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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作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强经济活力与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大意义，而金融支持在其中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模型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结论：金融抑制政策会提高国有经济在产业中的占比，且抑制越严重，产业扭曲程度越大。也就是说，长期的金融抑制会阻碍民营经济的发展；金融抑制政策在经济发展初期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长期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阻碍一国经济发展。
金融抑制政策在一国经济发展初期，对稳定宏观经济和解决市场失灵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金融系统稳定和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政府控制的信贷配给保证了稀缺金融资源能够被投资到优先发展的领域，利率管控不仅降低了企业使用资本的成本，同时也避免了金融机构间的利率竞争。这些措施都在一国金融体系不完善时，为动员资源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金融系统的发展，以及更有活力的民营经济部门面对越来越多的资金约束，金融抑制政策带来的资本配置扭曲和效率损失问题日益突出，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的新兴经济面临着严重的资金不足，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带来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和供给过剩。同时，金融抑制政策本身也具有严重的路径依赖性，持续的金融抑制不仅延缓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也使经济陷入一个低效的陷阱，阻碍了经济发展进程。
因此，中国应注意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增长驱动机制的不同与适时切换的必要性。在一国发展至中等收入水平后，应适时调整金融政策，净化要素市场环境，逐步减少金融市场中金融抑制的存在，使宏观层面上的经济结构与微观层面上的企业技术选择符合经济规律。同时，也应积极改变大银行在银行业中占据垄断地位的局面，推动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构建与最优经济结构匹配的最优金融结构。
此外，发展中国家也应注意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时间节点问题。金融自由化必须和市场化改革互相配合。自由的金融体系要能正常发挥作用，和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密不可分的。欧美发达国家无不是有了高度发达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发达的金融体系才开始出现。如果市场是分割的，资本在各行业不能自由流动。那么放任自流的金融体系只会加剧金融风险，造成金融系统崩溃。日本、韩国确实在金融自由化改革完成后从发展中国家跃升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然而还有很多国家，如拉美的墨西哥、委内瑞拉、智利以及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在经历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迎接它们的不是经济上的腾飞，而是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接下来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经济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陷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具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过快、过早以及过度的金融自由化。这种与实体经济发展程度不匹配的改革节奏将本国尚不完善成熟的市场暴露在国际资本面前；而政府过早地从金融市场中抽身，也导致了在危机来临时控制手段和渠道的受限。
不同于许多金融自由化操之过快的拉美和东南亚国家，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改革从商品市场开始，并且始终对金融市场改革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这种渐进性改革措施保证了改革的平稳进行，实现了整体的帕累托改进。中国政府前期审慎的金融改革虽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但实证表明，中国目前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不但落后于大多其他的新兴经济体，也落后于自身商品市场改革的进程。根据作者的结论，一国的对数劳均GDP在达到9以后，金融抑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已经转为负面。中国在2003年左右就达到了这一水平，开始进入以制度调整和技术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阶段。因此，中国目前所迫切需要做的，仍然是更为大力地推动金融自由化进程和市场化改革。
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骤安排上，应先对国内金融市场进行改革，完成之后再逐步对外放开，以“从内到外”的方式实现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在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时长上，要注意时间跨度的安排能够保证新规则的诞生，从而使得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是符合其本国国情的改革，使整个改革的轨迹保持平稳与连续。
最后，按照西方的金融与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背后是良好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的背后是有效率的法律制度。Stulz and Williamson（2003）就研究了文化和开放对金融的影响，他们发现，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主要取决于该国的法律体系，而信贷市场则主要受制于文化。因此，积极健全法律体系、完善市场制度、构建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培养公平竞争的文化氛围更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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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六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赵玮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