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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如果用效率指标来评价，可分为高效率增长与低效率增长。高效率增长是指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收益，而低效率增长则是指以较多的投入却只获得了较少的收益。高质量发展则是指高效率增长。
决定高效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可以使各种要素投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即以较少的投入实现收益最大化。因此，为了实现高效率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尤其是要获得颠覆性技术与原创性技术。为此，就要进行超前性的基础研究，形成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财力基础、法律基础、物质基础、人才基础。
决定高效率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可以有效调动各种要素的积极性，使各种要素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实现以较少的消耗获得更大的利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就是得益于制度创新。因此，我们要推动高效率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继续推进制度创新，尤其是建立以现代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经济增长如果从市场供求关系状况来评价，可分为有效供给性增长与无效供给性增长。有效供给性增长是指经济运行过程实现了供求关系的平衡，无效供给性增长则表现为市场关系失衡，产能严重过剩，库存积压很大。高质量发展是指有效供给性增长。
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不少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库存积压太大，与此同时，人们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却提供不出来，出国购买成为时尚，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效供给性增长。这种无效供给性增长，单靠市场调节是难以快速见效的，因而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对策，快速对过剩产能及库存积压问题做出反应，为有效供给性增长打下了基础。
无效供给性增长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供给方没有风险意识，盲目扩张，盲目负债，因而消除无效供给性增长必须去杠杆，降低整个社会的杠杆率。在未来几年内，我们必须将去杠杆作为消除无效供给性增长的重要任务。
无效供给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的风险约束性不够，经营者对过剩产能及库存没有风险约束，因而会在短期利益驱使下盲目扩张。因此，必须有效推进制度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彻底解决国有企业背后的刚性兑付问题，使经营者与国有企业的利益及风险真正挂钩，实现有效的利益与风险约束。
从结构方面来划分，经济增长可分为中低端结构增长与中高端结构增长。中国过去较长时期实际上是一种中低端增长，这主要是由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就是中高端结构增长。
中高端结构增长与中低端结构增长的最大区别在于支柱性产业的不同。中低端结构的支柱性产业包括传统制造业、建筑业及房地产业等。中高端结构的支柱性产业则主要有三：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术及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等；二是服务业，例如消费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精神服务业等；三是现代制造业，例如航天器制造与航空器制造、高铁装备制造、核电装备制造、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现代船舶制造与海洋装备制造等。
因此，中国在向中高端结构增长的转变中，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现代制造业，这些产业也将逐渐成为中国的支柱性产业。
经济增长有时是在高污染和高消耗条件下实现的，但这种高速增长绝不会长久。高质量发展与这种以高污染和高消耗资源为基础的所谓高速增长是相对立的，高质量发展强调节能环保，是一种绿色增长。
要实现绿色增长，首先要维持好自然生态环境，增长不能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过去，中国一些地方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甚至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GDP的增加，严重危及国家的生态安全。发展是硬道理，但“硬”发展则是没有道理。因此，在绿色发展的理念下，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入手加大对自然生态的修复，包括各种河流自然生态带、山脉自然生态带等。
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要对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带来的废水、废气、固体垃圾进行良好的处理。如果对“三废”不能做好处理，那就不是真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当然也就不是绿色发展。从经验与教训来看，废水、废气、固体垃圾处理的唯一办法是依靠技术，要形成良好的节能环保型技术，走技术化的道路。技术化标志着节能环保的产业化、企业化。因此，节能环保要走技术化、产业化、企业化的道路。
在盲目扩张与粗放方式下，虽然也可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但往往不可持续，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因此，盲目扩张与粗放方式的高速增长是不可取的。高质量发展是可持续增长。
可持续增长要求在经济增长战略上克服盲目扩张的倾向。盲目扩张必然会促使个人、企业及政府盲目加杠杆，而过度加杠杆必将导致金融风险的形成甚至引发金融危机。近几十年世界范围的几次金融危机背后的原因都是过度加杠杆。现代经济危机几乎都表现为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大都是盲目加杠杆导致整个社会杠杆率太高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在经济较快增长的整个过程中，防止杠杆率过高，随时要去杠杆。越是经济处于顺周期时，就越要注重去杠杆。
可持续增长需要认真考虑各种经济资源及社会资源的承受能力，不能以为为了经济增长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提高增长速度。这就是一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却爆发各种社会危机的原因。中国一些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社会矛盾却很尖锐，这就是脱离客观实际、盲目追求速度的结果。因此，要做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遵守客观规律，坚守科学发展观，量力而行，保证经济平稳地可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造福于人民，提高各个阶层人民的福祉，如果经济增长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甚至造成了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那么这种经济增长就是以社会动荡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我们需要的显然不是这种经济增长。
社会和谐性增长要求每个社会阶层的福祉都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虽然各个社会阶层的福祉增长水平有所不同，但必须都能够有其应有的增长。“大锅饭”没有前途，但过度福祉分化也会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为了保证各个社会阶层的福祉能够随着经济增长而有所增长，就必须实行良好的税收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有效社会财富调节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因为自身的天赋（聪明程度、身体健康状况等）、家庭出身、地缘经济、机遇等原因，在经济增长中有不同程度的利益收益，甚至出现同样的付出带来不同的利益收益的情况。因而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基本保障制度，不能让任何成员因某些原因而落入贫困。消除贫困是和谐性增长的底线，只有消除贫困，社会才能保持应有的和谐。因此，消除贫困是和谐性经济增长的长期举措，当前的精准扶贫、产业扶贫就是为消除贫困、实现和谐性增长推出的政策举措。
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的政策导向也需要从高效率、有效供给、中高端结构、绿色环保、可持续以及和谐增长几个方面切入，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1. 魏杰：“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企业观察家》2020年第1期。
2. 魏杰：“高质量发展是速度与质量的协调”，《佛山日报》2018年7月27日。
3. 魏杰、汪浩：“高质量发展的六大特质”，《北京日报》2018年7月23日。
（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汪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