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被抛麦氏教堂上的那片天地方上的教派分裂主角敲钟的小男孩儿唯一的兄弟此-此-此在双亲在教会的卵翼下在康斯坦茨世俗与其他弗赖堡高级中学差一点儿当上耶稣会修士

1928年已经成为名人的马丁·海德格尔，在给他以前在康斯坦茨天主教寄宿学校上学时的班长的信中写道：“也许哲学以最强烈、最持久的方式向人们指出，人总是一个刚开始的新手。哲学探讨最终无非就是意味着当一个刚开始的新手。”

海德格尔开端的赞扬具有多种含义。他想当开始开端中的大师。他到希腊这块哲学的开端中去寻求已经逝去的未来，而在当代他却想在生活中找到使哲学持续涌流之源。而这些恰恰发生在“人生之心境情调［Stimmung］”中。对那些硬性规定必须从思想开始哲学思考的哲学，他持批判态度。海德格尔说，哲学应该始于“人生之心境情调”，始于惊异、畏惧、忧虑操心、惊叹好奇和狂欢。

对海德格尔来说，是“人生之心境情调”把生活与思维联系在一起。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断然拒绝在自己的生活中对本人思维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做任何研究探索。在讲授亚里士多德的某堂课上，海德格尔用下面十分简练的话作为开场白：“他诞生、工作而后死去。”海德格尔希望后人也能这样谈论他自己，因为他的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哲学生活，甚至消失在自己的哲学之中。这当然和他的人生心境情调有关：他急于（也许过于急切）发现现存东西中最紧迫的东西，以便稽查出其中的隐秘。也许，最紧迫者莫过于生活本身。海德格尔的人生之心境情调使他自己言道：“人生此在即是被抛”，存在［Sein］则“被揭示为负担”。因为“对于它是否愿意进入‘人生此在’一事，作为此在本身的人生此在何时曾自己自由作过决定？或者有朝一日能自己决定？”（《存在与时间》，第228页）

海德格尔喜欢作大动作。所以人们从来弄不清楚，海德格尔是在谈论西方世界还是在谈论他自己，是就存在本身还是就他自己的存在进行辩论。但是，如果“哲学不是起源于思维，而是起源于人生之心境情调”这条基本原则的确有效，那么便不允许我们把一种思想只放到同其他思想的较量中，即置入思想传统的高原之上。当然海德格尔同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是为了回到他自己的生活。传统显然不允许把他自己的入世［Zur-Welt-Kommen］作为偶然馈赠［Geschenk］，或者作为承诺甚多的莅临来体检。所以那一定是一场大变故，他的人生之心境情调所向往的就是这种大变故。

他感到，自己“被抛”于其中的那个世界，并不是他1889年9月26日出生在那里，在那里度过童年的上世纪末的麦氏教堂镇。但这块土地毕生令他魂牵梦绕。当那个作为他对现代性吹毛求疵的后盾的故土世界将他抛了出来时，他方才感到自己是被抛了。我们不要忘记，出生并不意味着入世的完成。在人的一生当中，人必须反复诞生多次。而且可能永远不能完全贴近世界。现在我们先谈海德格尔的第一次诞生。

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是个箍桶匠兼麦氏教堂镇的天主教圣·马丁教堂的司事，于1924年去世。他肯定经历了儿子与天主教的决裂，但却未能赶上经历儿子哲学上的成功。母亲死于1927年。海德格尔在她的灵柩里放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存在与时间》。

他母亲的家族世居邻村格根恩。每当凛冽的寒风从施瓦本山的高原上袭来的时候，麦氏教堂镇的居民们便说，“从格根恩刮下来的……”。母系祖上几代都生活在村里的国有庄园“窿洞农民田庄”。1662年西妥教团修道院准许海德格尔的一位高外祖雅克布·肯普夫在位于普福伦村附近的这所森林庄园中务农为生。1838年海德格尔的另一位外祖用3800古尔登将田庄赎为己有。但是在精神上仍然保持着教会子民的身份。

海德格尔父系的祖先都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是在18世纪从奥地利移居此地的。麦氏教堂镇的镇史研究者发现，海德格尔血缘可以上溯到麦格勒尔和克罗伊策尔家族。17世纪最著名的布道者亚布拉罕·阿·桑克塔·克拉拉就出身于麦格勒尔家族。而另一个家族中则诞生了作曲家康拉丁·克罗伊策尔［Konratin Kreutzer］。海德格尔在康斯坦茨天主教寄宿学校时的宗教指导教师、后来的弗赖堡教区大主教孔拉德·格勒贝尔也是海德格尔的远房亲戚。

麦氏教堂镇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坐落在博登湖、施瓦本山和上多瑙河之间，是阿雷曼地区和施瓦本地区交界处的一块贫瘠而穷困的土地。阿雷曼人天性持重，性情忧郁，好冥想沉思。而施瓦本人性格爽朗，坦率，耽于梦想。前者倾向于冷嘲热讽，后者更乐于驰骋激情。马丁·海德格尔两种天性均沾。约翰·彼得·黑贝尔是阿雷曼人，荷尔德林是施瓦本人，两人都被海德格尔选作自己的庇护人〔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谢林和黑格尔的挚友。黑贝尔（1760—1826），阿雷曼地区的乡土诗人。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中经常借助两位诗人的诗歌来阐发他自己的思想。——译者〕。在海德格尔看来，两人均受到各自乡土民情的陶冶，而后都出脱为大世界中的伟人。海德格尔对自己持同样的看法：“向太空的广阔自由开放，同时又生根于大地的幽冥之中。”（《思想的经验》，第38页）

1942年，有一次海德格尔在课堂上解释荷尔德林的多瑙河赞歌《伊丝特尔》。在他的讲稿中夹着一张在公开发表的文本中未予收录的字条，上面写着：“也许诗人荷尔德林，注定要成为一位思想者的有决定性意义的赠品：其祖父于《伊丝特尔赞歌》诞生之时在位于上多瑙河激流之畔、山岩峭壁之下的牧场羊圈中出生。”（珀格勒：《海德格尔对自己的政治理解》，第41页）

是自我神化吗？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按照自己的愿望来确定自己出身的尝试。在威尔登施坦山巅城堡之麓、麦氏教堂镇脚下、多瑙河畔的一所房子上，闪烁着荷尔德林的光华；18世纪海德格尔家族生活在这里。这所房子还在。房子现在的主人向来人叙述着，头戴巴斯克圆帽的教授如何频频光顾此地。

在多瑙豪斯和威尔登施坦城堡附近静卧着一个小镇博伊隆，它环抱着一所天主教本笃会的修道院。这里过去曾是奥古斯丁教团唱诗班的男修道院，里面有牲口栏、粮食垛以及一座颇具规模的图书馆——这个静谧的修士世界一直吸引着马丁·海德格尔，即便是在他和天主教决裂之后亦是如此。在20年代，寒暑假期间他间或光顾修道院，在僧房中盘桓数周。1945年到1949年间，盟军禁止海德格尔从事任何教学活动。那时，博伊隆修道院是他能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的唯一场所。

19世纪末麦氏教堂镇住有两千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有一些地方工业：一个酿酒作坊，一个纺线作坊，一个牛奶场。镇上还设有行政区的办事处、职业学校、一个电报所、一个火车站、一个二级邮所、一个地方法院、一个协作社工作站、一个领地和城堡管理站。麦氏教堂镇行政上属于巴登州，这对于这个小镇的精神生活的气氛具有重要意义。

从19世纪初起，在巴登州就形成了强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此处的自由主义是指德国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译者〕：1815年这里颁布了议会制宪法,1831年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它曾经是德国1848年革命的堡垒。1848年4月海克尔〔弗里德里希·海克尔（1811—1881），是1848年革命时巴登州义勇军领袖，革命后移居美国务农。美国南北战争时担任上校。——译者〕和施特鲁韦〔古斯塔夫·施特鲁韦（1805—1870），律师和革命的政治家，1848年革命时期巴登州的起义的领袖，后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任军官。——译者〕在康斯坦茨附近号召举行武装暴动。革命的士兵们曾经聚集在多瑙厄申根。但是他们打了败仗。一年以后，他们曾经短时期占领多瑙厄申根，大公逃往阿尔萨斯地区。后来只是依仗了普鲁士军队的支持，旧的社会关系才得以恢复。在巴登州，人们谈起普鲁士就反感。甚至在1871年以后，这里的德意志疆界仍然掺有普鲁士的怪味儿。巴登州的自由主义者最终还是和德意志帝国和解了，因为它面临着新的对手：天主教会。

天主教会与自由主义精神向来就势不两立。但是出于本身利益的需要，1848年以来，天主教却巧妙地利用着自由主义的精神：它像自由主义一样主张国家独立和宗教自由、反对国家对中小学和大学的监管权、提倡教会神职人员选定的自由、教产管理的自由，主张人们应该更多地服从宗教，而不是去服从教会中的个人。政府在1854年逮捕了弗赖堡教区的大主教，导致教会同政府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显然，由于在民众的思想习惯和生活习惯中教会的影响实在太深远、太强大，特别是在农村和小城市，最后还是政府方面作了让步。在德国西南部，天主教的通俗化运动中充满着宗教虔诚，对国家却怀有敌意；它维护教阶等级制，却反对国家权利，主张政治自治；它是反普鲁士的，但它反普鲁士与其说是出于宗教的动机，倒不如说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动机；它是反资本主义的、是农业的、反犹的、乡土之情浓厚的；在社会下层人民中间，它的根基尤其深厚。

1870年罗马天主教大公会通过了所谓“教皇的无错教条”，这使得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冲突重新尖锐起来：既然在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已经不可能重建天主教会的世界统治，那么天主教世界至少也应该在国家和世俗社会面前得到有力的庇护。

德国南部的地方教会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反对派与罗马天主教庭的主张相抗衡：所谓旧天主教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德国南部具有民族自由主义倾向的有文化修养的市民。在教会同国家的对立气氛中，他们不想过于“亲罗马”，而愿意维护天主教同本民族的密切联系。少数“旧天主教徒”甚至走得更远：他们追求教会的现代化：取消教士独身的教规，限制对圣徒的崇拜，主张教区自治，牧师自由选举产生。

这个运动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组织，选举了自己的主教。尽管它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旧天主教运动发展迅速的巴登州，但是，它的教民数量一直十分有限，从来没有超过十万会员。在70和80年代，麦氏教堂镇是这个运动的堡垒。有一段时间，这里的旧天主教徒几乎占到人口的一半。

麦氏教堂镇的“文化斗争”一直延续到海德格尔童年时代。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代表孔拉德·格勒贝尔为这场文化斗争描绘了一幅沉闷的图画：“通过自己痛苦的经验，我们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冷酷的时代有多少青年人的幸福被摧毁于旧天主教徒有钱人的孩子对罗马天主教徒的穷孩子的排挤之中：给他们教会的神职人员起的绰号；对他们本人拳脚相加；把他们抬到饮牲口的水槽里进行‘再洗礼’。我们还十分遗憾地通过亲身经历知道，旧天主教老师们是如何将‘公羊’同‘绵羊’清楚地加以区别〔见《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把“绵羊”比作善人，把“公羊”比作恶人，受到耶稣的唾弃。——译者〕：把来自罗马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亲昵’地称之为‘黑病鬼’，并使这些孩子对‘走罗马之路必然会遭惩罚’这一点有切肤的感受。他们认识到，他们要想在麦氏教堂镇获得一个稳定的职业，只有皈依旧天主教。在后来很晚近的时候，人们仍然看到，要想在这个地区的亚布拉赫城［Ablach］〔Ablach为麦氏教堂镇附近的一条小溪，所以，麦氏教堂镇在这里又被称之为Ablachstadt，即亚布拉赫城。——译者〕中的小部门里谋得一个职位，唯一的路子是改变宗教信仰。”（格勒贝尔：《麦氏教堂镇的旧天主教会》，第158页）

海德格尔的父亲也是受难者之一。他一直是“罗马天主教徒”，尽管这对他只有坏处。

政府同意麦氏教堂镇的旧天主教徒有使用镇教堂，即圣·马丁天主堂，进行宗教活动的权力。这对于镇上的“罗马”教民来说，不啻是对圣地的亵渎。于是，他们搬出了圣·马丁天主堂。1875年在博伊隆的修士们的帮助下，罗马派在离教堂不远的地方，把一个水果储藏库改建为“临时教堂”，教堂司事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的箍桶作坊也在这里。马丁·海德格尔受洗礼也在这里。

“罗马教派”和“旧天主教派”的对立，把镇子上的居民分裂为两大阵营：旧天主教是“好人家的圈子”，是自由主义派、现代派。从他们的观点看，“罗马教派”是社会进步的累赘。他们偏狭、落后，是一帮死抱着教会过时的陋俗不放的小市民。当“罗马派”教民们成群结队到田野作春季或秋季祈福游行时，旧天主教派的人都待在家里不出门，他们的孩子们则从家里向路过的怪物们扔石头。

在这种斗争中，小马丁第一次经历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旧天主教派属于“上头”的，罗马天主教尽管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却感到自己被压在下面。正是由于这种感受，使这些压在底层的人们结成了紧密的团体。

到了上个世纪末，旧天主教派的人数在麦氏教堂镇也急剧减少。于是文化斗争气氛日趋缓解，“罗马派”又收回了他们的老教堂及所属地产和其他财产。海德格尔一家得以迁回到教堂区的司事房。1895年12月1日，“罗马派”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作弥撒，显示对背叛者的胜利。这时，小马丁意外地扮演了主要角色：把教堂的钥匙交还给后继者，使旧天主教派的司事感到十分尴尬，于是这位司事便把钥匙塞在正在教堂广场上玩耍的“罗马派”司事的儿子小马丁的手里。

在雄伟耸立的圣·马丁教堂对面，低声下气地缩在教堂广场边缘的那间司事房，这就是他童年的世界。广场一直将自己宽阔的胸膛扩展到16世纪修建的公爵菲尔斯滕贝格宫殿面前。孩子们可以走进高大的宫门，进到宫殿的内院，穿过花园直到宫殿另一端的花园的大门，从那里出去，就是广阔的田野。田间路〔海德格尔有一本文集叫《田间路》。——译者〕就是从此开始的：“它从宫殿花园大门里跑出来，一直跑到埃恩利德。这条田野之路无论是在复活节的日子里，在抽芽的新苗和茂盛成长的青草之间来回闪动，还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消失在面前山丘的雪堆底下，宫殿花园里的老椴树们总是探出高墙，从高处静静地注视着它。”（《思想的经验》，第37页）

在作圣事的时候，“司事孩儿”马丁和他弟弟弗里茨必须帮忙：他们当弥撒辅助人员，采摘鲜花，装饰教堂，为牧师当信差，为教堂敲钟。在《钟楼的秘密》一文中，海德格尔回忆道：钟楼上悬挂着七只钟，每个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音色和自己的时间。有一只叫“卯”钟，它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敲响，即所谓“惊醒之声”，因为它惊醒小城里尚沉醉于梦乡中的人们。寅钟是死亡之钟。在上宗教课和捻珠祷告时敲响的钟叫“肯德”钟（“童钟”）。学校里十二点钟下课时敲响的是“克朗耐”钟。音色最美的是“洪钟”。它只在重大节日的前夜和早晨才被敲响。从濯足节〔复活节前的星期四。——译者〕到复活节的星期六之间，所有的钟都沉默了。在此之后，钟声便响鼓爆豆般响作一片：一支活动曲柄使一组小钟锤在硬木上使劲地敲打。这种响鼓位于钟楼的四角，打钟的男孩必须不断地转动它们，以便使严肃的鼓声飞向天空的四个不同的方向。最美的当然还是圣诞节。清晨四点半，敲钟的男孩们便来到司事房。房子中间的桌上排放着妈妈准备好的蛋糕、牛奶和咖啡。早饭之后，在司事房甬道里，人们点上灯笼，然后踏着瑞雪，穿过冬夜，走向教堂，爬上漆黑的钟楼，各自奔到自己负责的钟绳边和挂满冰霜的钟锤之下。海德格尔写道：“在基督教的各种节日上、各种庆典的前夕、在四季更迭的时刻以及每天的清晨、正午、入夜的时刻，充满神秘的赋格曲式的钟声此起彼伏，重复叠架，相互交融，以至于使这钟声在充满青春活力的心中、梦中、祈祷中和游戏中一直回荡，连绵不断。这钟声带着它的魔力和神圣，无时无刻不神秘地隐藏在钟楼之内。”（《思想的经验》，第65—66页）

这是一个19世纪初在农村小镇里，处于教会卵翼之下的生命。在《田间路》一书中，海德格尔回忆他当时坐在学校的喷水池里玩弄自制的小船的情景：“这类梦幻般的航程尚隐藏在当时还模糊难辨的、沐浴了一切事物的光辉之中。母亲的眼睛与双手圈定了这个王国的疆域，……这类游戏的航程对于那种把一切堤岸都抛于身后的漫游尚一无所知……”（同上书，第38页）

在海德格尔关于他麦氏教堂镇的童年生活的所有记忆中都有这种“当时还模糊难辨的光辉”。这不单纯是对游戏的美化。他的弟弟弗里茨也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儿时的恶作剧中尽情享受着一种持续‘失重状态’下的舒适安适。这种体验（在成人之后）再也没有经历过了。”（米勒：《探照灯》，第11页）弟弟弗里茨在度过童年的小镇上终其一生：先在镇上一个信贷银行里做职员，后来死在那个小镇上。

对麦氏教堂镇的人来说，弗里茨·海德格尔才是“地道的本地人”。他在这儿是如此出名，以致后来人们总是把世界著名的哲学家称之为“弗里茨的哥哥”。弗里茨·海德格尔有些口吃，但麦氏教堂镇的人们说，只有当他“严肃认真”的时候，“才会有话说不出来”。因此，海德格尔的人生此在（Da-sein）在弗里茨口里就成了此-此-此在［Da-Da-Da-sein］。但是，当他开玩笑时，他从来不口吃。比如，在狂欢节上讲话时，他就没有口吃过。在这种场合下，他一点也不紧张。在希特勒时代，他同那个地方的著名的纳粹分子发生争执。但是他在当地居民中的知名度保护了他，纳粹也拿他没办法。弗里茨没上过大学。这位银行职员称自己是“点票子的”。他为他的哥哥用打字机誊写了三万张手稿。在战争时期，他把哥哥的手稿锁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他说，等到21世纪，“当美国人在月亮上早已开设了巨大的超级市场时”，人们才能看懂这些手稿。据他自己说，他在原文的校对和加工上出过不少力。他不能容忍一句话中含有两个意思。他对哥哥说，你必须把它们拆成两句。在他的那扇窄门里只能一个挨一个地通过。此时，弗里茨更偏爱一目了然的关系。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无论什么头绪繁乱的事都难不倒他。他的口头语之一就是：你可以不正眼看我，但你无论如何不能一眼看透我〔德文原文：uebersehen的意思是“不理睬，看不起”的意思，而由uebersehen变出来的形容词uebersichtlich却是“看透”的意思。——译者〕。他非常佩服哲学家的傻气。但当哲学家过于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一切时，他又表示遗憾。谁要是把自己的思想［Sinn］献给哲学的傻气，那么他正好应了弗里茨所说的话：此-此-此在。弗里茨经常说，“在我们内部，在内心最深处的某个角落，活着某种能经受一切困境而无损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几乎觉察不到的欢乐，即那种最本色的傻气的最后残余。”（同上书，第9页）弗里茨·海德格尔性好自嘲，这是他哥哥马丁所缺乏的。他比哥哥马丁晚生五年，关于这一点，他评论说：“生命的阵痛在一个人那里从今天开始，在另一个人那里则从明天开始，他的生命始于宫殿街上的凡夫俗子家中一个圣灰星期三：又砸又撬，又揉又搓，极其不正常，就如圣灰星期三这一天所常有的那样。”（同上书，第11页）

马丁·海德格尔把他的一本书献给他的弟弟以表谢意。献词中一语双关地写道：献给那唯一的弟弟〔德文einziger Bruder，既有：“唯一的弟弟”的意思，又有“无与伦比的弟弟”的意思。——译者〕。

据弗里茨讲，父母很虔诚，但并不狂热，是真正的信条派教徒〔信条派［Konfessionalismus］：指基督教会中片面强调教会的某些教义和传统的派别。——译者〕。天主教徒的生活渗透到父母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他们觉得无须对自己的信仰加以辩护或坚持，以便对抗其他信仰。所以当他们的儿子马丁背离了在他们看来是不言而喻的“正道”时，他们便茫然不知所措。

母亲是一个性情开朗的妇女，据弗里茨讲，她常常说，“生活这么美好，人们只需为此高兴。”她处事果断，有时也很骄傲。她并不掩饰自己对其富有农民家庭出身的自我意识。她热爱劳动。人们看到她的时候，她总是带着围裙和头巾。父亲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他常常一天不说一句话。他不惹人注目，但勤快，公道。他没有给儿子们留下太多的记忆。

海德格尔一家的生活既不奢侈，也不贫困。它有2000马克的不动产，其中有960马克需要纳税（1903年的数字），所以生活水平属于中等。一家人完全可以过得下去。但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支持孩子们到远处学费昂贵的学校里去念书，那就根本办不到了。恰在此时，天主教会雪里送炭。天主教会历来就是以这种方式支持天才少年儿童的学习，同时也是教会募集农村地区的牧师接班人的手段。

因为当地没有中学，所以，镇上的卡米罗·布兰德胡贝尔牧师向海德格尔的父母建议，在读完麦氏教堂镇的初级人民小学之后，把他们天才的儿子送到康斯坦茨地方由天主教办的寄宿学校去读书。这是一所培养牧师接班人的学校。布兰德胡贝尔为他的这位弟子免费辅导拉丁语，以便使他具备进入中学读书的起码条件。康斯坦茨的寄宿学校的长官是孔拉德·格勒贝尔。布兰德胡贝尔和格勒贝尔为小马丁在地方基金会里找到了资助，教会主动承担起了教育这个孩子的责任。他的父母为此感到十分荣耀。对马丁来说，这就意味着，他开始在经济上完全依赖教会。当然，现在他对此感恩不尽。

从此时起，这种经济上的依赖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16年，长达13年之久。1903年到1906年，马丁从魏斯基金会获得资助，供他在康斯坦茨寄宿学校读书。之后靠伊林基金会的资助，他读完高中最后一年和大学神学系四学期学习的第一学期，此时是1911年。这个伊林基金会只资助神学学生。1913年至1916年学业是靠舍茨勒尔家族的捐赠维持的。这个捐款是专门用来支持捍卫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和神学的学生而设置的。海德格尔本来已经错过了时机，因为此时他内心已经叛离天主教、完全独立于天主教的世界了。但他必须强迫自己迎合天主教的要求。此事使他感到一种羞耻，一种屈辱。这使他永远不能原谅天主教制度（他自己这样称呼天主教会）。他极其厌恶这种组织机构上的制度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利益政策。他后来转而同情纳粹的原因之一，就是纳粹运动的反教权主义。

1903年海德格尔进入康斯坦茨的教会寄宿学校和那里的文科中学。

麦氏教堂镇当时还是一个封闭的天主教世界。尽管同旧天主教的斗争还发生着影响，但在50公里之外的康斯坦茨，到处已经清楚地感觉到摩登时代的到来。

康斯坦茨当时是帝国内的一个自治市，新教徒占绝大多数。城市的伟大历史还活生生地活在文物古迹之中。那里有16世纪召开天主教大公会的古老店铺；有胡斯〔胡斯（Hus，1370—1415），宗教改革家，1415年被天主教会烧死于康斯坦茨。——译者〕于其中等候天主教会对他进行判决的房子。被看作“异端”的多明我会修道院被改建成了旅馆：海岛饭店。饭店的大厅是这个城市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中心。这里经常举行音乐会和报告会。中学生们十分乐意光顾这些活动。在这里人们崇尚的是“现代精神”。人们在这里评品尼采、易卜生，谈论无神论，讨论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和费英格的《似乎哲学》。他们甚至已经在讨论心理分析和梦的解释问题。一股进步精神吹拂着康斯坦茨。自从海克尔暴动以来，这个城市一直是巴登州自由主义的堡垒。与海德格尔同时在康斯坦茨中学学习的京特尔·德恩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到过，当他和同学们听说男子公共游泳池的管理员是曾经在1848年革命中进行过街垒战的老革命时，他心里感到了那种激动、那种热烘烘的震颤。《晚报》是这个城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这张报纸民主的、反教会的趋向十分明显。它还小心谨慎地反普鲁士，这种谨慎也许是因为，或者恰恰是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驻有普鲁士军队，而且整个帝国的官员都乐于到博登湖湖滨小城来度假。

寄宿学校叫圣·孔拉德学生宿舍，简称为“孔拉德屋”。它曾在文化斗争的年代〔这里所说的文化斗争是指1871年到1887年间，德国普鲁士政府首相俾斯麦和文化部长法尔克联合当时的自由运动在德国境内发动的反天主教会的文化运动，目的是使国家在文化政治上摆脱天主教会的统治。1871年议会通过法律：凡危及国家安定的宗教活动均应受到惩罚；禁止建立新的耶稣教团；限制耶稣教团的活动区域。1873年通过立法，加强了国家对教会的监督：规定了神职人员的培训规则；学校和大学的考试权转归国家所有；等等。天主教会拒绝接受这些法案；因此，许多牧师被捕，或受到罚款的处罚；普鲁士境内的所有主教均被驱除。后来国内形势变化，政府与自由主义政治派别的联盟破裂，俾斯麦转而寻求同天主教会的妥协：1880年俾斯麦政府同教皇利奥八世进行谈判，1886、1887年同天主教会达成和平协议。但是关于耶稣会的法律直至1904和1917年才最后废除。但是学校和大学的所有权并没有再交回教会。婚姻登记的权利也一直保留在国家手里。——译者〕被关闭，1888年才重新开放。文科中学的校舍是以前天主教耶稣会的学院。学校受到国家的监督。教会寄宿学校的学生也在这个“世俗学校”里上学。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温和自由主义、反天主教信条的教育上的人道主义。这里用新的语言称呼教师们。学校里有个教现代语言的教师帕希乌斯，他是民主主义者、自由思想家、和平主义者。他能出口成章，所以学生们十分喜欢他。在教会寄宿学校的这些未来的神学家那里，亚里士多德总是受到特别的礼遇，因此这位教师特意说“和柏拉图的博大精深相比，亚里士多德算得了什么”（德恩：《过去的时代——生活回忆》，第37页），以便激怒那些未来的神学家。他对新教徒也不客气，他常说，“依据我个人的研究，占星术这种迷信来自梅兰希顿” 〔梅兰希顿（Melanchthon，1497—1560），人道主义者，新教神学家、宗教改革家路德在神学上的战友。——译者〕。在德语和古希腊语教师奥托-基米希眼里，莱辛的《智者纳旦》是他所能承认的唯一的圣经〔莱辛在剧本《智者纳旦》中宣传宗教宽容。——译者〕。海德格尔就是受教于这样的学校，受教于这样一群教师。他们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京特尔·德恩在他的回忆中总结说“后来我才清楚，正是在这两位教师的影响下，我才不知不觉地退出了对他俩来说根本不存在的天主教思想世界。”（同上书，第38页）

教会尽量使孔拉德屋的寄宿生免受文科中学中的自由思想的感染。学生们接受批判性的思想清洗，神职人员帮助他们作各种准备，以便和“世俗观点”进行争论：学生们必须轮番写书面报告，以武装自己。这些报告涉及的问题有：人单靠自己的力量能否真的达到人性；宽容是否有界限。还讨论到自由与原罪问题，以及歌德的伊菲革尼亚〔伊菲革尼亚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歌德曾以她的故事作为题材进行创作。——译者〕是一个异教-基督教形象，还是基督教-德意志形象，还是仅仅为异教形象，等等。上完这类批判争论课程之后，他们可以听一些乡土民情方面的课程作为休息，比如，关于赖兴瑙岛上的修道院的历史；黑高地区的民俗习惯；博登湖地区自中世纪以来居住在城堡之外的居民的历史。有时，寄宿生们也举行青年运动式活动：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弹着吉他，唱着歌曲，漫步于绿色的田野；或者登上缅因瑙岛〔博登湖中的小岛。——译者〕，进入博特曼的伯爵公园；或者爬上翁特尔湖畔的山地葡萄园。他们背诵方言小诗，为它们配上乐曲。当他们的俗家同学与来访者在女音乐教师那里大侃什么戏剧的时候，这些教会寄宿生也可以报告他们演唱耶稣诞生剧的情况。教会寄宿生们无论如何不是奴颜婢膝的一群：他们选举产生了自己的代表组织，它在孔拉德屋的管理中有建议权。他们出版了自己的小报。这张报纸的如期出版明证，巴登州是德国第一个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的地方。

对教会寄宿生们的生活监督十分严密，但显然很有耐心。最起码马丁·海德格尔回忆寄宿学校的生活时，心情是平静的，不带郁怒。1928年他在给当时的教会寄宿学校的总管马特豪伊斯·朗格的信中写道：“我十分乐意回想我开始在孔拉德屋的学习的那个阶段，并十分感激那个时期。我越来越清楚地感到，我的一切努力都与我的家乡故土密不可分。我现在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我在你这位新任长官面前感到的信赖。这种信赖一直保留下来，并使我在家乡的住留成为一种快乐。”（奥托：《马丁·海德格尔》，第55页）

这些天主教寄宿生当时与文科中学里的非天主教的世俗生同学之间的交往就不那么惬意了，特别是同那些来自富人圈子的孩子们交往的时候。律师的儿子，公务员的儿子，商人的儿子，他们觉得比那些“阉鸡”（他们这样称呼那些教会寄宿生）优越得多。这些寄宿生大多数像海德格尔一样来自农村的寒酸或贫困的家庭。京特尔·德恩这位邮局总局长的儿子在回忆中说：“我们总是居高临下地对待那些‘阉鸡’。在我们眼里，他们衣衫褴褛，发育不良。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强得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彻底加以剥削。我们时常要求他们把作业做得好上加好。因为，在休息时，他们必须把答案告诉我们。他们常常乐意做这些事。”（京特尔·德恩：《过去的时代——生活回忆》，第39页）

教会寄宿生们自成一体。他们可以声称是一个团体，但那是一个常常被人讥笑的团体。或者是因为没有零花钱，或者是被严令禁止，他们不参加俗家同学的许多娱乐。狂欢节的时候，无论是在城市里狭窄的街道还是在咖啡馆里，到处闹翻了天。学生们也趁机构想着自己的行当。可是教会寄宿生们却只能呆在孔拉德屋里做笼中雀。夏天的时候，外地的旅游者纷至沓来。旅游船插满彩旗，上午出发到梅尔斯堡，晚上带着一群醉得跌跌撞撞的游客归来。他们喝着、嚷着从老城的小巷中穿过。这支队伍里从来不乏戴着彩色帽子的学生们。第二天的课间，学生们的闲聊便就有了话题。他们各自吹嘘着自己的经验和胜利。这些经历和胜利故事不断地往教会寄宿生的耳朵里钻。在葡萄收获的季节里，到处都有令人陶醉的葡萄清酒卖。有些小店还允许学生们聚会到晚上10点。在这里，学生们常常碰到端着能容半升的大酒杯的老师们。这是同老师结拜、建立密切关系和获得自信的好机会。但是这一切均与教会寄宿生们无缘。

他们这些寄宿生属于另外的世界。人们经常使他们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常常得同低人一等的感觉作斗争。他们的偏执态度在这里起了作用：“被排斥在外”也可以被体会为“被选中” 〔这里显然是指被上帝选中，去同堕落的世界对抗。——译者〕。

教会寄宿学校同外面生气勃勃的城市生活之间、天主教同市民的自由主义气氛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使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马丁·海德格尔形成了对于两个世界的基本看法：这里是严格的、沉重的、始终不渝的、缓慢的世界；那里是来去匆匆的、浅薄的、追求眼前刺激的世界。这里是全身心的投入；那里是纯粹的忙忙碌碌。这里是根深蒂固；那里是来去浮云。这里不畏艰难；那里只知追求捷径。这里深思熟虑；那里漫不经心。这里忠实于本己，抱朴守真；那里寻欢作乐，忘乎所以。

这个模式后来以“本真本己性”和“非本真本己性”这样一对概念为形式，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906年秋，海德格尔由康斯坦茨转到弗赖堡的大主教圣·乔治中学寄宿舍，在那里的贝托尔德文科中学学习。麦氏教堂镇的地方基金的资助已经不够支付在康斯坦茨的寄宿开支。教堂司事之子的热心的导师孔拉德·格勒贝尔和卡米罗·布兰德胡贝尔又为他找到了另外的经济来源：埃利纳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由出身于麦氏教堂镇的神学家克里斯托夫·埃利纳于16世纪建立的。这个基金会当然愿意支持这个地方上的神学候补生。条件是，在弗赖堡的中学和弗赖堡大学读书。

从康斯坦茨转到弗赖堡之后，情况没有太大变化。马丁心情舒畅地告别了康斯坦茨。他对这一点一直记忆犹新。一直到他的晚年，他还经常参加当年孔拉德屋同学们的集会。海德格尔从弗赖堡的寄宿舍的生活中却没有能发展出类似的眷恋之情。由于他一生都是在弗赖堡度过的，因此，他必须同弗赖堡保持一定距离。高大的哥特式的大教堂高耸于城市上空，把整个城市都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下。弗赖堡像一艘巨大的航船，偃卧在黑森林地区连绵不断的山丘脚下，好像刚刚起锚，驶向布莱斯皋。

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前，大教堂周围房屋密布的老城还保存完好：难以计数的小巷从四面八方通向大教堂，其中有些小巷还有清渠环绕。它们看上去像是从教堂放射出来一样。在一座神甫的庄园的旁边就是教会寄宿生的住所。

当年轻的海德格尔来到弗赖堡的时候，人们仍能看到当年努尔皮茨·布瓦西埃在一百年前给歌德的信中所描述的样子：“关于弗赖堡我可以给你写一本书。这里是最美丽的地方。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受到珍爱和保护，简直美极了。每条小巷都有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溪相伴；每条巷子里都有一眼清泉喷涌，……周围到处是葡萄架。古城堡城墙上布满了葡萄蔓。”（基福尔：《施瓦本和阿雷芒地区》，第324页）

海德格尔属于贝托尔德中学中极有上进心的学生。他求知的抱负此时尚局限在教会的事务范围内：他准备中学毕业后加入耶稣教团。他的老师也支持他这一个计划。1909年中学寄宿舍的校长在给海德格尔的毕业评语中写道：“有天赋，很勤奋，品行端正。性格已趋成熟。学习中也具有独立性，爱好德国文学，甚至为此牺牲其他的专业学习。他的博学证明了这一点。矢志神职，选择坚定，且有做僧侣的倾向，极有可能申请加入耶稣会。”（奥托：《马丁·海德格尔》，第59页）

和他的同学们不同，年轻的马丁·海德格尔并没有为当时的摩登精神所动。在他的个人文献工具箱中，没有自然主义者、象征主义、青年派的地位。他的精神祈祷练习十分严肃认真。1915年为教职论文所写的简历中他曾谈及在中学那些使他感到兴奋的东西：“高中七年级的数学课上，大量的数学解题练习引导我转入理论的学习；对这个学科的偏好，进一步发展成对实际事物的兴趣，并开始对物理学发生兴趣。在宗教课的引导下，我阅读了生物进化论的大量文献。毕业班上我最重视的是关于柏拉图的课程，……尽管当时还谈不上在理论上进入哲学问题的讨论。”（同上书，第86页）

恰恰是宗教课唤起了他对当时最敌对宗教的生物进化理论的兴趣。显然是它把海德格尔带到精神上的危险领域。他并不畏惧精神上的冒险。因为此时他尚感觉得到他脚下的大地——信仰的基地的存在。1909年9月30日海德格尔在惕西斯（福拉尔贝格山的）弗尔德教堂加入耶稣会修士见习生的行列。但在两周试验期结束后，便被解除见习生的资格。根据胡果·奥托的消息，海德格尔显然是因为心脏病发作，出于健康的原因被送回家的。两年后，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并导致他最终中断了他的牧师学习生涯。也许正是他的心脏保住了这个头脑里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