安侯并自有撰述。严浮调复因其未详《十慧》，乃作《沙弥十慧章句》。（均详见上章）章句者，疑系摘取《十慧经》文，而分章句，具文饰说。（语用《汉书·夏侯胜传》）其书用以教初学（原序末曰：“未升堂者，可以启蒙焉”），故曰《沙弥十慧章句》也。
安世高善《毗昙》学，译经时并随文讲说。其后浮调依其规模，分章句疏释。此种体裁，于后来注疏至有影响。《祐录》九晋道安《四阿含暮抄序》云：
又有悬数悬事，皆访其人，为注其下。
《祐录》七道安《道行经序》云：
余集所见，为解句下。
此均随事数文句作为疏解。道安所用体裁，实出于严浮调。《祐录》十载其《十法句义序》曰：
昔严浮调撰《十慧章句》，康僧会集《六度要目》，每寻其迹，欣有寤焉。然犹有阙文行未录者，今钞而第之，名曰《十法句义》。若其常行之注解，若昔未集之贻后，同我之伦，傥可察焉。
释道安师浮调之遗法，续取前人已注解或未集之事数（原序有“明白莫过于辩数”之语），释其义旨。曰“钞而第之”者，亦逐条注释之谓也。同时（晋泰元二十一年），竺昙无兰次列三十七品，采辑各经不同文字，而以止观、三三昧、四禅、四谛系之于后。《祐录》卷十载其序文曰：
序二百六十五字，本二千六百八十五字，子二千九百七十字，凡五千九百二十字，除后六行八十字不在计中。
此书合列经文，有似会译。而分列事数，取一经文为母，其他经事数列为子。虽非注疏，然亦系师严氏之意。后世之会译子注，盖均原出于此。而其最初则似由于汉代讲经之法也。按安世高如不能用汉文撰述，道安谓其所撰《四谛口解》诸书，则必系听者所笔录。安侯译经，兼依事数，条述其义。弟子因先记事数译文，下列其口义。故已有本末母子之分。严浮调《十慧章句》、康僧会《六度要目》、道安《十法句义》等均从之。而其后经典异译颇多，有会合诸本比较之必要。因亦仿其法，是曰会译。但会译源流，将于下另论之。
又按西晋竺法雅创立格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以训门徒。（《高僧传》本传）可知至西晋时，讲经犹沿用汉代安侯方法，先出事数，再分条释其义。而法雅复用外书相比拟，使学者易于了悟。由此可见，不仅严浮调等之撰述，以及后代之子注会译，同由最初所采讲经方式演进。即格义亦与此有关。至若格义之意义与重要，亦当于下另详之。
又汉代儒家讲经立都讲（《后汉书·侯霸传》与《杨震传》），晋时佛家讲经，亦闻有都讲（《世说·文学篇》许询为支道林都讲），似系采汉人经师讲经成法。但此制自亦有释典之根据，未必是因袭儒家法度。按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曰：
世尊初欲说斯经时，大千震动，人天易色，三日安般，无能质者。于是世尊化为两身，一白（亦作曰）何等，一尊主演，于斯义出矣。大士上人六双十二辈，靡不执行。
世尊所化之一身，就安般事数分条问曰：“何等？”另一尊身答之，而敷演其义。前者当中国佛家讲经之都讲，后者乃所谓法师。按佛教传说，结集三藏时，本系一人发问，一人唱演佛语。如此往复，以至终了，集为一经。故佛经文体，亦多取斯式。如安世高所译之《阴持入经》（此经实属《阿毗昙》）是矣。兹节其开首数句于下：
佛经所行示教诫，皆在三部，为合行。何等为三？一为五阴，二为六本，三为从所入。五阴为何等？一为色，二为痛，三为想，四为行，五为识，是为五阴。
又沙门受戒时，说戒亦一师发问，一人对答。此皆都讲制度之根源。按此制最适用于讲《阿毗昙》。想当日讲《阴持入经》时，法师先提示佛之教诫皆在三部，次有一人唱问：“何等为三？”法师乃出阴持入三事。彼人复问：“五阴为何等？”师乃出阴之五事。如是往复问答，以至终卷。此等条目分析之文体，自恰可用都讲。若行文连篇累牍，不分条款，如用都讲，必较不便。按安侯擅长《毗昙》，且又讲之。依其弟子严浮调，及其后道安所著书观之，其讲经时必亦据事数，逐条演义。而佛家都讲之说，在中国最早见于《安般守意经序》。此经安世高所译，而作序之康僧会，则其再传弟子。然则序中所说佛化二身说经，或出于世高。而世高讲经，或已有都讲也。
又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第一品》有曰：“善业为法都讲”，又曰：“诸佛弟所问应答。”其文下原有注曰：
善业（谓须菩提）于此清净法中为都讲。秋露子（谓舍利弗）于无比法中为都讲。
据此则都讲之制，出于佛书之问答，至为明晰。按支谦经原注，疑系其所自注。（说见后）若然，则佛教在三国之初，似已有都讲之制。而汉末之有都讲，亦意中事也。又按《后汉书·杨震传》云：“有冠雀三鳣鱼飞集讲堂前，都讲取鱼进。”是都讲为经师执役。至于儒家都讲诵读经文，则见于《魏书·祖莹传》。汉代都讲是否诵经，实无明文。而据上述之《安般序》及《明度经》，佛家在汉魏间已有都讲，则都讲诵经发问之制，疑始于佛徒也。又《广弘明集》载梁武帝讲《般若经》，枳园寺法彪为都讲。又东晋支道林为法师，许询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忭舞。”（《世说·文学篇》）此则一系讲经，而非讲《毗昙》。一则都讲，似可依己意发难，是皆此制之推广。但其最初或出于安世高讲《毗昙》法数也。
又按谢灵运《山居赋》有曰：
安居二时，冬夏三月，远僧有来，近众无阙。法鼓即响，颂偈清发。散华霏蕤，流香飞越。析旷劫之微言，说像法之遗旨。乘此心之一豪，济彼生之万理。启善趣于南倡，归清畅于北机。非独惬于予情，谅佥感于君子。
按康乐自注云：
众僧冬夏二时坐，谓之安居，辄九十日。众远近集，萃法鼓颂偈华香四种，是斋讲之事。析说是斋讲之议。乘此之心，可济彼之生。南倡者都讲，北居者法师。
此于晋宋讲经之情，叙之颇详，故广引之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