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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逻辑研究的发表以这部《导引》 注181 为始。这些研究的产生与一系列无法避免的问题有关，它们不断地阻碍并最终中断了我多年来为从哲学上澄清纯粹数学所做努力的进程。除了有关数学基本概念和基本明察的起源问题之外，我所做的努力主要与数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难题有关。那些根据传统逻辑学或无论做了多少改革之后的逻辑学的阐述来说必定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即：演绎科学的合理本质及其形式统一与符号方法，在我对实际现有的演绎科学所做的研究中却显得模糊可疑。我分析得越是深入，便越是意识到：负有阐明现时科学之使命的当今逻辑学甚至尚未达到现时科学的水准。
我在对形式算术和流形论（Mannigfaltigkeitslehre） 注182 ——它是一种凌驾于特别的数的形式（Zahlenformen）和广延形式（Ausdehnungsformen）的所有特殊性之上的学科和方法——的逻辑探究中遭遇了特别的困难。它迫使我进行极为宽泛的思考，这种思考超出较为狭窄的数学领域而朝向一门关于形式演绎系统的一般理论。这里只须较为确定地标示出当时涌向我的各个问题系列中的一个问题系列。
将形式算术普遍化，或者说，对形式算术进行改动，使它在基本不改变其理论特征和计算方法的同时扩展到量的领域以外，这种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必定会唤起这样一种明察，即量这种东西根本不属于数学之物的或“形式之物”的以及建基于它们之中的计算方法的最普遍本质。我在“数学化的逻辑学”中接触到一种确实是无量的（quantitätslos）数学，而且是一门无可争议的关于数学形式和方法的学科，这门学科所探讨的一部分是古典的三段论，一部分是新的、对传统而言始终陌生的推理形式；在与这门学科接触的过程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在我脑海中形成：关于数学一般的普遍本质问题，关于量的数学系统和无量的数学系统之间的自然联系或可能界限的问题，尤其是例如关于算术的形式与逻辑的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很自然地必须从这里出发去继续探询关于那些有别于认识质料的认识形式之本质的问题，关于形式的（纯粹的）和质料的规定、真理、规律之间区别之意义的问题。
但我还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上纠缠于普遍逻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我以那时流行的信念为出发点，即坚信：无论是演绎科学的逻辑学还是逻辑学一般，对它们的哲学启蒙都必须寄希望于心理学。据此，在我《算术哲学》的第一卷（也是唯一发表的一卷）中，心理学的研究占了极大的篇幅。我对这种心理学的奠基从未感到过完全满意。在论及数学表象的起源问题，或者在论及确实是由心理因素所决定的实践方法的特定形成时，我感到心理学分析的成就是清晰而富于教益的。然而，思维的心理联系如何过渡到思维内容的逻辑统一（理论的统一）上去，在这个问题上我却无法获得足够的连贯性和清晰性。此外，数学的客观性以及所有科学一般的客观性如何去俯就心理学对逻辑的论证，这个原则性的怀疑就更使我感到不安了。由于我的建立在流行心理学信念——用心理学分析来逻辑地启蒙现有的科学——之上的全部方法以此方式发生了动摇，我便越来越迫切地感到需要对逻辑学的本质，尤其是对认识活动的主观性和认识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做出普遍批判的反思。每当我对逻辑学提出一定的问题并期望从它那里得到解答时，它总是让我感到失望，以至于我最后被迫决定：完全中断我的哲学-数学研究，直到我能够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上以及在对作为科学的逻辑学的批判理解上达到更可靠的明晰性为止。
在顾及那些曾经引导过我的严肃而实际的动机的同时，我独立地做出了与流行的逻辑学派别分道扬镳的决定；在这些多年劳作的成果、这些对纯粹逻辑学和认识论的新论证的尝试发表之际，我相信我所说的这种独立性不会遭到误解。确切地说，我自身的发展进程引导我，一方面在逻辑学的基本信念上远离开那些对我的学术培养最有影响的人与著作，另一方面则很大程度上接近了其他一些研究者，以往我未能充分地估价他们的著述，因而在工作中也未曾从这些著述中得到足够的启迪。遗憾的是这里必须放弃对这类研究的文献上和校勘上的补充说明。至于我对心理主义逻辑学和认识论所做的坦率批评，这里可以用得上歌德的一句话：“没有什么能比对已犯过的错误的批评更严厉了。”
1900年5月21日于哈勒／萨尔河畔 1
1 在A版中还紧跟：E. G. 胡塞尔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