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头一个栩栩如生的记忆是1876年2月到达彭布罗克邸园的情景。严格地说，我已记不清到达那里的真实情形，虽然我记得在我的旅程中到过伦敦终点站，可能是帕丁顿车站，那个玻璃大屋顶，我觉得它不可想象地美。在彭布罗克邸园的头一天我所能记得的事就是在仆人的下房里喝茶。那是一间空空荡荡的大房间，有一张又长又厚重的大桌子，旁边有几把椅子和一个高凳，所有的仆人都在这个房间里用茶，只有看门人、厨子、夫人的侍女和膳食总管除外。这些人在看门人的房间里，组成一个“贵族”阶层。他们把我放在一个高凳上喝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不知什么原因那些仆人对我那么感兴趣。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已经是大法官、女王的几位显赫的法律顾问和其他著名人物认真考虑、严肃商讨的对象。直到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安排我来彭布罗克邸园之前的事情。

我的父亲安伯利子爵在很长一段身体日益衰弱之后，于不久前去世，母亲和姐姐在一年半以前感染白喉已相继去世。后来我从母亲的日记和书信中，知道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聪敏、庄重、有独创才能和无所畏惧的人。从母亲的照片看，她一定非常漂亮。我的父亲冷静深思、好学不倦、清高脱俗、心情抑郁和一本正经。双亲都是热情的改革理论家，而且随时准备把他们所信仰的理论付诸实践。父亲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学生和朋友，受穆勒影响，双亲都信奉节制生育及妇女拥有选举权。由于鼓吹节制生育，父亲失掉了他在议会中的席位，母亲有时也由于意见过激而陷入难堪的境地。在玛丽王后的父母 举行的一次花园聚会中，剑桥公爵夫人高声叫嚷：“我晓得你是谁，你是罗素家的儿媳妇。但是如今，我听到你就像肮脏的激进派和龌龊的美国人一样。整个伦敦都传遍了，每一个俱乐部都在谈论这件事。我真得要看看你的衬裙是不是龌龊不堪。”

下面这封寄自佛罗伦萨的英国领事的来信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亲爱的安伯利夫人：

我并非马志尼的崇拜者，而且我对他的人品和原则深恶痛绝，尤其是我所担任的公职也不允许我成为他的通信渠道。然而我希望能满足你的这个要求，找到我能接受、而他能收到你的信的唯一途径，即：邮寄给德尔·雷·加埃塔市长，由他转交。

我仍然是
您的非常忠实的
A．佩吉特
1870年9月22日

马志尼将他的表壳送给我母亲，它现在由我保存。

我的母亲经常在支持妇女选举权运动的会议上演讲，在她的日记中，有一段提到她在波特妇女会上的演讲。这个团体包括西德尼·韦布夫人、考特尼夫人这些交际花。后来我熟识了韦布夫人，觉得她比起我母亲来，似乎较为轻佻，因此对我母亲的庄重怀有更深的尊重。然而，从我母亲的信来看，例如，她给实证主义者亨利·克朗普顿的信，我发现她有时也是活泼而风骚，因此她面向世界的面孔可能不像日记中所表现的那么令人惊恐。

父亲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写过一本大书，去世后才出版，书名是《宗教信仰的分析》。他有一间大图书室，藏有教父著述、佛教著作、儒家论述等等。他在乡下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准备他的著作。然而他和母亲在他们结婚初期，每年都要在伦敦过几个月。在伦敦，他们在当地主教园区有一幢房子，我母亲和她的姐姐乔治·霍华德夫人（后来称卡莱尔夫人）主持着对立的沙龙。在霍华德夫人的沙龙里可以看到的所有拉斐尔前派的画家，而在我母亲的沙龙里可看到穆勒以后的所有英国哲学家。

1876年我的父母访问美国，在那里结交了波士顿的所有激进派人士。他们不能预见到他们所赞扬的有着民主热情和他们所崇拜的激进反对奴隶制的男男女女，正好是后来杀害萨科和万塞蒂 的人的祖父祖母。我的父母在1864年结婚，当时他们都只有22岁。我的哥哥，像他在自传中所吹嘘的那样，在父母婚后九个月零四天出生。我出生前不久，他们移居到一所叫作雷文斯克罗夫特的（现称为克莱顿宅第）十分荒僻的宅子，坐落在瓦伊河的陡峭堤岸上的树林中。我生下三天以后，母亲在这所宅子里写信给她的母亲，这样描述我：“婴儿重8¾磅，长21英寸，很胖，很丑。谁都说他像弗兰克，蓝眼睛分得很开，下巴很小，他和弗兰克在襁褓中时一样。现在我奶水很多，但是如果他不能马上吃到奶或打嗝什么的，他就大发脾气，乱嚷乱叫乱踢，颤抖个不停，直到他获得哄慰为止……。他头抬得高高的，向四周观望。”

双亲给我哥哥请了一个有相当科学素养的家庭教师D．A．斯帕丁——我至少可以从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中引用他的工作来判断他的才能 。他是一位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从事小鸡的本能的研究。为了研究方便，他把住室的每一间房子，包括客厅在内都搞得一塌糊涂。他本人也处于结核病晚期，在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也死去了。显然根据纯理论的理由，我的父母判定，考虑到他患肺结核，他不应该生孩子，但是要他独身是不公平的。因此，我的母亲允许他和她住在一起，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对她来说并不能得到什么乐趣。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这事在我出生后开始，而我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以后，父亲还留用那位家庭教师。父亲去世后，发现他让那位家庭教师和科布登·桑德森做他两个儿子的监护人，而这两人都是无神论者。父亲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免受宗教教养下的祸害。可是，祖父母从斯帕丁的信中发现与我母亲有关的事，这个发现引起他们一种极端的、维多利亚式的恐怖。他们决定在必要时采取法律行动，以便从耍阴谋的异教徒手中拯救无辜的孩子。这些耍阴谋的异教徒找到霍勒斯·达卫（后来称达卫勋爵）商量，他认为他们肯定赢不了官司，这显然是根据谢利判例。这样我哥哥和我就被大法官法庭监护，而且科布登·桑德斯在我上面提到的那天，把我们交给我的祖父母。无疑这段故事促使那些仆人对我感兴趣。

我对我母亲简直可以说毫无记忆。虽然我还记得有一回我从一辆小马拉的车子中摔出去时，她肯定是在场的。我对这件事的记忆肯定错不了，因为我萦怀于心，多年以后最终证实有这回事。关于我的父亲，我只记得两件事。我记得他给我一张印着红色画面的图画。这个颜色让我很喜欢。我还记得有一次看见他洗澡。我的父母葬在雷文斯克罗夫特花园中，后来又迁移到切尼斯的家庭墓地中。父亲在他去世前几天给他的母亲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亲爱的妈妈：

您将高兴地听到，我打算尽快就去看拉德克利夫，但要是您知道事情的原因会感到难过。因为我感染上支气管炎，看来要卧床一段时间了。您的铅笔信今天收到，看到您累垮了，我很难过。尽管我浑身无力，但我还是给您写信，因为我睡不着。不用说，这次患病并不危险，我预料也不会有什么事。但是我有过太痛苦的经验，知道疾病发展可能非常迅速，以致我不敢相信有什么绝对安全，或者在没有安宁的地方求得安宁。我的两肺都在发炎，也许还会恶化。我恳求您别打电报或采取任何急躁的行动。在奥德兰德，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好医生，由于他刚刚在此地开业，会为我尽心治疗的。我再说一遍，我希望康复，但倘若病情恶化，我想说，我倒盼望镇定而平静地死去，就像“一个裹在被褥里，躺下去进入愉快梦乡的人”。

就我来说，我并无忧虑，甚至并不畏缩，但是为我要离开的一些人，尤其是您，我感到非常悲痛。在痛苦和衰弱中写这封信，我只能向您做出这种最不适当的表示，我深感您对我恒久不变的慈爱，这种爱甚至在我或许显得不配领受时也从未改变。我实在无法表达我内心深处的感觉于万一，十分懊悔的是，有时我不得不显得无情，但我希望表达的只有热爱之情。我所做的只是我本想做的其中的一点点，但我希望，这一点点事不是坏事。我已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桩大事，我会怀着这样的感觉而死去，至于我两个可爱的儿子，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您多照顾一些，他们也许会把您当一个母亲般地看待。您知道，我要埋葬在此地，我所喜欢的树林中那个已为我准备好的美丽所在。我不敢期望您会来参加我的葬礼，但是我希望如此。

也许我太自私，让这封信带给您悲痛，我只怕过一天，我会虚弱得无法提笔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天天写信给您。对亲爱的爸爸，终我一生，都感受到他的仁慈、宽厚，这也是我要深自铭感的。我真挚地希望在他长寿而高尚的生命终止之时，他会免除丧子的伤痛。对于阿加莎、罗洛和可怜的威利，如果可能的话，我只能向他们致以我无上的爱意。

您的爱子 安伯莱
星期三夜于雷文斯克罗夫特

我祖父和祖母居住的彭布罗克邸园，是在里士满公园中的两层不整齐的房屋，它是君主的赠礼，名称来源于彭布罗克夫人，乔治三世在他精神错乱时曾钟情于她。女王在我祖父母40多岁时赐给他们，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住在那里。金莱克所著的《克里米亚的入侵》所描述的那次著名的内阁会议，就是在彭布罗克邸园举行的。这次会议决定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时，有几位内阁大臣在睡觉。金莱克后来住在里士满，我对他印象很深。有一次我问斯潘塞·沃尔波尔爵士为什么金莱克对拿破仑三世那样深恶痛绝？斯潘塞·沃尔波尔爵士回答说，他们为了一个女人而争吵。我自然要问他：“你能把这段事讲给我听吗？”他回答说：“不行，先生，我不能告诉你这个故事。”其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彭布罗克邸园拥有11英亩的花园，大部分任其荒芜。在我18岁之前，这个花园在我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花园西面是从埃普松下坡（我认为是上上下下的），一直延伸到温莎城堡的非常宽阔的视野，这中间还有欣德黑德和利思两个小山丘。我逐渐熟悉那广阔无垠的地平线和那一览无遗的日落景象。此后若是没有这两种景象，我绝不能过得快乐。那儿有许多优良树种，栎树、山毛榉、欧洲七叶树和西班牙栗树、欧椴树和一棵非常好看的雪松树，还有印度亲王送的柳杉和产于喜马拉雅山的雪松。那里还有避暑别墅、芳香的蔷薇短院墙、月桂树丛以及各种各样能够成功地藏身，一点不会被大人发现的秘密地方，同时还有几个用格状篱笆墙围起的小花圃。在我住进了彭布罗克邸园后的这些年里，这所花园也越来越被人遗忘了。巨大的树木倒了下来，灌木长满了小径，草地上的草长得又高又密，那些格状的围篱几乎长成了树。这座花园似乎在回忆它过去的光辉时日，外国使节在草坪上漫步，亲王们羡慕它修剪齐整的花圃。它活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也随着它一起活在过去的岁月中。我编织着双亲及我姐姐的幻梦，我想象着祖父活跃的日子。我所听到的大人们的谈话多数都是好久以前的往事：祖父去厄尔巴岛拜谒拿破仑，祖母的叔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保卫直布罗陀，祖母的祖父又因为说了这个世界在公元前4004年以前已经被创造出来（因为埃特纳火山的斜坡上有这样多的熔岩）而被当局排挤。有时，谈话转到较近期的事，于是我就会听到卡莱尔如何曾经把赫伯特·斯宾塞称为“纯粹的真空”，或是达尔文如何因格拉德斯通的来访而感到莫大的荣幸。我经常在想，已经谢世的双亲在世时是怎样一种人。孤寂的时光，我总在花园中徘徊，不是捡集鸟蛋便是沉思那飞驰的时间。如果我可以根据自己的记忆来作判断的话，我觉得只有在全神贯注于童稚往事那种瞬即消失的时刻，对后来性格形成很重要的孩提印象，才会浮现在意识上，从未对成人道及。我以为少年时这种不受外界打扰的、随意浏览的时期很是重要，因为这使他们有时间去形成这些表面上转瞬即逝，然而却是真正活生生的印象。

祖父在我的记忆中是个年逾八旬的老人，不是坐在轮椅中被人推着在花园里绕行，便是坐在他的房里阅读英国议会议事录。他去世时我刚刚6岁。还记得他去世的那一天，我看到我的哥哥（他已上学）虽然还在学期当中，却坐着马车回来了。我向他高喊：“好哇！”而我的保姆制止我说：“嘘！今天不准喊‘好哇！’”由这件事推断，我的祖父对我并不重要。

相反，我的祖母比我的祖父小23岁，是我童年时代最重要的人。她是一个苏格兰长老会的教徒，在政治上和宗教上是自由派（她70岁时成为基督教的一位论派教徒），但有关道德方面的种种事情却要求极其严格。她嫁给祖父时还很年轻，很害羞，那时祖父已是膝下有两个孩子和四个过继儿女的鳏夫，结婚没有几年，祖父就当上了首相 。这对祖母来说无疑是很严格的考验。她曾说，她少女时，有一次去参加诗人罗杰斯著名的早餐会，祖父察觉了她的羞怯，对她说：“吃点儿口条吧！亲爱的，你需要它！”从她的交谈中看出，显然她从来不知道恋爱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她曾告诉我，在她的蜜月中，她的母亲跑来陪伴她，令她感到多么慰藉。另外一次，她痛惜诗歌太多与爱情那种微不足道的琐事联系在一起。但对我的祖父，她却是个贤惠的妻子，就我所能见到的来讲，她对于恪守作为妻子本分的严格标准，从未有所疏忽过。

作为一个母亲、一位祖母，她的思虑可以说无微不至，但却并非总是明智的。我想她不了解动物的精神及充沛的活力上的需要。她要求凡事都要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趣去衡量。我还记得我想要使她明白，一方面要求居者有其屋，另一方面又不要盖新房免得惹眼。在她来讲，每种情趣都有其各自的道理，不能因为一讲冷酷的逻辑就得对另一种情趣让步。按照她所处的时代的标准，她是很有教养的，她能准确无误地用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讲话而不带任何一点儿特殊口音。她熟知莎士比亚、弥尔顿和18世纪的诗人，她能够背诵黄道十二宫和九位缪斯女神的名字，她还有根据辉格党传统的英国历史的一些知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古典作品她也了然于心。1830年以来的政治，她也有着切身的体会，但是在她的教育中，所有包含着推理论证的事物被完全忽略了，从她的精神生活中消失了。她从不懂得河上的船闸是怎样工作的，尽管我已听到过许多人设法给她讲清楚。她的道德标准属于维多利亚清教徒式的，没有什么能够说服她，一个人在某些情况下赌咒发誓，却具有好品质。然而，这也有例外。她认识的贝里家的小姐们都是霍勒斯·沃尔波尔的朋友，有一次她不加指责地跟我说：“他们是老派的人，偶尔也赌咒发誓。”她和许多像她这种类型的人一样把拜伦当成一种反常的例外，当成年轻人单相思的不幸的牺牲品。她丝毫不能容忍雪莱，认为他的生活是邪恶的，他的诗令人作呕。至于济慈，我认为她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她广泛浏览过从欧洲大陆的古典著作直到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但对她同时代的欧洲大陆的作家却一无所知。屠格涅夫有一次送她一本他写的小说，但是她从未读过，只不过把屠格涅夫看成她的朋友们的亲戚而已。她知道他在写作，可是几乎人人都在写书，没什么了不起。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她自然也毫无所知。她知道某种动机是存在的：爱国家、公益精神、爱自己的子女都是应赞美的动机；而爱金钱、爱权力、虚荣心都是坏的动机。好人的行为经常出于良好的动机，然而坏的，纵然是坏到极点的人，也有一些时候不全坏。婚姻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制度，显然，夫妻彼此相爱是一种责任，但它却是一种不太容易履行的责任。因为如果性爱将他们吸引在一起，必然就有美中不足的事存在其间。自然她对这桩事情不是用这些字眼说出来的。她所会说的是，事实上是“你知道，我从不认为夫妻之间的爱，会像父母对子女的爱那样美好，因为夫妻之爱里面有时会有一点儿自私的成分”。这可能是她对性这类话题最接近的想法。有一次她可能谈起更接近这个禁忌的话题：谈到帕默斯顿勋爵不是一个好男人这一事实时，她说他在男人中有点儿古怪 。她不喜欢酒，厌恶烟草，而且几乎就要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她的生活是一种苦行，只吃最清淡的食物，八点吃早饭，而且在80岁之前从来没有还没用茶就坐在安乐椅上。她全然脱离尘俗，鄙视追求世俗荣誉的任何人。我深以为憾地说，她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态度不太尊重。她常常很开心地讲到，有一次她在温莎，感到身上很不舒服，女王亲切愉快地说：“罗素夫人可以坐下来，某某夫人站在她前面。”

我年满14岁以后，祖母在智力方面的局限性让我感到难受，而她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开始让我感到太过分了。但是当我还是小孩子时，她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对我的幸福的热切地关心，使我爱她并有孩子所需要的那种安全感。我记得当我四五岁时在床上醒来时想，要是祖母死了那该多可怕啊！而当我结婚以后，她真的去世了，我却全然无动于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回想起来，越来越意识到，她在塑造我的人生观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她的无所畏惧，她的公益精神，她对习俗的蔑视以及她不盲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似乎一直对我有所助益，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值得我去效仿。她送给我一本《圣经》，在扉页上题写了她最喜欢的经文，其中有一句是：“你不可追随众人去行恶事。”正是她对这条经文的强调，引导我在以后的生活中从不害怕自己属于少数。

当我还是孩子时，祖母的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还健在，他们都不时地到彭布罗克邸园来。她的长兄是明托勋爵，我叫他威廉斯舅公。第二个兄弟是亨利·艾略特爵士，他有着受人尊敬的外交生涯，但对他我已没有什么印象了。老三是我的查理舅公，我记得他主要是因为在一个信封上写满了他的长长的头衔。他是海军将军，尊敬的查尔斯·艾略特爵士，高级巴思勋爵。他驻在德文港。别人告诉我说他是海军少将，而在海军将领中还有更高级的海军元帅。这话多少使我有些难过，我觉得他应该想办法晋升上去。她最小的兄弟是乔治·艾略特，他是一个单身汉，我叫他多德舅公。家人要我注意他的主要一点是他和祖母的祖父布莱登先生长得十分相像。这位布莱登先生由于考虑埃特纳火山的熔岩而导致令人遗憾的异端思想。除此之外，多德舅公就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对于威廉舅公，我有一个极为痛苦的记忆：一个6月的傍晚，这每时每刻我都享受到愉悦的晴朗的一天行将结束时，他来到彭布罗克邸园。当我该说晚安时，他郑重地告诉我人类享受愉悦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还说我再也不能享受像现在行将结束的这一天的那么多的夏日愉悦了。当时我泪如泉涌，而且上床之后，还一直哭了很久。后来的经验表明，他的说法十分残酷，同样也不真实。

和我接触的成年人特别缺乏理解儿童情绪的能力。我4岁时，曾在里士满拍照，摄影师很难使我安静地坐下来，最后终于许愿，假如我坐着不动，那么他就给我一块松蛋糕，在那之前我只吃过一块松蛋糕。这许愿使我欢喜若狂，因此我就像小老鼠一样安静地坐在那里。照片拍得非常成功，但是我并没有得到那块松蛋糕。

另外一次我听到一个大人对另一个人说：“那个小莱昂什么时候来？”我竖起耳朵听并问：“是有一个小狮子 要来吗？”他们说：“是，他星期天来，他非常驯良，你会在客厅里见到他。”星期天之前，我天天数，日日盼，到了星期天早晨，我又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数着。最后家人告诉我那头小狮子已经在客厅里，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去了，结果发现他是一个叫莱昂的普通年轻人。一下子我从着迷状态清醒过来，彻底失望了。至今我仍然痛苦地记得那种深深的绝望之情。

回来再讲我祖母一家。我不大记得她的妹妹伊丽莎白·罗米利夫人，只记得从她那儿我第一次听说拉迪亚德·吉卜林，她很欣赏他写的《山中平话》。我祖母的另一个妹妹夏洛特·波特尔夫人，我称她为洛蒂姨奶奶，更多姿多彩。据说她还是孩子时，有一次从床上滚下来没醒却低声念“我的头低下来，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还听说，她听大人们谈论梦游，当晚就起来仿照她认为是梦游的方式走路。大人们看到她完全清醒，就决定不提这件事。第二天早上，他们沉默无语使她大失所望。最后她说：“难道昨天晚上谁也没有看见我梦游吗？”在她后来的生活里，她往往讲话七颠八倒。有一次她要给三个人叫马车。她思忖二轮马车坐不下，四轮马车又太大，因此她叫仆人去叫一辆三轮马车。另一次，有一个叫乔治的仆人在她出发去欧洲大陆时，到车站给她送行，她想她可能要写信告诉他有关家事，但她突然想起她不知道他姓什么。火车刚刚开动，她从窗子里探出头来喊道：“乔治，乔治，你叫什么名字？”乔治回答说：“乔治，夫人。”那时她已经听不到了。

除了我的祖母之外，我家还有我的叔叔罗洛和姑姑阿加莎，他们俩都终生未婚。罗洛叔叔对我幼年成长起了些重要作用，因为他总对我谈科学上的事情。他的科学知识相当丰富，毕生因为病态的害羞而深受其害，以致凡是涉及同别人打交道的事他都一无所成。但同我在一起，由于我还是个孩子，他就不害羞了，常常显示出一种成年人不认为他会有的令人发笑的幽默气质。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教堂的窗户要用有色玻璃，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早先并不是那样的，但有一次，正当牧师走上讲坛，他看见有个人走过，那人头上顶着一桶石灰水，忽然桶底掉下来了，石灰水浇了那个人一身，这使得那个可怜的牧师忍俊不禁，大笑起来，使得讲道无法进行。于是从此之后，教堂的窗子就装上了有色玻璃。以前他曾在外交部做事，但是他的眼睛出了毛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不能读也不能写，后来他的视力有所改善，但是他再也不打算干什么常规工作了。他是一位气象学家，对于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的影响做了极有价值的研究。那次火山爆发造成英格兰奇异的落日景象，月亮甚至变成了蓝色。他时常对我讲起喀拉喀托火山爆发造成奇异的落日现象的证据，我也很用心地听他讲述。他的谈话大大地鼓舞起我对科学的兴趣。

彭布罗克邸园的成年人中最年轻的是阿加莎姑姑，她实际上只比我大19岁，因此我到彭布罗克邸园时，她才22岁。我到那里的第一年，她想方设法教育我，但是并不怎么成功。她有三个颜色鲜艳的球，一个红的，一个黄的和一个蓝的，她总是拿起这个红球问我：“这个球是什么颜色？”我说：“黄的。”她就把球举到她的金丝雀旁边说：“你说它和金丝雀是一种颜色吗？”我说：“不是，”但是我不知道金丝雀是黄色的，所以对我也没多大帮助。我想，我必定及时地学会颜色，但是我只能记得而不能记牢它们。后来她教我阅读，但是这超过我的能力所能胜任。她教我的只有一个字我是成功地记住了，这个字就是“or”（或）。其他字虽然一样短，我总也记不住。她一定是失去信心了。在我5岁前不久，我被送到幼儿园，那里最终成功地教会我难学的阅读技能。我六七岁时，她又拉着我的手教我英国宪政史，这的确使我非常感兴趣。她教我的好多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现在我还保存着一个小本，其中记下了她口述的问题和答案，我举几条就可以说明观点。

问：亨利二世和托马斯·贝克特争论些什么？

答：亨利希望制止由于主教有他们自己的法庭而产生的弊端，因为这使教会的法律与国家的普通法律分离。贝克特拒绝削弱主教法庭的权力。但是最终被说服同意克莱仑登大法（克莱仑登大法条文是当时宣布的）。

问：亨利二世是否试图改进国家的政府？

答：是的，在他繁忙的当政期，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改革法律的工作。巡回审判变得重要起来。它不仅像以前一样解决全郡的金钱事务，而且还要听取申诉和审判案件。正是由于亨利二世的改革，我们才有陪审团审判制度最初的明确开端。

她没有提到贝克特被杀 ，她提到了查理一世被处决，但是没有加以谴责。

她一直没有结婚，一度曾和一位副牧师订婚，但在订婚期间她产生精神失常的幻觉，从而使得婚约破裂。她成了一个守财奴，住在一所大宅子里，但是只用很少几间屋子，为的是节省煤，她还每星期只洗一次澡，也是为了省煤。她穿厚羊毛长袜，经常滑下来，在足踝上绉成一团。大多数时光，她都感情用事地品评人物，不是说某些人好到极点，就是说另外一些人坏到极点，两者都是出于她的想象。在我和哥哥各自同妻子住在一起时，她对我们的妻子深恶痛绝，可是后来又喜欢她们了。我初次带着我的第二任妻子去见她时，她把我前妻的照片放在壁炉台上，对我的第二任妻子说：“我一见到你就情不自禁地想到可爱的艾丽丝，要是伯蒂遗弃你会怎么样，这是上帝所不准许的。”我的哥哥有一次对她说：“姑姑，你永远是一位过时的妻子。”这话不但没有激怒她，反而引得她一阵大笑，而且向所有的人重复这句话。那些认为她感情用事或者头脑迟钝的人很容易对她那突如其来的狡黠和机智感到惊讶。她是我祖母的美德的牺牲品，假使祖母不教导她性是邪恶的话，她本来可以过得幸福、成功和有所作为的。

我哥哥比我大七岁，因此不大能和我作玩伴。除了假日之外，他总是待在学校里。作为弟弟，我自然而然地佩服他。每逢假期开始他刚回来时，我总是非常高兴。可过不了几天，我就开始盼着他的假期快点结束。他逗弄我，欺侮我，可不太厉害。我记得我6岁时，有一次他高声喊我：“娃娃！”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名字，就摆出庄重的样子不去理他。后来他告诉我，他有一串葡萄，要是我应声去了，他就会给我，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家里都不让我吃任何水果，这次没能吃着，还是损失惨重。还有一个小铃铛，我认为是我的，可是他每次回家，总说那是他的并把它抢走，虽然他本人已经长大，玩铃铛已经得不到什么乐趣了。他长大成人以后，还占有着那个铃铛，只要我看到那个铃铛没有一次不生气的。从我父母的相互通信中看出，他们对我哥哥相当头疼，但是无论如何，母亲是理解他的，因为他无论从性格到外貌都像斯坦利家的人，罗素家的人从来就一点也没有理解过他。从一开始就把他当成魔王 的顽童，他发现人们那么看待自己，自然就按人们说的那样继续干下去。人们尽量让他同我分开。我一意识到这一点，就感到十分不满。他的个性极强，我只要同他接触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感到憋得气都透不过来似的。在他整个一生中，我对他一直保持着既爱又怕的态度。他热烈地渴望别人爱他，但他那么霸道，总不能让人一直爱着他。等他失去了所有人的爱，他的心灵就受到创伤，变得残酷而肆无忌惮，但他所有最坏的举动都是他感情用事的结果。

在我彭布罗克邸园的早年生活中，仆人们在我生活中起的作用比家里人还要大。有一位老管家名叫考克斯太太。在我祖母幼年时，她就是我祖母的保姆。她正直、严格、精力充沛，对这个家庭忠心耿耿，待我一直不错。还有一个男管家叫麦卡尔平，他是一个地道的苏格兰人，总把我抱在膝上，给我念报上刊登的铁路事故的报道。每当我看到他，总是爬到他的膝上说：“给我讲个意外的事故。”那时，还有一位法国厨子名叫米肖。她非常让人害怕。但尽管她总是让人畏惧，我还是忍不住要到厨房看看在老式烤肉叉上转动着的烤肉，还从盐罐里偷盐块，我吃盐比吃糖还高兴。米肖总是用切肉刀追我，而我总是很轻易地逃脱。门外还有一位园丁叫麦克罗比。我对他已经印象很淡了，因为我5岁时他已离开我们家。还有一位看门人和他的妻子辛格顿夫妇，我非常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给我吃烤苹果喝啤酒，而这两样东西在家里都是严格禁止的。继麦克罗比之后当园丁的是威德勒，他告诉我说英国是被放逐的十支族，我想我并不怎么信他。我刚到彭布罗克邸园时，还有一位德国保姆赫采尔小姐，那时我说德文和说英文一样流利。我到彭布罗克邸园没几天，她就离开了，接替她的是位德国保姆叫威廉敏娜，或者简称敏娜。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天晚上她给我洗澡时，因为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我觉得为了慎重起见，就使自己全身绷直，无论她怎么努力，我都没让她洗成。最后她不得不到外面找人进来帮忙。无论如何，我很快就同她融洽相处了。她教我写德文字母。我记得我学会了写德文的大写和所有的小写字母后，对她说：“现在只剩下学数字了。”等我发现德文的数字和英文的数字一样时，我感到轻松，又感到惊奇。偶尔她用手掌打我，我还记得她打我时，我就大哭大闹，但我从未因为她打我就不把她看成朋友了。直到我6岁，她一直跟我在一起。和敏娜同时，我还有一位保姆叫阿达，她总在早上我还未起床时把火生起来，等着木柴烧着冒出火苗来再加进煤，我总是希望她不加煤，因为我喜欢看烧着的木头发出的明亮的火焰和听劈劈啪啪的响声。保姆和我同睡在一间房子里。据我自己的回忆所及，我从来没有看到她穿衣、脱衣，也许精神分析学家可以由此得出他们想得到的结论。

在食物方面，我整个少年时代都受到一种极端斯巴达式的待遇。事实上，比起现在有益健康的标准来还要艰苦。在里士满住着一位法国老太太名叫德切戈延夫人，她是塔列朗 的侄女，她经常送给我大盒的最好吃的巧克力，这只准我在每星期天吃一块。但是不管在星期天还是平日，我必须把巧克力送给每位成年人吃。我非常喜欢把面包捏碎放在肉汤中，我在育儿室可以这样做，但在餐室就不行。我习惯在吃晚饭前睡一觉，一旦我起晚了，就在育儿室吃；如果我按时醒来，就得在餐室吃了。我总是假装睡过了头，以便在育儿室吃饭。最后他们怀疑我装假，有一天，我还在床上躺着，他们用手指戳我。我使自己浑身绷紧，想象如果人们睡觉时会是这样的。但是令我沮丧的是，我听到他们说：“他没有睡着，因为他正在绷着自己呢。”但是从来没有人发现我为什么要假装睡着。我记得有一次午餐时，所有的盘子都换了新的，而除我之外，每个人的盘子里都放着一个橘子。他们不让我吃橘子，因为他们有一条不能变更的信念就是水果对孩子不好。我知道我不能要橘子，因为那样做就失礼了。但是当把盘子放在我面前时，我就大胆地说：“盘子上什么也没有。”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但我还是没有吃到橘子。我吃不到水果，实际上也吃不到糖，他们也不让吃过多的碳水化合物。不管怎么样，我从来没有生过一天病，除了在11岁时得过一次轻微的麻疹。我自己的孩子降生之后，我对孩子十分感兴趣，可是我还不知道有哪个小孩像我小时候那么健康。我敢肯定，现代任何儿童膳食专家都会认为我会得各种各样的营养缺乏的疾病。也许我因为偷吃野苹果而幸免。而假如这事被人知道的话，那就会引起极度的恐惧和惊慌。我第一次撒谎的原因同样也是出于这种自我保存的本能。我的保姆把我丢下半小时不管，她严格嘱咐我她不在时不要吃黑莓。她回来时，我正在黑莓树丛附近，这引起她的怀疑。于是她说：“你又吃黑莓了？”我回答说：“我没有。”她说：“伸出你的舌头来！”我感到羞愧万分，无地自容，好像犯了弥天大罪。

事实上，我有不同寻常的罪恶感倾向。要问我最喜欢唱哪首歌，我会回答：《尘世的厌倦与罪恶的负担》那首。有一次，祖母在家庭祈祷中诵读浪子的比喻，我后来对她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读那段——因为我打破了我的瓶子。”以后几年，她经常以取笑的方式谈到这事。她可没有认识到，正是她造成的这种病态，也正是这种病态，在她自己的孩子身上产生了悲剧性的结果。

我早年最生动的回忆许多都是让我感到丢脸的事。1877年夏天，祖父母从坎特伯雷大主教处租了布罗德斯泰尔斯附近的一所房子，称作石屋。我感觉坐火车去那里的旅程长得不得了。过了一会儿，我想我们肯定已经到了苏格兰，于是我问：“我们现在到哪个国家了？”他们全笑我，对我说：“你不知道不过海你就出不了英国吗？”我不敢解释，只感到满心羞愧。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有一天下午，我和祖母及阿加莎姑姑一起到海边去。我穿了一双新靴子，动身时，保姆嘱咐我的最后一件事是：“小心别把你的靴子弄湿了！”但是涨潮时我被逼到一块大石头上，阿加莎姑姑和祖母叫我涉水到岸上来。我不愿这样做，于是姑姑就涉水过来，把我抱过去。他们认为我不涉水是因为害怕水，为此教训我一番，说我怯懦。我一直没有把保姆的禁令告诉他们，而只是谦和地听着。

然而，我在石房度过的时光大体上还是非常愉快的。我记得北海角，我认为那是英格兰的四角之一，因为我那时想象英格兰是一个长方形。我记得里奇巴勒镇里的遗址，它令我很感兴趣。拉姆斯盖特的观景镜（Camera Obscura）更加激起我的兴趣。我记得那迎风波动的麦田。遗憾的是，30年后再回到这地方附近，已经再也看不到麦田了。我还记得，海边那些通常使人快乐的——海䗩、海葵、岩石、沙滩、渔船和灯塔等。要把海䗩从岩石上扒下来可真不易，它紧紧地吸附在岩石上，我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我问阿加莎姑姑：“姑姑，海䗩有思想吗？”她回答：“我不知道。”于是我加了一句：“那你应该学啊！”是什么因缘促成我第一次和友人怀特海的交往，我已记不真切了。人家告诉我地球是圆的，但是我不相信，家人随即请来了教区的牧师来说服我，而他正好就是怀特海的父亲。在牧师的指引下，我接受了正统观念，开始掘一个洞到地球对面去。不过这件事，我只是道听途说的。

在布罗德斯泰尔斯别人带我去见摩西·蒙泰菲奥雷爵士，他是一位很受人尊重的犹太老人，就住在附近（根据百科全书，他已在1824年退休）。这是我第一次在《圣经》之外知道有犹太人存在。家人带我去见他之前，耐心地向我解释他应该受人尊重以及犹太人过去没有法律平等的资格又是多么可憎，而正是他和我的祖父曾做了很多努力去消除这种不平等。这一次，祖母对我的教导给我留下清楚的印象，但在其他场合，我就感到困惑。她是激烈反对英帝国对外领土扩张政策的英格兰本土主义者，强烈地反对殖民战争。她告诉我祖鲁战争是非常邪恶的，它主要应归罪于南非总督巴特尔·弗里尔爵士，可是当巴特尔·弗里尔爵士来到住在温布尔顿时，她带我去看他，我观察到她并没有把他当成恶魔看待，我觉得这非常难以理解。

祖母常常大声念书给我听，她读的主要是玛丽亚·埃奇沃思写的故事，书中有一个故事叫作《备用钥匙》，她说这个故事不怎么好，因此不想念给我听了。可是我每次从书架上取下书来送给祖母时，每次读一句，这样就把整个故事都读完了。她不让我了解事物的企图很少能成功。稍后一些时候，就是查尔斯·迪尔克爵士离婚案大丑闻 期间，祖母采取的预防措施是把每天的报纸都烧掉。但是我经常跑到公园的门口去给她取报，在报纸到她手之前，我已经把离婚案报道的每个字都读过了。这个案件更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有一次我曾同迪尔克一起去教堂，我一直想知道他听到宗教第七诫时心里作何感想。学会流畅地阅读以后，我经常读给她听，就这样，我获得了大量标准的英国文学知识。我和她一起读莎士比亚、弥尔顿、德莱登、柯珀的《任务》、汤姆森 的《怠惰的城堡》、简·奥斯汀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书。

在阿玛贝尔·赫斯·杰克逊（娘家姓格兰特·达夫）写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童年生活》一书中，对彭布罗克邸园的气氛有着极好的描述。她的父亲是芒斯图尔特·格兰特·达夫爵士。她的家住在特威克南的一所大房子里。她和我从4岁开始就是朋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她去世为止。正是从她那里，我第一次听说魏尔伦、陀思妥耶夫斯基、德国浪漫派作家以及其他许多文学界的著名人物。但是她的回忆录讲的是较早时期。她写道：“我唯一的男朋友是伯特兰·罗素，他和他的祖母老罗素夫人，约翰勋爵的遗孀一起住在里士满公园的彭布罗克邸园里。伯蒂和我是真正的盟友，我对他漂亮而有才能的哥哥弗兰克私下里深为爱慕。但我很遗憾地说，弗兰克和我哥哥对于小女孩有相同的看法，他经常用我的头发把我捆在树上。而伯蒂对我却总是和善的。他是一个表情庄重的小男孩，身穿一身蓝色法兰绒服装，由一位同样庄重的家庭女教师领着。我非常愿意到彭布罗克邸园去喝茶。甚至在小时候，我就认识到，那是一个多么不适合小孩成长的地方。老罗素夫人总是用一种压低的声音谈话，而阿加莎小姐总是披着白围巾，完全是一副受人欺侮的样子。罗洛·罗素从来不讲话，他和人握手时简直像要把人家的指骨全捏断一样，但是他十分友好。他们全家都像幽灵一样在房间里出出进进，没有谁看起来显得饥饿。对于这样两位年轻而特别有天才的男孩，这实在是一种奇特的培养。”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候，每天最主要的时刻都是我独自在花园中度过的。我的生存的最鲜明的一部分是孤独。我很少向别人提到我的比较认真的思想，而当我提到时我会后悔的。我熟悉花园的每个角落，年复一年地在一个地方寻找白樱花，在另一个地方寻找红尾鸲的窝。刺玫在缠绕的常青藤中绽出花蕾，我知道在哪里能发现最早的风铃草，而哪株橡树长叶最快。我记得1878年，有一棵橡树早在4月14日就发了芽。从我的窗外还可以看到两株仑巴第白杨，每一株都有100英尺高。夕阳西下时，我总是望着房屋的影子缓缓在树上移动。早晨，我醒得很早，有时看到启明星从天际升起。有一次我把这颗星当成树林中的灯笼。大多数早晨我都看到日出，而在明媚的四月天，我有时会在早饭前溜到屋外去长时间地散步。我望着落日把大地和晚霞映红，我倾听着风声并为看到闪电而欢欣鼓舞。整个童年我的孤寂感越来越甚，而我没有碰到过我能与之交谈的人，也越来越使我失望。是大自然和书本以及（稍后的）数学使我免于完全的消沉。

可是我童年的最初时光还是快乐的，只是临近青春期时，孤独感才会难以忍受。我喜欢我的来自德国和瑞士的家庭女教师，我的智力还没有充分地发展到因家人在这方面的不足而感到痛苦的程度。可是我必定感到某种不愉快。因为我记得我真希望我的父母还活着。我6岁时，有一次我对祖母表达了这种感情，然而她却告诉我他们去世对我是非常幸运的事。她的话当时给我留下极不愉快的印象，我觉得她说这话是出于嫉妒。当然我还不知道，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来看，这话是有充分根据的。祖母的脸表情丰富，尽管见过大世面，她还是没学会掩饰自己的情绪。我注意到，只要一提到精神失常就能引起她一阵极度痛苦的发作，其中原因我猜测了很久，只是多年之后，我才晓得她有一个儿子在精神病院里。他曾在纪律严整的军团之中，几年以后就疯了。别人告诉我这个故事，但我不能保证故事准确无误。他发疯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单纯，他的军官同事取笑他。他们在营中养一头熊做宠物，一天他们跟他开玩笑，把熊放到他那里，于是他逃走了，丧失了记忆。后来他被发现在乡下到处乱逛，在不知道他的身份的情况下，于是就被收到济贫院的医院里。在半夜里，他跳起来大喊：“熊！熊！”还把旁边床铺上的流浪汉勒死。他后来一直没能恢复记忆，但一直活到80多岁。

当我尽量回忆早期童年时代时，我记得我抵达彭布罗克邸园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温暖的阳光下，在融化了的雪上行走，而这肯定是到达邸园后一个月左右的事了。我还记得人们把一棵倒了的大山毛榉树锯成木头。我记得的另一件事是我4岁的生日，那天别人送我一个小喇叭，我吹了一整天，还在凉亭喝茶，吃生日蛋糕。再有我记得姑姑教我颜色和阅读。以后非常清楚的是，在我不到5岁时我上的幼稚园，一直延续了一年半，这使我极为快乐。卖给幼稚园的玩具的商店名称印在箱盖上，是牛津街的伯纳斯·斯特里特。到现在，除非我恢复镇静，我总觉得伯纳斯·斯特里特像是阿拉丁的宫殿。是的，在幼稚园，我认识了一些别的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我已没有印象了，但有一个叫吉米·贝利的，1929年我在温哥华刚下火车时，曾经再见到过。现在我知道，教我们的有教养的女教师受过正规的福禄贝尔 式的训练，而这在当时是令人惊异地先进。我还能记得几乎所有她上的课的细节，但是我想最令我激动的是发现黄色加蓝色能变成绿色。

我刚满6岁时，祖父去世，其后不久，我们去珀思郡圣菲里安斯度夏天。我记得那稀奇的、老式的、有着精致的木门柱的小旅馆，木桥横跨小河，湖上的石壁洞以及对面的山。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时光之一。我的另一个记忆就不那么愉快了。那是在伦敦的切舍姆街8号一间屋里，老师对我大发雷霆。当时我努力学乘法表，但由于不断流泪而受到阻碍。祖母在我7岁时，在伦敦租了一所房子住了几个月。那时候我开始对母亲的家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外祖父已经去世，可是外祖母，奥尔德莱的斯坦利夫人还活着，和她的女儿莫德住在多佛尔大街40号 一所大宅子里。我经常和她一起吃午饭，虽然饭菜的味道很好，但不能说吃得很愉快，因为她有一张刻薄的嘴，男女老幼一概不饶。她在场时，我总是害羞得要命，这使她恼火。我尽力使她对我留下好的印象，但总是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不讨好。我记得我告诉她，这7个月中我长了2 ½英寸，要按照这个比例，我一年就会长 英寸。她说：“你难道不知道，除了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以外，你不该说分数，那完全是学究气！”我回答道：“我现在知道了。”“多像他的父亲！”她说着转向莫德姨妈。不知怎么地，像这次一样，我尽最大的努力总是适得其反。我快12岁时，她曾当着一屋子的客人，问我是否读过她列举的一系列科普读物。我一本也没有读过。最后她叹了口气，面向客人说：“我的孙子外孙就没有一个聪明的。”她完全是18世纪式的典型人物，理性主义又缺乏想象力，热衷于启蒙，但对于维多利亚式的伪善的一本正经非常蔑视。她是格顿学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她的相片就挂在格顿大厅里。但是她的政策在她去世时已经被抛弃。她常说：“只要我活着，在格顿学院就不能有教堂。”而现在的教堂就是在她去世那天开始动工兴建的。我一到青春期，她就竭力阻止她认为影响我成长的性格软弱、婆婆妈妈的东西存在。她习惯于说：“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来反对我，而我总是说，破第七诫和破第六诫一样 ，并不是那么坏。因为无论如何，它还需要别的党的赞成。”有一次我让她非常高兴，因为我向她要一本《项狄传》 作为生日礼物。她说：“我不想题字，因为人家会说，你怎么有这么怪的外婆！”可她还是题了字，那是有亲笔签名的第一版。这是我能记起的唯一一件成功地讨得她欢心的事。

她对她所认为的蠢事都相当轻蔑，在她生日时她总是凑成13个人的生日宴会，并且总让宴会中最迷信的人最早离去。我记得有一回，她的一个装模作样的孙女来看她，带着一只巴儿狗。小狗的吠声使她烦躁。她的孙女说这小狗是一位天使。“天使？——天使？”外祖母愤怒地说。“多么荒唐！你认为它有灵魂吗？”这个年轻女士大胆地回答：“对，奶奶。”整个下午，就在她孙女和她待在一起时，她依次告诉每一位来客：“你想想看——格里塞尔这个傻丫头说了些什么？她说狗有灵魂。”她习惯每天下午坐在她的大客厅里，接待接踵而至的来访者，包括当时最有名的作家来喝茶。他们中的任何人离开房间时，她就会转向其他的人叹口气说“傻瓜都是这么累人”。她从小作为詹姆斯党人 被培养起来，她的家庭属于爱尔兰狄龙家族，他们在博伊恩战役 后逃到法国，并在法国军队中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私人兵团，法国大革命后才又重返爱尔兰。但是外祖母是在佛罗伦萨长大的，他的父亲在那里当公使。在佛罗伦萨，她通常每星期去拜访一次小觊觎英国王位者 的遗孀。她常说，她认为她的祖先唯一的愚蠢之处就是他们曾经是詹姆斯党人。我没有见过外祖父，可是我听说他经常对外祖母吹胡子瞪眼睛，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显出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 。她有一大家人，儿女成群，大多数每个星期日都来和她共进午餐。她的大儿子信伊斯兰教，几乎全聋了。二儿子莱尔夫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将时间花在了伦敦地方教育委员会里攻击教会。她的三儿子阿尔杰农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罗马教皇的侍从和埃莫斯的主教。莱尔夫聪明机智，学识渊博而又刻薄。阿尔杰农也很机智，肥胖而贪吃。亨利，那位伊斯兰教徒，缺乏家人的一切优点，同时，我认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使人腻烦的人。虽然他耳聋，却硬要人家把一切事情讲给他听。在星期日午餐席上，女儿和女婿中有信英国国教会的，有信一位论教派的，有信实证主义的，更加上儿子们不同的宗教信仰，总少不了激烈的争论。当争论达到猛烈的顶点时，亨利觉察到有点喧嚷，就要问他们在争论些什么。最靠近他的人就在他耳边把自己在争论中的偏见喊给他听，这时所有其他的人就喊：“不！不！亨利，不是那样！”这时候，喧嚣变得异常激烈。我舅舅莱尔夫最得意的诡计就是在星期日午餐上问：“这里谁相信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全是真的？”他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使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牧师彼此意见一致，而他们可最不喜欢没有分歧。我过去常去参加这种午餐，但总是心惊胆战，因为我知道，这帮家伙没有一次不突然对我攻击。他们中间只有一位可算是我的朋友，但她可不是出生在斯坦利家。她是我舅舅莱尔夫的妻子，休·贝尔爵士的妹妹。外祖母总认为她自己宽宏大量，因为她没有阻挠莱尔夫和她称作“生意”的人结婚。但是休爵士是一位千万富翁，她的话也就没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

外祖母尽管令人畏惧，但她也有自己的弱点。一次，在等待格拉德斯通先生应邀来喝茶时，她告诉我们，她打算确切地向他解释他的地方自治政策在哪些方面是错误的。格拉德斯通先生来访时，我自始至终都在场，但是她没有对他说一句批评的话。他鹰一样锐利的眼睛甚至把她都镇住了。她的女婿卡莱尔伯爵给我讲了她更丢面子的一件事。这事发生在纳沃思城堡，她在那里做客。伯恩-琼斯当时也在那里，他有一只乌龟式的烟丝袋，还有一只真乌龟，有一天乌龟误爬入书房，这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恶作剧的机会。吃饭时，伯恩-琼斯的烟丝袋放在客厅炉火附近。女士们吃完饭回来，戏剧性地发现那只乌龟爬进了客厅。把乌龟拿起来时，有人惊叫乌龟的背软了。卡莱尔勋爵从书房中取出了百科全书相关的一卷，读了一段自己瞎编的词，说大量的热有时会产生这种结果。外祖母对这个自然史的事实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后经常提到它。许多年以后，当她和卡莱尔夫人就地方自治而争论时，她的女儿怀有恶意地告诉她这件事的真相。外祖母反驳道：“我也许有好多事情都看走眼了，但我绝不是傻瓜，我不相信你的话。”

我的哥哥，他有着斯坦利家人的气质，喜欢斯坦利家而不喜欢罗素家，而我爱罗素家害怕斯坦利家。可是当我长大些，我的感情就改变了。我得自于罗素家的是害羞、敏感和形而上学，而得自于斯坦利家的是活力、健康和好兴致。总的来说，较之前者，后者是更好的遗传品质。

回到我所能记得的我的童年时代。我清楚记得的第二件事是1880年到1881年的那个冬天，那时我们是在伯恩茅斯度过的。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托马斯·哈代的名字。他的三卷本著作《号手长》放在客厅的桌子上。我想我记得这事的唯一理由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号手长，书是由《远离尘嚣》的作者写的，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尘嚣。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的德国家庭女教师告诉我，除非相信圣诞老人，否则就得不到圣诞礼物。这使我痛哭流涕，因为我不相信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我对那个地方另一个仅有的记忆就是那儿出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风雪，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溜冰，它是我少年时期一直热爱的娱乐。我从来不放过一次滑冰的机会，甚至冰不安全也不介意。我住在多佛尔大街时，一次，我到圣·詹姆斯公园去溜冰而掉入水里，我不得不湿透着跑过大街，这使我感到很丢脸，但我还是坚持在薄冰上练习溜冰。以后几年的事我已记忆模糊，但是我10岁生日那天却历历在目，回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一样。天气晴朗，风和日暖。我坐在金链花树丛中，但是不久就来了一位瑞士女士跟我一起玩球，她原是来接受面试的，后来成了我的家庭教师，她说她接到（catched）球，我纠正了她 。该我去切生日蛋糕时，我没有能把第一块切出来，为此我很不好意思。但我最难忘的是那天的阳光。

11岁时，我开始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哥哥做我的老师，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像初恋一样令人陶醉。我从来没有想象到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我学过第五命题以后，哥哥告诉我，一般认为这个命题很难懂，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困难。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我也能有某种智力。从那时起直到我38岁，怀特海和我完成了《数学原理》，数学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也是我幸福的主要源泉。然而正如所有幸福一样，它不完全是快乐。人家告诉我欧几里得证明了许多定理，但他都是从公理出发来证明的，这使我非常失望。一开始我不愿接受这些公理，除非哥哥告诉我提出接受这些公理的一些理由。但是他说：“假如你不承认这些公理，我们就讲不下去了。”因为我还是愿意继续学下去，只好勉强承认这些公理。从那时起，我一直对于数学的前提感到怀疑，而且这种怀疑决定了我后来工作的进程。

初学代数，我觉得要困难得多，这也许是教得不好的结果。老师让我死记硬背：“两个数的和的平方等于它们的平方之和加上它们乘积的两倍。”我对所背的内容一点也不理解，当我记不住这些话时，老师把书扔到我的头上，而这一点也不能激发我的智力。在代数学习入门以后，一切就都变得很顺利了，我总喜欢用我的知识给新老师留下印象。我13岁时，换了一个新老师，我转一个硬币，于是他问我：“为什么那个硬币会转？”我回答道：“因为我用手指给它一个力偶。”他说：“关于力偶你知道什么呢？”我轻率地回答：“噢，关于力偶我全都知道。”祖母总是怕我用功过度，给我规定的学习时间非常短。结果我总是在卧室中偷偷地点一支蜡烛，在寒冷的夜晚穿着睡衣坐在桌前用功。只要稍有动静，我马上吹灭蜡烛，迅速上床。我讨厌拉丁文和希腊文，我觉得只有傻瓜才去学那种没人讲的语言。我最喜欢数学，除数学之外，我喜欢历史。因为我没有别人可以进行比较，所以很长时间里，我不知道和别的孩子比起来是好还是坏。但我记得，罗洛叔叔送别贝里奥尔学院院长乔伊特到前门时说：“他的确很有进步。”我知道，他是说我的功课。虽然我说不清我是怎样知道的，一旦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有智力的人，我就决定，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在学术上有一番作为。我整个青年时代，不能让别的事妨碍我实现这个抱负。

如果说我的童年都是严肃和认真的，那就完全是误解。我尽可能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乐趣，其中有一些恐怕属于恶作剧。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的苏格兰老人，常常乘着他的四轮马车来看病，病人谈病情时，马车就在前门等候。他的马车夫有一顶精致的大礼帽，是为了宣扬他医术高明做广告用的。我常常爬上屋顶，在这漂亮的礼帽上方，从屋顶上的天沟把腐烂的玫瑰花苞扔在大礼帽的平顶上。它们在帽顶上汁液四溅，而我就极快地将脑袋缩回，使得马车夫以为烂花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时，我干得更坏，在他赶车时，我往他身上扔雪球，从而危及他和他的主人的宝贵生命。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乐趣，在星期天，当公园拥挤时，我就爬上我们院边的一棵大山毛榉树的树顶上，然后我就会头朝下倒悬在树上，望着人群郑重地讨论怎样救援才有效。当看到他们快要做出决定时，我就直起身，不声不响地溜下来。吉米·贝利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带着我干出更危险的事情来。我记得当年祖父坐在一把轮椅上被推来推去。这把轮椅放在一间堆放旧杂物的房间里，我们在那里找到它，并且只要找到小山，我们就让轮椅从山上直冲而下。这事被发现以后，他们认为是亵渎的行为，我们受到严厉地申斥。然而我们还干了一些事情，从来没有传到大人的耳朵里去。我们在树枝上拴上一根绳，通过长期练习，终于学会了转一整圆周然后回到原点，要想不在半路上停下来或者不让后背撞到粗糙的树皮上撞得生疼，那就要有很高超的技巧。其他孩子到我们这儿玩，我们总能表演得十分完美，很成功；而当他们想要模仿我们又遭到惨痛失败时，我们就幸灾乐祸，得意非凡。我们通常一年有3个月和我的叔叔罗洛住在一起。他有3头母牛和1头驴子，那头驴子要比母牛灵得多，它能学着用鼻子去开两块田地中间的门，但是人家说它不听使唤又没有什么用。我可不相信这些，经过了几次失败之后，我学会了不用鞍子和缰绳骑驴，驴又踢又颠，但是从来没有把我摔下来，除非我在它的尾巴上拴上盛满格格响的石头子儿的罐子。我经常骑着它遍游乡下，甚至我去拜访沃尔斯利爵士的女儿，也是骑着驴去的。他家离我叔叔家大约3英里远。 ns/01RsJV/vAj26/OxJLT1b6+qmOxLrzW9sOXhNaHGvoG/7qyXAg5CmTkLx7nd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