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问世的七年前，我出版了韩文版著作——《燕行使 通信使［燕行使与通信使］》（首尔：新书苑，2008年），而在五年前又出版了中文版《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本书主要讨论14至19世纪的中国、韩国（朝鲜）和日本的关系史。从出版顺序上说，最后出版的是我的母语著作。

我原本专攻中国史，其中主要是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史绝非偶然。但我主要研究的却是以朝鲜为中心的学术交流史和国际关系史。实际上，我在学生时代从未学习过与韩国史（朝鲜史）有关的课程。更准确地说，在我当年负笈的京都大学文学部和文学研究科没有开设与韩国史有关的课程。我为什么会对朝鲜燕行使发生兴趣，并由此关注到朝鲜通信使呢？本书为什么会以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为主要内容呢？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内容，我想对自己的研究经历稍作说明。

我对朝鲜燕行使发生兴趣是在1979年至1987年之间，当时我在富山大学工作。我的同事中有专攻朝鲜书志学的藤本幸夫。他向我介绍说《燕行录选集》（汉城〔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1960—1962年）中收录有关于中国的详细资料。当时，我和学生一起在他的课上学习了初级韩语。不过，当时的我埋头于中国善会善堂史和明清地方社会史的研究，没有时间阅读他特意告诉我的燕行录史料。

正式开始阅读燕行录是在1987年转到京都大学工作之后。首先阅读的燕行录是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和赵宪《朝天日记》。当时，为纪念山根幸夫先生（已故）的退休筹划出版纪念论文集。因为山根先生主要研究中国明代史，故该论文集被定名为《明代史论丛》。我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决定以想读而没有来得及阅读的燕行录为中心史料撰写明史论文。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燕行录，应从哪里开始阅读呢？而且，以燕行录为基本史料是否可以写出明史的研究论文？那时，不仅在我周围找不到可以就此问题商量讨论的对象，即便是在日本的明史学界中也没有关注燕行录的学者。现在，韩国和中国的学界对燕行录已经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从当年我提起“燕行录”开始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韩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对此发生兴趣。在这种状况下开始燕行使、燕行录研究的我本人的所为可以称得上有些冒失。

但是，幸好当时购入的《 ［国译燕行录选集］》第1册中收录了延世大学黄元九教授（已故）撰写的《燕行録選集解題［燕行录选集解题］》。在这十分简单的解题中附有参考文献，其中包括了中村荣孝的《事大紀行目録［事大纪行目录］》（原载《青丘学丛》第1号，1930年）。我选定从哪一部燕行录开始阅读的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即根据上述中村荣孝的目录，在与“明代”有关的著作中选取同一次燕行中记载尽可能详细的燕行录，简单地说就是选择卷数最多的燕行录。这样，我首先阅读了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3卷、赵宪《朝天日记》3卷和赵宪《东还封事》。

《荷谷先生朝天记》和《东还封事》收录在《 ［国译燕行录选集］》中，收录了《朝天日记》的赵宪的《重峰集》是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为数不多的朝鲜刊本之一，由于长年的虫蛀，看上去实在令人心痛。

人的运气往往难以捉摸。因为，如果说卷数较多的燕行录对中国的记载会十分详细的话，那么18世纪以后所写下的燕行录中有不少那样的作品。如果我当时仅仅是选择卷数多的燕行录，例如1887年李承五《观华志》（本书第15章提要第39）的话，也许我的燕行使研究难以深入，当然也不会将研究推进到通信使。这是因为，18世纪以后的很多燕行录单纯追求内容的详细和以数量取胜，从中根本看不出作者对异国文化的共鸣和憧憬，也感受不到作者的愤怒与忧患。1574年（宣祖七年、万历二年）踏上燕行旅途的许篈24岁，赵宪虽然比他年长，也不过31岁。我通过他们写下的旅行记并非仅仅体会到了两位青年文人在海外旅行时体验到的欢喜，而且还感受到了他们在旅行记中所表现出的对中华世界的强烈憧憬，以及他们对现实中的“中华”即明朝的愤慨，还看到了他们作为士人的忧虑和责任感。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那十分敏锐的观察意识的背后存在的“开朗”和“希望”。我首先撰写的关于朝鲜燕行使的论文构成本书第五章的《1574年朝鲜燕行使对“中华”国的批判》和第六章的《改革方案〈东还封事〉中所见赵宪的中国报告》。

构成第七章《朝鲜燕行使对反清情报的收集及报告——以1669年闵鼎重的〈王秀才问答〉为中心》的核心史料是闵鼎重的文集（《老峰集》）中的《王秀才问答》。从1989年起我在哈佛大学作客一年，惊喜地得知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有很多朝鲜版古籍，本书就是该馆的藏书之一。为了撰写这篇文章，我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阅了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相当于清代康熙年间的显宗实录和肃宗实录的部分。当时的我对中朝关系史仅有初步的理解，而随着阅读的深入，该史料中记载的事件以及作者的议论不断地令我耳目一新。俗话说“事实比小说更奇异”，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如此。这也说明我对燕行使有了更进一步的关注。

从1994年开始，我主持了为期四年的由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资助的大型研究计划，即“冲绳历史情报的研究”。在与六名优秀研究者的合作之下，我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时间过得既有意义，又非常充实。作为研究成果报告书，我们完成了《使琉球録解題及び研究［使琉球录解题及其研究］》。由于该报告书得到好评，我们又在增补旧稿的基础上正式出版了《増訂使琉球録解題及び研究［增订使琉球录解题及其研究］》。本书第十六章《使琉球录与使朝鲜录》是按照以下思路完成的书目解题，即对明清时期以钦差使节身份衔命出使朝鲜和琉球的使节们写下的旅行记进行比较，进而在将两者作为比较对象的同时，着重调查收集了前往朝鲜的中国使节的旅行记并对其做了说明。本书第一编中在论及东亚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结构的时候以中国、朝鲜、日本和琉球为研究对象，其中对琉球国际地位问题的关注就起因于此。

1996年起，我正式着手研究燕行使问题，为此集中地阅读了燕行录。在大约五年间虽然阅读很多燕行录，但却未能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执笔撰文。燕行录虽然与号称汗牛充栋的明清史料相比可以提供很多新鲜稀见的内容。类似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乾浄衕笔谈》、朴趾源《热河日记》也确实很有意思。问题在于，一一介绍燕行录中详细记载的、不见于中国史料的内容究竟有什么意义？许多燕行录如前述《观华志》那样，看不出作者新鲜的灵性，总有一种味同嚼蜡的感觉。即便金昌业等人的燕行录对我来说十分有意思，但是如何才能让读者感到有意思呢？如果仅仅是让读者感到有意思，那么翻译这些燕行录岂不是最好的方法？当时我曾经苦苦思索，确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到出路。当时在另一个研究方向——中国明清社会史的研究方面的进展却相对顺利，正在致力于将社会史研究和诉讼问题研究联系在一起，所以几乎没有某种紧迫感，但就燕行使研究而言无疑陷入了停顿。

打破了这种状态的是一份史料——申在植《笔谭》——的到来。该史料与上述中国诉讼社会史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1990年代的前半期，在进行明清时代诉讼问题的研究时，我痛感欲将此类研究推向深入，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性史料或中央一级的文献，必须收集被称为“地方档案”的历史文书。现在听来恐怕有些难以置信，当时日本的明清史研究界关注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中央一级档案，对地方档案基本上是视而不见，明显地落后于美国方面的研究。有鉴于此，我得到其他几位优秀学者的赞同，向文部省申请了科学研究费，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为期3年的研究计划——“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的研究”。该计划的中心是前往中国收集地方档案。说来有些奇妙，申在植的《笔谭》是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的教员伍跃在执行上述研究计划时，在山东省图书馆发现并收集的。当时，他在山东省图书馆翻检图书卡片目录时，偶然看到《笔谭》一书，觉得对我的研究或许有用，故“顺便”收集了这一史料。这对我来说也是歪打正着，因为我的专业只是中国史的研究，但是当时偶然同时也从事燕行使史的研究。当我阅读了这一史料之后，被其中清朝文人与朝鲜文人之间的学术争论，以及当时两国在学术上所处位置的不同和该不同所包含的意义所吸引，写下了构成本书第八章的论文《朝鲜燕行使的汉学、宋学论争及其周边——申在植〈笔谭〉与中朝文化秩序》。《笔谭》是一部仅有37张纸的燕行录。就对问题的关注而言，我从执笔撰写前述第五章的《1574年朝鲜燕行使对“中华”国的批判》时已经开始关注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但是这仅有37张纸的史料无疑促使我以中朝两国之间对汉学和宋学的论议为出发点，进一步深入研究朝鲜通信使和洪大容的问题。

在申在植《笔谭》中有一位名叫金善臣的人。当申在植在北京和中国士大夫就汉学的是非问题进行讨论时，他就是挑起争论的人。他在出使北京之前于1811年参加通信使团，到访过日本。我在撰写前述论文时感到，他之所以痛批汉学和考证学的可能性之一是他曾经到访过日本，目睹了当地流行古学并摈斥朱子学，而前往北京之后又得知中国盛行汉学和抛弃朱子学，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在国际上深受孤立。当然，这些属于他个人感情方面的问题，在史料中难以得到证明。作为仅存于他脑海之中的问题，我也无法得知自己的推论是否正确。但是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超越了金善臣个人，想探寻当朝鲜士大夫得知汉学昌盛于中国之前后，他们是否也知道了日本也在摈弃朱子学，他们通过何种渠道、在何种程度上把握了这一问题。自从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提倡古学之后，朱子学在日本日渐式微。所以，我主要关注到访日本的朝鲜通信使一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知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提倡的“古学”。在这个意义上，促使我深入研究通信使问题的关键是，存在着金善臣这样一位令人感兴趣的奇特的士人。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阅读了与通信使以及日本思想史有关的著作和论文。但是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先行研究几乎没有能够回答我的疑问的。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动手。我采取的方法是：在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朝鲜文献的同时，阅读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留下的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记录。2003年至2004年，我集中地阅读了这些史料。在阅读中积累的认识完全不同于日本与韩国学界的旧“常识”。同时，我在这一过程中还时常感到，不应该仅仅将燕行使和通信使作为简单对比的素材，而应该积极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将其作为思考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学术与文化在整个东亚世界中位置关系的素材。本书第九章《朝鲜通信使对日本古学的认识——兼及朝鲜燕行使对清朝汉学的理解》至第十四章《洪大容〈医山问答〉的诞生——归国后与中国士大夫的通信，以及脱离朱子学的过程》的各篇论考就是撰写于这一思考的过程之中。

构成本书第一编的各篇论文即围绕朝鲜的国家关系与国际结构的研究，是在研究燕行使的过程中深入阅读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结果。当然，与琉球册封使有关的研究计划——“冲绳历史情报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些研究最终成为论文还是在2002年至2006年之间及以后。当时，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在执行COE项目的研究，我本人在当时负责子课题之一的“东亚的国际秩序与交流的历史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在这期间之后，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的研究与东亚国际关系史和国际秩序史的研究是同时进行的。直至本书定稿之前，我还在犹豫是否应该收录目前构成本书第一编的各篇论文。因为当时我认为，如果将这些论文收录在内，那么作为一部专著略显复杂，或许会令读者感到难以理解。2008年韩文版出版时，这些论文除了一篇以外尚未执笔，当然也没有收录。2010年中文版出版时，基于上述理由，还是没有收录这些论文。但是，当我完成第四章《朝鲜士大夫对于琉球国际地位的认识——以北学派为中心》之后，却感到本书如果不收录该文，反而会显得不可思议。这些判断究竟是否正确，只能由各位读者做最终决定。

以下是本书各章节论文名和原载文献、原论文名的对应关系。为节省篇幅，仅注明最初的发表日期。（译者注：已经发表的各论文和原载文献均以最初发表时的文字标出，以便读者检寻。）

序 章 新撰

第一章 新撰

第二章 明清中国の対朝鮮外交における“礼”と“問罪”（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年）

第三章 一六○九年、日本の琉球併合以降における中国·朝鮮の対琉球外交——東アジア四国における冊封、通信そして杜絶（《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第46集，2008年）

第四章 北学派を中心とした朝鮮知識人による琉球の国際的地位認識（《歴史学研究》第907号，2013年）

第五章 萬暦二年朝鮮使節の“中華”国批判（《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年）

第六章 趙憲《東還封事》にみえる中国報告（昭和六十三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総合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谷川道雄編《中国辺境社会の歴史的研究》，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89年）

第七章 閔鼎重《燕行日記》に見える王秀才問答について（平成二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総合研究，研究成果報告書，河内良弘編《清朝治下の民族問題と国際関係》，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東洋史研究室，1991年）

第八章 朝鮮燕行使申在植の《筆譚》に見える漢学·宋学論議とその周辺（岩井茂樹編《中国近世社会の秩序形成》，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年）

第九章 朝鮮通信使による日本古学の認識—朝鮮燕行使による清朝漢学の把握を視野に入れ（《思想》第981号，2006年）

第十章 一七六四年朝鮮通信使と日本の徂徠学（《史林》第89卷第5号，2006年）

第十一章 ——古学派校勘学 古典籍 （《奎章閣》第29輯，2006年）

第十二章 一七六五年洪大容の燕行と一七六四年朝鮮通信使—両者が体験した中国·日本の“情”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67卷第3号，2008年）

第十三章 改変—— （《 ， ，2012年，又《漢文学報》第26輯，2012年）

第十四章 朝鮮帰国後、洪大容の中国知識人との文通と《医山問答》の誕生—朱子学からの脱却過程を中心に（鄭光等編《燕行使 国際 ，2014年）

第十五章 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録解題（《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第42号，2003年）

第十六章 使琉球録と使朝鮮録（夫馬進編《増訂使琉球録解題及び研究［增订使琉球录解题及其研究］》，宜野湾：榕樹書林，1999年）

终 章 新撰

补论一 明清中国による対朝鮮外交の鏡としての対ベトナム外交—冊封問題と「問罪の師」を中心に（纪平英作編《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人文学—対話と寛容の知を求めて》下，京都大学文学部創立百周年記念論文集，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年）

补论二 ベトナム如清使范芝香の《郿川使程詩集》に見える清代中国の汪喜孫（《21世紀COEプログラム·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多元的人文学の拠点形成 人文知の新たな総合に向けて第二回報告書Ⅰ〔歴史篇〕》，京都：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2004年）

补论三 朝鮮通信使が察知した尊皇討幕の言説（《天皇の歴史》第6卷月報第6号，東京：講談社，2011年）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对旧稿进行了补订。特别是对早年撰写的第五章至第七章的各论文做了较大的增订，并删去了重复的部分。旧稿中未能校正的误植等径予修改，未出校记。旧稿中的明显错误除修改外，另出校记。第十五章的“解题”部分尽可能参考了金荣镇的意见（金荣镇《夫马进〈燕行使与通信使〉书评》，《东洋史研究》第67卷第4号，2009年），同时增收了旧稿中未能收录的6篇日本现存燕行录，并附解题。第十六章的“使朝鲜录”部分增收了1　篇并附解题。本书与2008年韩文版和2010年中文版相比，篇幅增加了2至3倍，由于使用了同样的书名，使用旧韩文版和旧中文版的读者请量加留意。

如上所述，本书收录的论文最早执笔于约25年前的1989年。我自己也只好感叹本身的笨拙，但是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其原因除去我个人能力不足之外，还因为同时从事着中国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明清社会史研究。这一期间，我同时研究明清社会史和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虽说研究的时代主要都是14至17世纪，但对我个人来说实在是一个过重的负担。我曾经自嘲“脚踏两只草鞋”，并且对向我介绍了燕行录史料的藤本幸夫抱怨过，“如果藤本不在富山大学的话，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研究中国史”。但是，研究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的过程毕竟得到若干新的认识，为我带来了难得的喜悦。其中，2012年3月，我在崇实大学韩国基督教博物馆发现了被认为已经失传的洪大容《乾浄衕会友录》。该书为3册中残存的1册，而且是他本人改编为《乾浄笔谭》时的稿本。就我个人来说，实在是喜出望外。如果仅仅是研究中国史，是无法与洪大容这样的第一流士大夫保持着长年的神交。这只能称之为幸运。

在过去的25年间，学界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近10年间的变化尤其巨大。2014年5月在韩国首尔召开了以研究燕行使与通信使为题的国际研讨会。同年12月在中国上海召开了题为“从周边看中国——以朝鲜通信使文献为中心”的国际研讨会，听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年内将出版标点本的朝鲜通信使文献集。我本人在2010年中文版付梓之际曾经写道，“对于大多数的中国读者来说，朝鲜‘燕行使’和‘通信使’恐怕都是在阅读本书时才首次接触到的名词”。但是，今天看来，我在那时完全未能预料到在中国能够很快地举办关于朝鲜通信使的国际研讨会。上述研讨会的召开是在2010年中文版出版的4年之后，研究尤其是关于东亚国际交流史研究的飞速进展是令人吃惊的。

在日本的研究者中，参加“冲绳的历史情报研究”和“东亚国际秩序与交流史研究”的各位学者，其中尤其是金文京、伍跃、藤本幸夫给了我很大帮助。中野三敏慨允我借阅了贵重的史料。西里喜行就琉球史给予我很多指教。当然，在本书付梓之际，不能忘记韩国的学者和友人。权仁溶、金文植、金荣镇、金泰俊、卢京姬、朴永哲、沈庆昊、 、李成珪、张东翼、郑光、郑炳俊、郑墡谟、郑台燮、车惠媛、河政植和洪性鸠在收集史料和翻译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中国大陆的何龄修、陈祖武、葛兆光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林月惠惠予的好意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美国的傅佛果（Joshua　A.Fogel）、鲁大维（David　Robinson）也给予了很多帮助。在此谨向以上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出版获得了2014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的资助。谨向有关各位表示感谢。

最后还要提到名古屋大学出版会的三木信吾。我很高兴能够与一位优秀的编辑共事。中田裕子在使用电脑方面也给予我很大帮助。谨向他们二人表示由衷的谢意。

夫马进
2015年1月9日于宝池山庄 abeV0xQSYm8dCBf5E6FEYbrekA7uBpbXPRfSC9B+rUXYVxOBBfvMYyoRJUC+nY4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