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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湖北黄梅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是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
1917年，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1918年赴美国留学，1922年毕业于哈佛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0年夏，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北大除讲授中国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外，主要致力中国佛教史讲义的修改、补充。1936至1948年，任北京大学（包括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1947年，被原中央研究院选为院士，兼任评议员，并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办事处主任。1949年1月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2年至1964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汤先生的主要著作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论稿》《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讲义》《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饾饤札记》，并曾校订《高僧传》，编有《汉文印度哲学史资料汇编》等。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汤用彤先生佛学研究的代表著作。该书的初稿为汤用彤先生于1926年冬南开大学的完稿《中国佛教史略》讲义前半部分，第二稿为1927—1931年间讲授的《汉魏六朝佛教史》，第三稿为1932年的《中国佛教史讲义》。自1933年始，经过近四年时间，又经过详细修改最终完成了第四稿《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定稿。1937年胡适推荐此稿给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出版，汤用彤先生修订后给商务印书馆，时间是1938年6月。汤用彤先生自述曰：“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唯今值国变，戎马生郊，乃以其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证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唯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义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
此后，1944年该书被编入商务印书馆“佛学丛书”再版。中华书局1983年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汤先生于去世前一年（1963）的修订版，以成最终定稿。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中汤老的跋写于1938年，重印后记1955年，再版小记1962年。该书问世以来，已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出版十多次，共再版约三十次。
对于该书的研究，汤用彤先生一直贯穿着这一思想：从中国佛教的兴衰变迁之迹中，展现中国文化发展的承续性和在印度文化影响下的创造性转化；从汉代佛道思想的结合中看佛教的传入和中印文化的冲突与调和；从魏晋南北朝佛玄思想的比较中看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渗透和调和。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一部叙述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的佛教史著作，是作者积十余年教学与研究成果，最终成就的一部力作。该书共计二十章，其中第一章至第五章为第一分“汉代之佛教”，第六章至第二十章为第二分“魏晋南北朝佛教”。
在本部分主要讲述了佛教的传入、传布及佛道理论的互相调和。
1.佛教传入
佛教传入涉及时间、传说、经典、路径等方面的问题，汤先生对此一一考证，认为“伯益已知有佛说”“战国燕昭王时有道人（僧人）自‘身毒’（印度）来朝说”等种种说法均缺少根据，不足为信。研究佛教史，尤当致意于其变迁兴衰之迹。佛入土中原应当在汉明永平（58—75）年中，佛教徒之所以争相演绎种种传说，是“自张其军”为僧伽增色的需要。汉明帝永平年中，遣使前往西域求法，这是我国向来所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汤用彤先生将永平求法传说分为三系：《牟子》系、《化胡经》系、《冥祥记》系，增加了摩腾等来华译经，使者为蔡愔一人，而非张骞等三人的证据。当时学界对《高僧传·佛图澄传》载西晋王度上石季龙奏议曰：“汉明感梦，初传其道”一说，颇有争议。先生坚持认为，牟子汉末作《理惑论》，上距永平不过百余年。《四十二章经》则于桓帝以前亦已译出，《经序》或已早附入，上距永平更近，或且不及百年，种种说法，虽或有虚饰，然不应全属无稽，无中生有。对“永平求法”说作了基本肯定，也批评当时学界未能全面研究各种不同传说，故所得结论不够周全。
佛教何以能在此时传入，何以生根发芽？汤用彤先生采用比较宗教学的方法，以争议较多的《四十二章经》作为研究对象，阐明佛教传入的契机。同时代的梁启超等人视《四十二章经》出世甚晚，而且为中国人托名伪撰，汤先生予以考证，认定该经在东汉时就已出世，且源出西土。先生将《四十二章经》与当时汉地道术文化比较后得出结论，佛教附会道术而得以流通传播。三国时《法句经序》及东晋郗超的《奉法要》也引用了此经内容。该书译本有二，其一为汉译，文极朴质，早已亡失。其二为吴支谦译，行文优美，因而得以流传。后世传者又误以支谦译本为汉译，所以疑为伪经。
《四十二章经》版本众多，文字出入多寡不均，历经多人多次修改，所以引起争讼颇多。对于此经的性质，汤先生认为，《四十二章经》虽不含大乘教义与《老》《庄》之玄理，所陈朴质平实出于小乘经典，但取其所言，与汉代流传之道术比较，则均可相通。一方面本经诸章，互见于巴利文及汉译佛典者极多，可知其非出汉人伪造。另一方面诸章如细研之，实在与汉代道术相合。最终确定该经虽非汉人伪造，但也杂糅了汉代道术的部分内容。佛教来华，多由陆路，首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东汉时，洛阳不仅为佛教重镇，而且也为黄老之道盛行之地，佛教在此地传播也是当然。汤先生据此也驳斥梁任公之佛教来自海上诸说。
2.汉代佛教流布方式
佛教初传时期，其流布通过附会道家方术，杂取阴阳、儒、道谶纬之说的方式得以进行。佛教初传与大月氏极有关系，因其为东汉时期佛教重镇。《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曹魏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了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经》之事，其时为西汉末年哀帝之世。该书虽然言及授经地点、人名不相同，但接受者为中国博士弟子，口授者为大月氏人，传者与接受者都比较确定。东汉时，楚王英为浮屠（即“佛陀”）斋戒祭祀，桓帝并祀黄老、浮屠，种种行为说明佛徒与方士最初常常并行，或者佛教附庸于鬼神方术而得以流布。表面上看，伊存授经、明帝求法以后，佛教寂然无所闻见，然实则其时佛教仅为方术之一，流行民间，独与异族有接触，及好奇之士乃有称述，其本来面目原未显著。及至东汉末年桓帝、灵帝之际，安清（字世高）、支谶（全称“支娄迦谶”）等相继来华，所译出的佛经渐多，佛教才有了较为充足的经典依据，逐渐昌明，其中支谶的贡献较大。关于牟子作《理惑论》之说，其文中的见解多被后世所重视，因其记载佛法初来时期史事较多，其书之真伪为东西学者争讼不已。汤先生认为怀疑其为伪书者，理由多不确实，根据多种材料可以证明，牟子援引《老》《庄》以申佛旨，足征时代精神之转换，玄学有兴盛的趋势。
3.佛道理论互相调和
佛道之间在理论方面的互相融摄情况，汤先生于此微观处进行细致分析。由于汉代神不灭说和果报说流行，汉武即位，尤其敬鬼神之祀，于此，佛家只好将无我轮回的缘起理论暂且搁置，而以魂灵轮回呼应当时习尚。道家所主张的元气不死理论与佛教生死轮转说遂为共同流行。在修为方面，汉代佛教“视财色为爱欲之根”之特质与传统精神颇类似。当时流行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与佛教关系密切，有相同也有不同，不同之处在于鬼魂之说。该经虽然没有明确的轮回理论，但经中所倡的“承负”说有类比佛家因果报应说的倾向。佛家在汉代已经有讲诵发问的制度，此与儒家类似，可见两者之间互相调和的痕迹。佛教道术互相借鉴，互相调和，佛教获得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空间，也可以说是佛教为适应传入地人民需要而作的主动改造。同时，本土文化中的黄老之学也受到佛教观念的影响，佛道在理论上颇多类似促进了百姓对佛教的崇奉。汉代佛教僧人“沙门”的组成主要是自西域来华的传教者，汉人出家的很少，信奉佛教的一般是未出家的居士。
综言之，佛教在汉世，本被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教理、行为与中国黄老方技相通。其教之流行，原因之一是西域使臣以及商贾来往频繁，促使该教渐流布于民间，上流社会于黄老之术之隙，偶然兼及浮屠，佛教并未兴盛。在众多文人雅士之中，仅仅有襄楷、张衡略有述及，此外，更无重视佛教者。因此，可以说汉代佛教自成一期——道佛式。及至魏晋，中华学术面目才为之一变。
本部分主要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状况为核心内容，论述了包括魏晋时期佛玄之间的关系、著名的佛教人物（罗什、道安、僧肇、道生）对于佛经翻译、般若学的弘扬、佛教空性的解读等的贡献。在此之后，又详细分析了南朝佛教的特征、北朝佛法的特色。
1.佛教玄学之滥觞（三国）
汉魏之际，清谈之风渐盛，有识之士对汉代长生之术多不屑，更多倾心于《老》《庄》所倡导的对自然、对人生的超越关怀以及辩证思维方式，则清谈之风始盛，佛教空无旨趣渐被士人所接受。佛经较之前译出的更多，佛教逐渐脱离方士、方术而独立，成为玄理之大宗。三国时期的佛教流布、经典翻译、理论倾向等方面都不同于东汉斋祀之教，呈现出不同的存在状态。其时，各种传说甚多，诸如建业佛教之所从来为路上抑或海上、魏武与佛教的关涉、曹植与梵呗唱诵之间的关系、孙权与江南建寺的关系等等，有的有史实根据，而有的仅为传说。当时，支谦、康僧会所译佛经已有玄学化的特征，开佛教玄学化之端。支谦主张神与道合，主明本，颇符合老子之玄理，趋向于人生本真的讨论。僧会主养生成神，重禅法，其学仍有汉代道术之痕迹。不同文化在相似之处便得以互相调和，因而获得各自的发展空间。朱士行西行求法不惜生命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时人对佛教经典空无旨趣有进一步了解的意愿。细细考量佛道之间的关系，可见在关键概念范畴的翻译上意义颇多类似，如于佛曰“能小能大”“恍惚”于道则曰“无形无声”“四表为大”，等等，彼此之间互相借力、互相宏发。佛教由汉代的道佛式发展为三国时期的佛玄式佛教。
2.两晋之际名僧与名士趋合
魏晋之时名僧与名士趋合，原因之一为佛法般若性空之学与老庄玄理旨趣相符，原因之二为社会动乱引发的士人避世之风契合佛教之超越精神。由汉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重僧人，更未之闻。玄风南渡之后，情况有变化。永嘉（307—312）之时，正始之风炽盛，名俊辐辏，争谈虚玄无为之理，其时佛寺已经较多。名士们一反汉至前魏之风，尊崇僧人。东晋名士崇奉林公（指支道林，即支遁），而支道林尤善玄谈，通《逍遥游》，与孙绰、向秀、王羲之、谢安来往颇多。名僧的理论主张、风度举止与名士之间达到共通，名士尤好玄学，重清谈，认为佛法玄妙至极，又钦羡名僧之风度，故名士乐与名僧相往还，盛况空前，佳话频频。东晋诸帝由于对佛教之推崇或抑制之不同态度也对佛教之兴衰有影响，但未能影响佛教发展的总体进程，名士与名僧之间的交流来往依然如故。
东晋之初，被时人誉为“漆道人，惊四邻”的释道安，发挥佛陀之精神，不借清谈，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在理论上有诸多建树，并于实践中落实。在翻译宗旨上，道安反对格义比附，弘赞真实教理之本义，集禅法与般若二系大成，成为佛教史上德望功绩俱佳者之一。对格义的废弃，表明当时佛教谋求独立发展的意向，直至道安时期，佛学在中夏始盛，表现为佛教学者（以名僧和名士为代表）辈出，佛学歧义繁出。由于观点不同，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争论派系。其中有由于对性空本无之不同理解而形成“六家七宗”；基于对本体认识的不同，又分为本无派、即色派、心无派。鸠摩罗什为东晋时期著名的译经大师，罗什学历丰富，先后在龟兹、凉州等地流离，到达长安后，受到姚兴厚待，于此驻留，翻译佛经，并最终于413年逝世于此。罗什之时，四方弟子云集，声势浩大。著名弟子之中僧肇，被称为三论之祖，道生为涅磐之圣。僧肇著有《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等文章，其学“一言以蔽之曰：即体即用”。其理论，已谈至有无、体用问题之最高峰，后出诸公，已难乎为继也。不仅如此，僧肇还对各家谈空的理论一一给予评价或驳斥，对困惑中国人已久的空的概念进行了正确解读，其意为当体即空，即体即用。另有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不脱两晋佛学家之风习，于三玄更称擅长，但其佛学宗旨亦在《般若》，对于北方佛教流布江左，慧远起到关键作用。
总之，魏晋般若学在道安等名僧的努力下，逐渐摆脱比附既有传统观念的倾向，而转为谋求独立发展的道路，同时也在理论上与儒、道、玄有更多方面相应相契之处。
3.南朝佛教发展之玄佛合流
南方佛教专精义理，与玄学合流。
南北朝时，西行者渐多。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亲炙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远诣异国，寻求名师来华。凡此种种都促进了佛典的传入与佛法的流布。东晋以及南北朝时期，我国的译经事业在数量、质量上较以前有很大进步，为后世做了铺垫。后世所流通的经典不是隋唐时译出，就是晋以后译出的。究其原因，大致有三：第一，翻译眼光之渐正确也；第二，翻译工具之渐完备也；第三，翻译制度之渐严密也。
南朝佛教表现为南朝诸帝、诸王、世族、名士与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儒、道、佛三教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的情况。佛义与玄学，其精神上可谓契合无间，所以士大夫乐于与义学僧人交游。宋初诸帝与佛法关涉较多，其表现如元嘉之际的造像。南朝人士偏于清谈，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为白黑之争、形神因果之辩论等。彼时，世族与佛教颇多关涉，例如张镜家族、王谢家族等。司徒王导奖掖僧徒，对于江东佛法的兴隆颇有作用。谢灵运于儒、佛、老濡染甚深，并有文章流传。南朝与北朝道佛之争不同，北朝道佛之争根据在权力，故其抗争之结果，往往为武力所毁灭。南方道佛之争根本为理论，其诤论至急切，则用学理谋根本之推翻。南朝人士所持可以根本推翻佛法之学说有二：一为神灭论，二为夷夏之辩。因二者均可以根本倾覆佛教，故双方均辩之至急，而论之至多也。南朝之时，帝王之中崇佛最甚者当属梁武帝, 其在位四十八年，倡佛化治国，搜求佛典，整理经籍。朝臣附会颇多，僧人也有华而不实之倾向，佛玄合流迹象初现。本末之争为佛玄合流的立命根据、汇聚点。南统偏尚玄学义理，实为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南北朝佛学的中心即以《涅槃经》为中心而阐发的佛性学说。宋初以后，南方《涅槃》多出于道生，也有直接来自北方的。该经之核心为佛性学说，对此，诸家研求，多有异说，计分为“本三家”与“末十家”。梁武帝博览群书，于儒教制作甚多，于释教则特重《般若》与《涅槃》。武帝佛性之真义，实即可谓之为常人所言之灵魂，就心理现象而执有实物，其所陈义固甚浅显，虽然撰文阐述佛教顿悟之义，实则驳范缜神灭之论。因为当时，神不灭之争剧烈。彼时也有佛性的讨论，如开善、庄严各有五种佛性之说以及佛性本有始有之争论等。晋末至陈，南朝佛学，前后不同。刘宋南齐，《涅槃》《成实》相继流行。其学风颇异于东晋之特重虚无，梁陈二代，玄谈又盛，三论复兴。在此背景下，佛学只有师法，教派尚未成立，也未见定祖之说。《成实》《三论》之争既久，实际上具有宗派相争之意义。般若三论之渐兴，宋初至梁，《般若》三论于当时不受重视，讲之者稀，远非东晋可比，齐梁二代，仍不广行。隋之吉藏，遂使《三论》之学，重振于华夏。后又有周颙作《三宗论》，梁武帝亲讲《般若》，均助力于此学之兴。及至陈世，玄风犹盛，三论更为流行。《成实》之学此时已经不能与之抗衡。三论之盛及与《成实》之争既久，《成实》之学，遂在南朝为最盛。
4.北方佛教之重行业，与经学俱起
北方重在宗教行为、实践，下启隋唐以后之宗派发展进路。北朝佛法之兴，君主助推作用显著，也有乱世之中，人们寻求安身立命之所有关。佛教大事件，如北魏太武毁法，昙曜复兴佛法等。北魏诸帝中能研读佛法者当属孝文帝，诸王亦多有奉佛者。总体而言，北魏朝廷上下热衷求法，目的在于建功德，求福田。其造像立寺，无不是穷土木之力，如著名的龙门石窟的建造既如此。北朝寺僧数目，代有增加。后由于僧徒动机之不纯，影响声誉，则政府对僧伽发展也有一定限制。北朝排佛，多表现为激烈行事，而不似南朝多争论玄理。佛道之间争论不息，太武之后，愈加剧烈。在争论中，儒释道之间也颇多融合关涉，儒风极盛之区，佛教义学也在其中流行。儒经、佛义，同时在山东并盛。北方经学之于佛教虽少交往，但经与佛义俱起俱弘，儒师遂不免与僧徒发生学问上之因缘。北朝之排佛者，多出儒门，如周武世之法难事件。再之后，北方僧人又驱而之南方，于是学术交流，文教沟通，开辟隋、唐一统之局势，中华佛教的各大宗派酝酿形成中。佛法本是解脱道，其目的在修行正果。南朝佛法，多以义学著称，于戒定较少注重。北方佛徒，又特重禅定，则研习戒律成为专门学问。汉晋流行的禅法，大别有四类: 念安般，此法于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后甚见流行；不净观，觉贤所译的《禅经》和鸠摩罗什所译三部《禅经》皆言及此门；念佛，此门最要，为净土教之所依据，在此定中既见佛国；首楞严三昧，盖大乘最要之禅定也。宋初南方弘扬禅法习禅者有从隐、僧印等禅师。宋末至陈，南方禅法极为衰落。后魏佛法上接北凉，而凉州在晋末为禅法最盛之地。北方之后魏重修行，义学衰落。北朝末叶，慧思等极力倡导定慧双修，意在纠正北方禅法之偏失。魏孝文帝以后，禅法大行于北土。魏世禅师以菩提达摩为有深智慧，而其影响亦最大。菩提达摩被称为中国禅宗之初祖，其学说可以概括为“二入四行”：“理入，即壁观”和“行入，即四行”。“四行”，指的是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可见，达摩宗义为大乘空宗，倡体用一如。北魏末至隋初，对北方禅法流行有较多贡献者，有僧稠、僧实、慧初、慧思等人。北方禅法之盛，影响深远：其一，纠正北方禅法之偏于福田利益而倡之坐禅行道之澄心；其二，道信、弘忍在南方传播佛法的努力，禅宗极盛于南，终于顿教代兴，弥漫全国；其三，隋唐大宗派之兴，均以“定慧双修”自许；其四，考中国佛教在南北朝本可谓无确立之宗派。至于陈隋之际，门户之见大启，未始不与北方禅之流行有关。南方自梁以后，无禅法大家，南朝末造，禅法稍盛，这赖于摄山三论诸师的努力。
北朝佛法兴衰与儒家思想颇多关涉，则北朝佛教与经学并行。排佛之立意多基于治道之论，北朝的文治多赖于儒佛之兴，经术与佛理、儒师与僧徒发生较多学问上的讨论，因而佛学与经学俱起俱弘，则北朝佛教承袭汉代之风以及谶纬之术，反佛者多属儒门。太武、周武毁佛，均为继承儒家之传统，励精图治的需要。可见，北朝儒佛之间互相冲突与调和的表现、目的均不同于南方佛教。
汤用彤自留学哈佛回国便开始撰写该书，四易其稿，历时近二十载方问世，1938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在其众多著述之中，《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影响最为巨大的一部。该书贯彻了汤先生“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为学宗旨，即主张在弘扬民族文化，吸收、融会外来新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建设中国新文化，也体现出其治佛教史所倡导的同情默应、心性体会、广搜精求的理念。该著条理清晰，资料宏富，论述必据事实，故自问世以来，驰誉海内外。举凡研究中国佛教史、佛教哲学史的人莫不视之为瑰宝。以致迄今为止，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料方面，还没有别的著作能够超越它。1937年1月17、1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书极好。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
贺麟先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写道：“写中国哲学史最感棘手的一段，就是魏晋以来几百年佛学在中国的发展，许多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写到这一时期，都碰到礁石了，然而这一关却被汤用彤先生打通了。”
国外学者誉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既能于宏观处系统全面，又能于微观处细致周密，于当时而言，能够借古喻今，深蕴抗日救国之深情，在另一维度增强了抗战时期的民族自信心。
1.促成中国佛教史学科的建立
晚清以来，研究佛教的学者颇多，有梁启超、胡适、蒋维乔、黄忏华等人。他们的研究特质基本上仍循乾嘉遗风，偏于考证考订佛教史上的一经一典、人文轶事为主，对中国佛教史提供些许片段记忆，总体创见不著。1938年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标志着中国佛教史成为一个系统的学科登上学术舞台，并带动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研究。该书既不偏重教理，亦不偏重教团，却又能切中精髓，侧重思想的推衍发展，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其后，用彤先生尽管对宋元以下佛教只作了提纲挈领的论述，但是先生特别指出，隋唐以前佛教追求发展与创新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加之宗法思想的影响，佛门已非昔日光景，佛法必然由缁衣流入居士与学者之间。循着汤先生的结论，后世治斯学之学者就有了典型的研究范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之前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史实，逻辑理路以及其后中国佛教的发展趋势均起重要作用。
2.比较、考证的研究方法被后学奉为圭臬
汤用彤留学哈佛期间，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系统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之训练，对中印欧思想均有造诣。研究佛教思想、佛教史，汤先生开风气之先，采取宗教学、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方法，系统研究佛教在中国传播、演进以及与本土文化的碰撞融摄过程。不但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铺陈，范畴、宗派、人物思想轨迹，中外素材均能稔熟掌握运用，因而其结论的得出无不契理契机，极具理论与逻辑力量，每论均以确凿雄辩之史实佐证，又非纯依陈迹之搜讨，以心性体会与佛教文化的精髓同情默应。或能从该现象的政治经济等多维度史实予以说明，或能从平面、立体视角透视思想变迁之内在逻辑，以上均体现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之中。对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关系、佛教势力消长、佛教传布、佛经传译、重要撰述、高僧学行等均作了翔实严谨的考释，建构出佛教从传入到全盛期的中国佛教史研究框架。在汤用彤佛教史研究范式影响下，我国佛教学界形成了以史学意识为主导的佛教研究特点。
3.确立本土文化主导的文化观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体现了汤用彤先生的文化观。他认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触碰之际，必须适应新的环境而作出改变，由于其本土化的改变，因而更容易被既有文化所吸收。从该书中可见，不论是佛教传入时对道术的攀附，还是魏晋时期的玄佛合流，以及南北朝时期的佛玄交融，都体现了本土文化的主导性、主体性特征，即佛教发展尽管有自身的逻辑，但是本土文化在其中居于决定地位，起决定作用。相对于一些教内学者，汤先生多了更多研究者的客观视角，既不顶礼膜拜佛教，也不曲意回护既有传统，而是以严谨缜密理性科学的态度、宏阔翔实的材料阐明文化交流之中的渐进性、连贯性、发展性以及内在契机的作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既立足于史料的精详缜密总结过去的经验，为思想文化的积淀做出显著贡献，又能立足现实，把握中国文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