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祀天是起于封禅，《管子》说七十二家封禅，历举无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以至于禹、汤、成王等，以明其起源的古。什么叫封禅？在泰山上筑坛祭天叫做封，在梁父除地祭地叫做禅。古代易姓而王天下的时候，必行这种典礼。后来，这种祭祀不必一定到泰山上去，就在京城的外面举行，这就叫作郊社之祭。《中庸》所说的：“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诗序》里说：“郊祀天地。”古时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祀天于北郊。郊祀天地者，即祀天地间的上帝，所以《月令》有“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郊特牲》又说“郊之祭也，迎日长之至也”，可见郊祭的一件事，在一年之中有好几次举行。不过这种祭祀只有天子可以主祭，其余的人都不能冒滥祭天的。到了夏朝，祭天格外虔诚，孔子赞美夏禹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见《论语》卷八）黻冕是祭天的礼服，自奉非常俭约，而祭天的礼服却十分讲究，可见那时祭天的虔诚了。商朝、周朝对于祭天的注重也是如此。商朝在祀天之外，又很信鬼，周朝自周公制礼作乐，对于祀天的礼节格外隆重。这都可以见得当时祀天的虔诚了。
在《尚书》里记着一件事，叫我们非常希奇的，就是《吕刑》里一道“绝地天通”的命令，这道命令只有两句话：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孔颖达疏解这一件事说道：
“三苗乱德，民神杂扰，帝尧既诛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绝天地相通，令民神不杂，于是天神无有下至地，地民无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杂也。”
孔氏这段解释是不是正确？我们也无从断定。但是在《国语·楚语》中却有一段记载解释这个问题的：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这是楚昭王读了《尚书》所发生的疑问，这个问题我们也要问的，但观射父怎样回答呢？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神明降之，
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这是说，天神下降只凭觋巫，因为他们的智圣明聪，可以感召神明。到后来不一定是智圣明聪的人也做起巫觋来，所以弄得纷乱了。故又说：
“及少皡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
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
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
这是说巫职淆乱，神明不肯降福，因为不当作巫觋的人也冒充巫觋，所以人民虚费了祭享的礼物，得不到什么福气，反而因此耗费财物，田事也荒废了，这是九黎乱德的罪孽，所以要加以整顿了。怎样整顿呢？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这里方才说出它的缘故来，但是我们从《国语》、《尚书》两处记载，看出有几点不同的地方：（1）《尚书》说重黎即羲和，是尧所命的，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国语》则说是颛顼所命，重黎乃是羲和的祖宗，郑玄以为自“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以下至“罔有降格”，都是说颛顼的事体，“皇帝清问下民”以下，方是说尧的事体。（2）《孔疏》谓三苗乱德，《国语》谓九黎乱德，在少皡之时。《楚语》又说：“三苗复九黎之德”，则知三苗为九黎之后。（3）《孔疏》谓天神无有下至地，地民无有上至天，足以引起人的误会；《国语》谓司天以属神，司地以属民，方才把神事民事分别出一个界限来。
总之，这一件故事，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宗教上一大公案，其原因由于祭祀冒滥，违反古代“各以其职当祭之神”的定例。原来古代祭祀的权限分别得很严，不能有丝毫僭冒，到了春秋还是如此，所以季氏旅于泰山，孔子便斥他僭礼；桓公欲行封禅，管仲竭力加以劝阻。而且在这段故事里看出神事民事的分别，又好像是一种政教分离的主张。
虔诚祀天的人，天必定眷顾他，这是古代牢不可破的宗教信仰。夏禹是一个虔诚祀天的人，所以他就得到天的特别眷顾，《洪范》里记箕子的话说：
“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九畴，是夏代的九条治国宪法，在政治上有重大关系的，天帝把它来做赏功的奖品。天怒鲧治水无功，所以不给他；天喜禹治水有功，所以给他这九条奖品。这奖品又好像是做皇帝的记号。“帝乃震怒”，“天乃锡禹”，明明写出一个有意志而施赏罚的上帝，他的赏罚是以人的行为做标准，而人的行为又以能否随顺自然之理为标准。鲧不能随顺自然之理，乃至汨陈其五行，天于是震怒而罚他。五行，金木水火土，古代认为是宇宙的原理：把五行扰乱了，宇宙间人类便不能安居而生活，是一种违反天理扰乱宇宙秩序的大罪。所以后来启伐有扈，他的誓师理由也是因为“有扈氏侮慢五行”，可见五行是夏朝特别注重的一点，列为国宪中第一条。禹能懂得五行的道理，所以能顺水性，使泛滥无归的洪水流到江海之中——“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十三年的苦心经营，竟能把这样的巨大的工程在短时间内做成，好像不是他的力量，乃是天帮助他成功的，所以时人顾颉刚不承认有禹这个人，认其是九鼎上的一个虫，
因为用十三年的短时间来治平洪水，是不可能的事（见《古史辨》）。但是在《洪范》这篇书里描写出天的眷顾，由于虔诚祀天的缘故。这种天启的神权政治，确是古人宗教思想中的一幕。
祀祖这一件事，也是起源得很早，《纪年》所记：
“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见《绎史》卷五引《纪年》及《博物志》语）
这便是祀祖的滥觞了。从此以后，历代的帝王便根据这种意义，而发生祖宗的祭祀，像《国语》所记：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见《国语·鲁语上》）
《祭法》里也说：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祖与宗，原是一种祭祀的名称，所谓“祖有功，宗有德”是也。郑玄注：“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后次第。”这是说，最初的祀祖，并不以血统为标准，乃是以功德为标准。试观有虞氏所祖宗的人，不是有虞氏血统上的亲属，若照血统讲，舜父是瞽瞍，祖是桥牛，何以不宗瞽瞍而独宗尧，不祖桥牛而祖颛顼呢？其尚功德而不尚血统可知。到夏后氏以后，方始祖宗血统，“郊鲧而宗禹”，周代也“祖文王而宗武王”了。从此对于祖宗的祭祀，看得非常重要，甚至与祭天并列，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便成为中国古代的二神宗教，即宗教的二元论了。
不过当时的祀祖，还有阶级上的限制，规定天子祭七庙、一坛、一
，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远庙
；诸侯五庙，大夫三庙，适士二庙，官师一庙，庶士庶人无庙，只能荐之于寝（见《礼记·祭法》），《王制》说：“庶人荐于寝。”可见当时的祀祖是有阶级上的限制的。到周朝的末了，时局纷乱起来，这些有限制的礼节，便为自由的空气冲破了。
这种祀祖与祀天并重的风尚，便成了中国宗法社会的骨干。藉祭祖的方法来亲睦九族，结成一个宗法团体，在古代社会思想中未始不有相当的价值。流传既久，失去了祭祖的原意，固守着狭隘的家族观念，其流弊所及，就是减杀了人民的爱国思想。爱宗族胜于爱国家的思想，至今还没有打破，南方人民中常闻有两姓械斗的惨剧，认一宗族的羞辱，非牺牲性命去报复不可！这都是由于宗法社会所演成的结果，尤以祭祖为其主要的原因。
《礼记·表记》里有一段话，是描写殷人信鬼的情形的，就是说：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夏与周皆远鬼神而近人，惟殷人则先鬼而后礼，什么叫先鬼而后礼呢？郑玄解释这句话，说是“内宗庙，外朝廷”。什么叫内宗庙？重在鬼治；什么叫外朝廷？重在人治。夏与周都是内朝廷而外宗庙的，惟殷人则内宗庙而外朝廷，可见殷人的政治是依据鬼神做标准的。我们看盘庚迁都，他布告中的理由，并不说地理的形势与民生的关系，倒是说到天的意旨，说道：我以卜之于天，“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
“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用永地于新邑”（见《尚书·盘庚》）。这便是迁都的唯一理由了。
还有一桩可笑的事，就是因为武乙做了一个木偶的天神玩着游戏，便算为戮辱了天神，以致触犯天怒，给暴雷打死了。这一件事在《史记·殷本纪》里写着，算为殷代历史上的重要事实。可见殷人神鬼信仰，比夏朝更要厉害，他们把一切政治都属之于鬼神，甚至把一切人民的生活，都是好像为鬼神的缘故。人为什么要做好人？是为了要得鬼神的祝福，可以延承祖宗的血统，使祖宗的庙祀烝尝不致缺乏。推而至于人的生活，处处以鬼神为前提，无论一举一动，莫不有鬼神在那里阴相；所以最要紧的事，要博得鬼神的欢喜，这就是殷人内宗庙的意义。假使我们从殷墟甲骨文中去研究，可以从一类属于祭祀的文字中，见得殷人的鬼神信仰确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