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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时王度上石勒疏曰：“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僧传》）然据汉明帝与楚王英诏书，其时已为桑门伊蒲塞设馔。楚王门下所招待者，未必即全为西域人。《弘明集》载宋何承天与宗少文书云：“笮融之赒行馑。”古译比丘为“除馑”，是笮融所饭，已有出家佛徒。数虽不如范书、陈志所言之多，但汉末沙门似不少也。又桓帝时严浮调确已出家。（见前）《理惑论》末云：“愿受五戒，为优婆塞。”以意度之，汉人虽有沙门，但受五戒未出家之居士或较多。桓帝时，安玄译《法镜经》，叙佛告居士郁伽长者以在家出家行法。魏初康僧会为之注。其后又有人为之理其阙失。（失名之《法镜经后序》自言理其阙失，对于此经用功甚勤，乃魏晋间人）《阴持入经注》亦引之。此经行世若此。或因其中佛为居士说在家之法，正应当世之需求也。
汉代于西域译经传教者，恒尊之为菩萨。《祐录》卷七《道行经后记》《般舟三昧经后记》称竺朔佛为天竺菩萨，支谶为月支菩萨。《祐录》十严浮调《沙弥十慧章句序》云：“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是称安清为菩萨。《高僧传》谓：西晋竺法护世居敦煌，死而化道周洽，时人咸谓敦煌菩萨也。但据当法护时所撰之《出经记》，或称天竺菩萨（如《须真天子经记》，《祐录》七），或称月支菩萨（如同卷《贤劫经记》），或称菩萨沙门（同卷《阿维越致经记》），而《持心经记》则称敦煌开士。开士即菩萨之意译，则法护并非死后有此号，是菩萨亦当时通用于译经师之尊称也。
汉代戒律未具，沙门之威仪不可得详。但所可知者有数事。（一）沙门谓有二百五十戒。但《祐录》卷三谓中夏闻法亦先经而后法。《高僧传》谓魏时昙柯迦罗始授戒，译《僧祇》戒本。则汉代戒律，或仅由西域人口传应用条款，而未全译出。《牟子》曰，沙门二百五十戒，非优婆塞所得闻。汉人出家者稀，自亦不须广译戒律。（二）优婆塞有五戒，已见于《四十二章经》。《理惑论》有“愿受五戒”之言，则当时或多有受之者，牟子或即其一也。牟子又曰：“佛家以酒肉为上戒。”食肉饮酒，均属于五戒中，亦可证优婆塞所奉戒，当时流行也。（三）“沙门剃头发，披赤布，见人无跪起之礼，威仪无盘旋之容止，时人讥其违貌服之制，乖搢绅之饰。”（《牟子》）而不蓄妻子，尤为时人所惊怪。（四）楚王英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谓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其所谓“斋”不可得知。但必为祭祀时所行之斋戒。汉制斋天地七日，宗庙山川五日，小祠三日。（《续汉书·礼仪志》）楚王斋三月犹未斥为违制，当因行佛教之岁三斋也。（《弘明集·奉法要》云：“岁三斋，谓正月、五月、九月也。”）此乃居士所行。至若沙门，则牟子谓其“日日斋”也。（五）《四十二章经》云，沙门剃除须发，去世资财，乞求自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剃发施与，当为汉地沙门所行。乞食则未有明证。仅知汉好黄老之向栩谓常入市乞食，而《太平经》亦言有乞食者，疑汉代沙门即有行者。日中一食，日中者，日午也。即后世之所谓过中不食。六朝盛行八关斋，即以此为主。佛戒有十二头陀行（或作十三），过时不食，树下住宿，均属之。汉代沙门是否均遵行之，已不可考。
依意度之，汉代西域传教之人，虽有因信仰热烈发愿东来者（如安清、支谶），但其中必有外国之使臣，或质子，或商人，原因政治贸易关系，远至中国，但以其人奉教，而间有传授。如伊存口授佛经，则大月氏王使也。安玄译经，则因贾游洛阳者也。《理惑论》曰：“今沙门耽好酒浆，或蓄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此盖指交州之沙门。交州有海上贸易，与外国交通，则其地外商或有信教者（但不必即为已出家之沙门）。其蓄妻子，逐什一之利，固不可证明初期佛徒之腐败。至若饮酒则笮融曾广以酒饭布施，此已破优婆塞戒，而公然大规模行之，则其时戒规之杂乱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