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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 改善营商环境,完善利用外资形式

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中国营商环境排名第31位,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虽然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逐年提高,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尤其是在纳税和信贷等分项指标方面,排名仍然靠后(见表2)。中国仍需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优化提升对企业的服务职能;尽力消除负面清单制度中的限制条件不准确及过度复杂现象,推出更多保障措施和实施细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制度设计,加大执法力度。

表2  中国营商环境分项指标排名和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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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银行(https://chinese.doingbusiness.org/zh/data/exploreeconomies/china)。

过去中国利用外资主要集中于实体行业,下一步应完善引进外资的方式,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开放。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天使基金、私募基金等形式参与国内企业的兼并重组,这有助于发挥外资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优势的溢出效应。积极利用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成果,发挥沪深港通、沪伦通、中日ETF互通的平台作用,引入外资控股的券商、资产管理机构、私募基金管理人,激发国内资本市场活力,发挥出外资的“鲶鱼效应”。

(二)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着力点,创新对外投资方式

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为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国际产能合作提供投融资支持,同时推动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互通、民心相通,这将为中国企业向沿线国家“走出去”打造良好的软硬件环境,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新的推动因素。在“一带一路”投资规模稳步增长的基础上,还应合理规划投资布局,加强与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合作,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平台,通过项目实施带动装备标准输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在对“一带一路”投资方面,可以探索公私合营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的应用。公私合营模式由于私人企业的进入而减轻了政府部门的资金负担,可有效弥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面临基础设施条件亟待改善的现状,然而政府预算有限。中国企业在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发电站、通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技术、资金和管理优势,可采用公私合营模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基建项目投资,并带动相关的成套设备出口和劳务输出。

(三) 发挥大型投资机构的平台作用,推动中国价值创造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应当发挥大型机构投资者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资金优势、专业优势、资源优势、平台优势、网络优势,扮演好对外投资中的“国家队”角色,立足中长期的稳健投资,努力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通过设立双边、多边投资基金等形式,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更多的指引和帮助。中国发起和主导的多边金融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NDB)、丝路基金等,也应当发挥平台作用,为更多的优质大型直接投资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中国不仅是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也是经济前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从“中国视角”挖掘投资机会,通过内引外联,可以推动更多的中国价值创造。大型投资机构应注重将“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联合相关国家的领先金融机构,聚焦优势互补产业,推动中国产业界、金融界对接各方资源,提升项目投资价值,形成国际产业合作与双向投资的有效互动。

参考文献

1. 陈建奇:“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发展、新挑战及新战略”,《国际贸易》2015年第9期。

2. 程志强:“创新发展视角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研究”,《中国市场》2014年第3期。

3. 程志强:“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发展路径研究”,《中国市场》2015年第5期。

4. 郭周明、张晓磊:“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涵与关键任务”,《改革》2019年第1期。

5. 李丹、董琴:“‘引进来’‘走出去’与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

6. 李磊、冼国明、包群:“‘引进来’是否促进了‘走出去’?——外商投资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7. 厉以宁:“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环渤海经济瞭望》1995年第4期。

8. 厉以宁、程志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商业观察》2019年第4期。

9. 裴长洪、郑文:“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4期。

10. 全毅:“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与实现路径”,《国际贸易》2015年第9期。

11. 沈丹阳:“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

12. 盛斌、黎峰:“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在哪里?”,《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1期。

13. 谢康、于蕾:“‘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中国对外投资战略”,《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

14. 张建平、刘桓:“改革开放40年:‘引进来’与‘走出去’”,《先锋》2019年第2期。

15. 赵蓓文、李丹:“从举借外债、吸收外资到双向投资:新中国70年‘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政策与经验回顾”,《世界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

16. Amitabh,D.,Shama,P.,Enrique,P.“Chin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rough the WTO,”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vol.9,2018,pp.182-192.

17. Deborah,B.,Tang Xiaoyang.“Going global in group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verseas,”World Development,vol.63,2014,pp.78-91.

18. Tobias,B.“Chinese firms ‘going global’: Recent OFDI trends,policy support and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2,2015,pp.666-683.

(罗青,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和林格尔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马海超,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QxxqAHfYc012mnZyW8E55uLol0DD9zW+3W4/PiLA0kz4DarEM6WwNlIK7WBhY3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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