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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一生的行持，现存最早文字记载当属道宣《续高僧传》卷八《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远传》
。此后，赵宋志磐（生卒年不详）《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和元念常（1282—？）《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亦略述其事，但其所本皆为道宣所撰慧远本传，且有些记载反不如该传准确，因此后人研究慧远生平时皆以该传为主要依据，而以其他相关文献为参考。
关于慧远的行持，今人蓝吉富、廖明活、任继愈、杜斗城、胜又俊教、横超慧日、鎌田茂雄等先生曾先后进行过详略不同的研究
，可参看。笔者的论述亦以道宣所记为本，而将慧远的行持纳入生平、戒行和学业三门，一以便于讨论问题，一以更加醒人眼目。
慧远，一称惠远，俗姓李
，祖籍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市），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生于建州高都郡（今山西省高平市）
。慧远幼年丧父，由叔父带养，深受其仁孝之教的陶养，但他年方三岁就“心乐出家，每见沙门，爱重崇敬”
（以下讨论慧远的生平、行持与著述时，凡引自该传的文献，不再出注）。
年届七岁，慧远入学，“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见称明智”，但向佛之心不改。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535），由于因缘具足，时年十三岁的慧远便辞别叔父，投泽州（今山西省高平市）东山古贤谷寺的僧思禅师（生卒年不详）出家为僧了
。慧远在僧思禅师处受学三年，并在此期间游历名山林虑山（位于今河南省林县境内），意在访“诸禅府”。僧思禅师见慧远三学俱进，堪成大器，便于他十六岁时（538）命他随阇梨湛律师（生卒年不详）到东魏都城邺城去进一步陶炼心行。
当时，北魏刚分裂为东魏和西魏（534），邺城是东魏的都城，译经家菩提流支、佛陀扇多、月婆首那、毗目智仙（此数人生卒年皆不详）等悉于此际前往邺城译经
，少林寺首任寺主佛陀禅师（生卒年不详）之高足、律学和地论学元匠慧光律师（亦称惠光，468—537）及其诸大弟子为代表的地论师亦先后住持邺都弘法。邺城实际上已成为北朝新的佛教中心，道宣说：
逮于北邺，最称光大。移都兹始，基构极繁，而兼创道场，殄绝魔网。故使英俊林蒸，业正云会，每法筵一建，听侣千余。
慧远在邺城频赴讲会，大小二乘经论无不博涉。自由参学四年之后，慧远年届二十（542），按僧制当受具足戒，成为一名具戒比丘。慧远于是如仪受戒，受戒时，东魏僧统法上（495—580）为戒和尚，国都惠顺（生卒年不详）为教授师，惠光另外十大弟子为证明师，场面之隆重世所罕见，“时以为声荣之极者”。
受戒后，慧远为使戒行更臻圆满，旋即专就大隐律师讨求《四分律》。此大隐即昙隐（生卒年不详），是慧光的大弟子，也是慧远的证戒师之一，他精解律藏、持律无亏，道宣有“通律持律，时唯一人”之誉。从东魏武定二年至七年（542—546），慧远都在昙隐门下“流离请诲”
，学行大进。此时，慧光弟子道凭（488—559）之高足、后来“立教施行取信千载”的灵裕法师（518—605）亦于昙隐门下学《四分律》
，慧远与其同门，必定受益不少。
接着，慧远又专门向戒和尚法上学习教理。法上，俗姓刘，朝歌人（今河南省淇县人），十二岁从道药禅师（生卒年不详）出家，后从慧光受具，在北魏、北齐二代地位极高，“历为统师”，“所部僧尼二百余万”，“四万余寺咸禀其风”，慧远在他门下受学七年（546—552），“回洞至理，爽拔微奥”，已然成就了慧业。
慧远虽然学业有成，声誉日高，但“仪止冲和”，“戒乘不缓”，故深受僧众恭敬。法上心仪其才，颇加扶掖，特许尚在其门下求学的慧远开筵讲经，慧远“自是长在讲肆，伏听千余”，以至“负笈之徒相
亘道”。稍后，为报恩桑梓，他引领从学弟子回到故乡高都清化寺
，开始了独立开门授徒的弘法生涯。期间，不少人在他门下得度。
然时隔未久，中国佛教遭遇了第二次惨烈的法难——北周武帝宇文邕（561—578年在位）的“周武灭佛”。与此同时，慧远亦迎来展现其圆满戒行的最光辉一页。北周为宇文觉于西魏恭帝三年（557）代西魏（535—557）而立，建都长安。北周武帝早期亦崇佛，曾造丈六释迦像一躯、寺三所，度僧尼18000人，写经论1700余部，全国有寺931所。
后一改初衷，于建德三年（574）诏毁北周境内佛道二教
；建德六年（577）北周武帝灭齐，又欲摧灭齐国佛道二教
。武帝这样的人，佛经称之为“魔波旬”
，而慧远面对“魔波旬”却敢于当廷抗礼，以身护法（详见下文）。慧远知帝意不能回，即辞别法上等师友，潜于汲郡西山（今河南省汲县境内）三年（577—580），持诵、禅修不辍。
宣政元年（578），北周武帝崩，次年北周静帝宇文衍（579—581年在位）即位，其父宣帝于是年四月敕于“京师及洛阳各立一寺”，“选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行道”，“勿须剪髪毁形，以乖大道”。
但慧远此时尚未入寺行道，依道宣说：“大象二年，天元微开佛化，东西两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萨僧
，颁告前德，诏令安置，遂尔长讲少林。”此一记载说明慧远于580年始应召带发入讲少林。
大象元年（579）五月，北周静帝虽已即位，但实权实际上掌握在杨坚（541—604）手中，第二年（581）二月杨坚即受禅称帝，改国号为隋。越九年（589），隋灭陈一统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南北朝时期。杨坚生养于寺庙
，虔信佛法，在其治下，佛日重光。开皇元年（581），隋文帝甫登基就全面恢复佛教，史称他“普诏天下，听任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百十倍”
。文帝同时大建寺塔，开皇元年（581）三月敕于五岳各置僧寺一所，同年七月敕为太祖（文帝父）于襄阳、隋郡、江陵、晋阳各立寺一所，同年八月敕于相州战场建伽蓝一所，开皇十一年（591）敕造寺不分公私
，同年敕天下各州县立僧尼二寺
，仁寿元年（601）、二年（602）和四年（604）分别敕于全国造塔共一百多所
。其他功德繁不胜举。
据费长房（生卒年不详）说，开皇十七年（597）前，隋已有“僧尼将二十万，支提寺宇向出四千”
。道宣由衷地赞道：“隋高负荷在躬，专弘佛教，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立寺。”
在这样的顺境中，慧远迎来了其一生中最辉煌的领众弘法时代。据道宣《慧远传》称，隋文帝开皇之始，慧远“预蒙落发，旧齿相趋，翔于名邑。法门初开，远近归奔，望气成津，奄同学市”。文帝得知，即于开皇元年（581）“敕授洛州沙门都，匡任佛法”。慧远任沙门都后，依僧伽制度大饬僧纪，“至于治犯断约，不避强御；讲导之所，皆科道具，或致资助有亏，或不洒水护净，或分位乖法，或威仪失常，并不预听徒”。洛州（今河南省洛阳市一带）僧伽律行因之丕变。
开皇五年（585），应泽州刺史千金公（待考）诚邀，慧远再次回到故乡传法。开皇七年（587）春，慧远振锡定州（今河北省定县一带），途经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时于此地“留连夏讲”。此时，隋文帝为广弘佛法，诏于长安立六大德，慧远荣居其一
，“仍与常随学士二百余人创达帝室”。慧远在长安特蒙文帝礼敬，敕住著名的大兴善寺。因此寺法会频繁，影响慧远讲修，帝又特为其在长安城中兴建净影寺。慧远在净影寺“常居讲说，弘叙玄奥，辩畅奔流，吐纳自深，宣谈曲尽”，成为“领袖法门”的一代大德，他亦以“净影寺慧远”著称于世。
开皇十二年（592）春，文帝敕令慧远“知翻译，勘之辞义”，但他当年即以七十岁世寿圆寂于净影寺。据说文帝为之罢朝，痛叹“国失二宝”
。后来，朝廷于他住持过的大兴善、净影二寺分别勒碑纪念，“薛道衡制文、虞世基书、丁氏镌之，时号三绝”
。
从慧远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他童稚出家，信仰坚定，而且能够进入当时佛教的中心，向那个时代一流的佛学家们学习，与他们相互交流，这是他后来成为一流佛学家的重要基础。
戒行指一位僧人依佛教律典的要求应当具有的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其好坏直接关系到僧人解脱境界和社会形象的高下。在这方面，慧远可称得上是一位戒行圆满的高僧。
慧远初及于僧思禅师之门，在本师和湛律师训诲下就能够做到“六时之勤，未劳呼策”。受具足戒后，他进一步深入律藏，戒行大有精进。
他“立性质直，荣辱任缘，不可威畏，不可利动，正气雄逸，道风齐肃，爱敬调柔，不容非滥”，此为“摄律仪”一聚戒圆满；又“勇于法义，慈于救生，戒乘不缓，偏行拯溺。所得供养，并供学徒，依钵之外，片无留惜”，此为“摄善法”与“饶益有情”二聚戒圆满。
慧远三聚净戒皆圆的集中体现，则莫过于抗礼北周武帝（543—578）的护法之举了。北周武帝为翦灭齐国佛法，于平齐当年春在邺都召僧道议事
，慧远作为“前修大德”之一应召。论辩时，武帝先立佛法当毁的三大理由：其一曰真佛无像，偶像崇拜非真佛法；其二曰靡费资财；其三曰沙门不孝不敬。其实，北周武帝毁佛还有一条理由此次未道明，此前毁灭北周佛法时则已有明文诏告世人，即他以为诸教的究竟真实本无二致，而当时释道二教却在枝末上徒事诤竞，蔽人心目。
这里，除了现实的经济算计之外，内中所藏与其说是道理，毋宁说更多是皇权的独断与专横。
武帝立义之后，频催答诏，“于时沙门大统法上等五百余人，咸以帝为王力，决谏不从，佥各默然”，“相看失色，都无答者”。在此生死攸关之际，慧远毅然出列答诏。既然王权不可犯、帝意不可回转，慧远为何还要当廷犯颜呢？道宣以“佛法之寄，四众是依”作为慧远挺身护法的根据，诚为至当，因慧远答诏后，“上统、衍法师等执远手泣而谢曰：‘天子之威如龙火也，难以触犯，汝能穷之，《大经》所云护法菩萨应当如是’”。此《大经》指《大般涅槃经》（下文除注明者外皆依北本《涅槃经》），该经云：
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经中，有四种人能护正法，建立正法，忆念正法，能多利益，怜悯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何等为四？有人出世，具烦恼性，是名第一；须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第二；阿那含人，是名第三；阿罗汉人，是名第四。是四种人出现于世，能多利益、怜悯世间，为世间依，安乐人天。
据该经经文，解行位修行者为第一众 [1] ，阿那含和阿罗汉各为一众，须陀洹与斯陀含合为一众，共同组成众生所依的“四众”。
“四众”所以为众生所依，是因为他们在面临敌对者毁法时能“护正法”，在没有正法的地方能够“建立正法”，在日常践履中能够六时“忆念正法”，他们随时随地“能多利益”，“怜悯世间”，“安乐人天”。既然如此，“四众”在真正面临敌对者毁法之际就要能够成为无我利他的表率。依《涅槃经》，“四众”应当如是践行：第一，修学佛法之人我法皆空，无有恐怖：“汝等不应畏魔波旬，若魔波旬化作佛身至汝所者，汝当精勤，坚固其心，降伏于魔。”
第二、修学佛法之人应学佛陀的大慈大悲精神，怜悯并救度将因毁法下地狱之众生：“如王国内有纳衣者，见衣有孔，然后方补。如来亦尔，见诸众生有入阿鼻地狱因缘，即以戒善而为补之。”
否则，将为那些正在或即将依佛法求解脱的苦恼众生所不齿，甚至退失了他们的向道之心，罪莫大焉。
慧远在毁灭佛法的北周武帝面前正是这样践履的，他毅然出列，对北周武帝废佛的理由一一加以驳斥。就第一项理由，慧远承认“真佛无像”，因为作为佛门大德的慧远不会不知万法自性皆空乃佛法究竟实相，且《金刚经》即明白宣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从历史上讲，原始佛教亦不崇拜有形的圣物，《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即云，佛灭度后，弟子们只要去与佛一生有关连的遗迹巡礼，便与见佛无异。
但对此无相境界，只有于佛法信解修行较深者始能领会，一般信众显然可望而不可及，故慧远答道：“耳目生灵，赖经闻佛，藉像表真，若使废之，无以兴敬。”一般信众需要借助有形的佛经了解佛道，亦需要观睹有相的佛像增进恭敬之心，但这不能混同于偶像崇拜。
武帝辩解说：“虚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经像。”慧远对破道：第一，“汉明以前，经像未至，此土众生何故不知虚空真佛？”第二，“若不藉经教自知有法，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应自知五常等法，尔时诸人何为但识其母、不识其父，同于禽兽？”帝结舌不能言。慧远转而难曰：“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故须废者，国家七庙之像岂是有情，而妄相尊？”
接下来，北周武帝就弹起“夷夏之别”的老调，并祭起皇权的利剑来威逼：“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同；七庙上代所立，朕亦不以为是，将同废之。”这显然已将毁佛的依据偷换了。对此慧远答曰道：
若以外国之经废而不用者，仲尼所说出自鲁国，秦晋之地亦应废而不学。又若以七庙为非，将欲废者，是则不尊祖考。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则五经无用，前存儒教，其义安在？尔则三教同废，将何治国？
帝不能答慧远的昭穆之难，而以周鲁与秦晋同属王化、不同于华夏与西夷之殊域来别夷夏。慧远以佛教的无限空间观力破武帝的狭隘夷夏观：“若以秦鲁同遵一化、经教通行者，震旦之与天竺国界虽殊，莫不同在阎浮，四海之内，轮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经，而令独废？”帝于此非但理曲，亦且词穷。
就第二项理由，慧远答曰：“陛下向云‘退僧还家崇孝养’者，孔经亦云‘立身行道，以显父母’即是孝行，何必还家方名为孝？”于父母膝前温凊供养固然是孝，不能如此奉养，能够立身行道亦可称孝。帝辩曰：“父母恩重，交资色养，弃亲向疏，未成至孝。”此论于佛教所倡慈悲观毫无契会。佛教慈悲观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不别亲疏、等视众生，随缘以慈心给予每一众生快乐、以悲心拔除每一众生痛苦，最终使他们皆得解脱，并不以局于父母的亲情之爱视为极致。慧远深知如此与皇帝论理无异于对牛弹琴，故径直针锋相对地说：“若如来言，陛下左右皆有二亲，何不放之，乃使长役，五年不见父母？”皇帝说国家订立有轮流省亲制度，故臣僚等“得归侍奉”。慧远回敬道：“佛亦听僧冬夏随缘修道，春秋归家侍养，故目连乞食饷母，如来担棺临葬。此理大通，未可独废。”帝再次结舌。
慧远见皇帝理屈词穷，不待辩诘第三项内容，即抗声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拣贵贱，陛下何得不怖？”据说，当时北周武“帝勃然大怒，面有瞋相，直视于远曰：‘但令百姓得乐，朕何辞地狱诸苦？’”而慧远则面不改色地说：“陛下以邪法化人，现种苦业，当共陛下同趣阿鼻，何处有乐可得？”
一场辩论就此以皇帝的惨败告终。在这里，无上皇权遭遇到信仰者坚固的信念与道心的顽强抵抗。道宣称，在场的北周兵众“见远抗诏，莫不流汗，咸谓粉其身骨，煮以鼎镬”，而慧远依然“神气巍然，辞色无扰”。法上等人称之为“护法菩萨”，他当之无愧。窃以为，隋炀帝杨广（605—618年在位）和唐代僧人紫羽相继为他造塔建碑，主要倒不是由于他佛学方面成就过人，而是感佩于他这种以身护法的菩萨精神。
笔者认为，慧远的这场特殊经历不仅充分凸显了他自利利他的菩萨道行，而且与他在其佛学思想中多次不惜笔墨、不嫌重复地论证菩提、涅槃、法身有色的思想有着内在关联。
此处的学业指慧远一生所学戒、定、慧三学的内容。慧远不仅戒行圆满，而且注意从学理上研讨律藏，此方面的成就主要为从大隐律师学《四分律》时（542—546）所得。在大隐律师门下，他能够对繁杂的《四分律》“差分轨辙”。非但如此，他还对“自古相传、莫晓来意”的律部典籍考镜源流、宪章经纬，使之成为“理会文合”的可诵之典。
定学亦为慧远一向措意之业。他不仅“每于讲际，至于定宗，未尝不赞美禅那，盘桓累句”
，而且长期致力于禅定实践。在受业僧思禅师之际，定学就是慧远的本业，“诵经”
、禅坐自不别说，还特往林虑山“见诸禅府，备蒙传法”；他在隐遁汲郡西山三年间，诵《法华》《维摩》等各一千遍”，“禅诵无歇”；同时，他还有机缘向当时的大禅师僧稠（482—560）请教禅法
。其定功之深，甚至可以治病，据道宣记载，慧远在邺都研习、讲弘佛法时，因“勤业晓夕，用心太苦，遂成劳疾”，他便以早年所学数息观对治，“克意寻绎，经于半月，便觉渐差，少得眠息”。这表明慧远的定境确实非常深。
至于慧远的慧学，则以当时盛播于北朝之地论学、涅槃学和六世纪末传入北朝之摄论学为要。
当慧远自泽州赴邺之际，洛邺一带行布的大乘佛学主要是六世纪初兴起的地论学。地论学是北魏时期以研究《十地经论》为主业的地论师开展出来的佛教义学。《十地经论》为世亲（约320—400，或约400—480）注解《十地经》（《大方广佛华严经 ·十地品》之别行本）的著作，由天竺三藏菩提流支等译出。菩提流支于北魏永平元年（508）来到洛阳，宣武帝礼接优渥，敕为“译经之元匠”
。同年至永平四年（511），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生卒年不详）先后在皇宫的太极、紫极二殿和少林寺译出《〈十地经〉论》
，僧众竞相研求，很快在北魏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地论学。由于菩提流支与勒那摩提两人判教观不同，对此论思想的理解亦有别，故从学菩提流支的道宠（生卒年不详）与受业勒那摩提的慧光，以洛阳的御道街为中心，各自在道南（慧光）和道北（道宠）开门授徒，遂使地论师分成了南北二道
。南北二道的地论学当时都门庭若市，道宠一系“匠成学士，堪可传道，千有余人”
；慧光是研究《四分律》的律学元匠，又曾参与翻译、整理并传布《〈十地经〉论》，于“《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并疏其奥旨，而弘演导”
，其门下学士更是“翘颖如林”
，道宣的《续高僧传》中专门立传的慧光弟子就有十多人。
在这一时称盛的地论学思潮中，对慧远的慧业影响最巨者首推其业师法上。法上不仅位极僧伽，且学养极高，“讲《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轮次相续，并著文疏”；又著《佛性论》二卷、《大乘义章》六卷、《增一数法》四十卷。
道宣说慧远“周听大乘可六七载，洞达深义，神解更新，每于邺京法集，竖难罕敌”，此当主要是法上栽培之功。
慧远所学摄论学是指以研习、传播无著（约400—470）所著、真谛所译《摄大乘论》及世亲著、同氏译《〈摄大乘论〉释》为主业的论师（称“摄论师”）开展出的佛教义学。真谛之前，无著的《摄大乘论》已有佛陀扇多译本（531），但反响不大。陈天嘉四年（563），真谛于广州制旨寺（今广东省广州市光孝寺）与弟子法泰（生卒年不详）、智恺（亦称慧恺，518—568）等再次翻译《摄大乘论》三卷，并随文出《〈摄大乘论〉疏》二十五卷
；同年还译出世亲的《〈摄大乘论〉释》十五卷。此后，在真谛弟子法泰、智恺、智敷（？—601）、道尼、曹毗、僧宗、法准（四人生卒年皆不详）以及第三代的传扬下，在南朝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摄论师和摄论学
。
慧远于何时、从何人获得胜缘研习初传北朝的摄论学？学界据《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中所说“慧远领袖法门，躬处坐端，横经禀义”一语
，多以为这是开皇七年慧远作为六大德之一入住京师以后事，且仅从昙迁学得此学。其实不然。
考道宣的《续高僧传》，传摄论学于北土者主要有四人，他们是昙迁、靖嵩、道尼、辩相。昙迁（542—607），俗姓王，博陵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县）人，为地论南道宗祖慧光再传（昙遵弟子），精《楞伽》等经和《地论》《起信》《如实》等论。承光元年（577）周武帝毁齐国佛法，昙迁南逃金陵，后得《摄大乘论》，“以为全如意珠”，喜不释手，遂精此论。他是首位将摄论学传到北朝的人，道宣称：“隋历告兴，遂与同侣俱辞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进达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始弘《摄论》”，“《摄论》北土创开，自此为始”。开皇七年昙迁入选六大德，自此在长安广弘此论。
靖嵩（537—614），俗姓张，涿郡固安（今河北省固安县）人，为摄论大家，同时兼善《涅槃》等大乘经以及《十地经论》《俱舍》《辨中边》《杂心》等大小乘论，著有《摄论疏》六卷、《杂心疏》五卷等。靖嵩亦于北周武帝毁法之际与同学法贵、灵品（此二人生卒年皆不详）等三百余人南奔陈朝，得从法泰精习《摄大乘论》。开皇十年（590），靖嵩返江北（长江以北），在北朝大弘法化。
道尼，九江（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亲炙真谛三藏，毕生讲弘《摄大乘论》。真谛于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在广州圆寂后，他便返回九江。他因“兴讲《摄论》，腾誉京师”，开皇十年文帝下敕追入长安，“既达雍辇，开悟弘多，自是南中无复讲主”。
然此三人皆非慧远最先从学《摄大乘论》之人。
首先使慧远与闻摄论学者，不是他人，乃是他本人的弟子辩相。辩相（557—627），俗姓史，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人，是一位兼通大小乘的学僧。他于大象二年（580）往少林寺“依止远公学于《十地》”，“大小三藏遍窥其奥隅，而于《涅槃》一部详覆有闻”，后来“南投徐部，更采《摄论》及以《毗昙》，皆披尽精诣，传名东夏”。
辩相何时到徐部（今江苏省徐州市）听习《摄大乘论》？《续高僧传》辩相本传中并未道及，但可以肯定是在大象二年后、开皇七年前，因为开皇七年他就随慧远西赴长安了。而此段时期，辩相亦完全能够在徐州研学《摄大乘论》，因为昙迁此前已将摄论学播扬于徐部，他很可能就是直接从昙迁受学此论的。开皇七年，辩相随慧远入长安，便成为弘传《摄大乘论》的佼佼者：
有辩相法师，学兼大小，声闻于天。《摄论》初兴，盛其麟角，在净影寺创演宗门，造《疏》五卷，即登敷述京华，听众五百余，僧竖义之者数登二百。
据日本大谷大学藏写本《东域传灯目录》称，辩相曾续修慧远未竟的《〈华严经〉疏》
，可见师弟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很难想象辩相学成《摄论》之后从未向慧远言及。事实上道宣在叙及辩相“末南投徐部，更采《摄论》”后即云：“开皇七年。随远入辅，创住净影，对讲弘通。”
所谓“对讲弘通”者，实为含蓄地点明此义之语，因为师尊弟卑的缘故，道宣不便说慧远向辩相学习罢了。
此一考辨彰明：无可否认，慧远晚年受昙迁影响很大，这从他每云“迁禅师破执入理，此长胜我”
即可见，但我们亦不能忽略辩相向他首传摄论学之功。
慧远的学道经历告诉我们，他主要是向当时的地论师、涅槃师和摄论师修学佛法的，宜乎他最终成为一位以如来藏缘起为宗本的佛学家。
[1] 引文中说众生所依的第一众是“具烦恼性”之人，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虽然有烦恼而能成为众生的依怙？《涅槃经》本身对这类人作出如下解释：“云何名为具烦恼性？若有人能奉持禁戒，威仪具足，建立正法；从佛所闻，解其文义，转为他人分别宣说，所谓少欲是道，多欲非道，广说如是八大人觉；有犯罪者，教令发露、忏悔、灭除；善知菩萨方便所行秘密之法。是名凡夫。”［（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六《如来性品》，《大正藏》第12册，第396页下至397页上］我们据此只知这种人是佛教中的修行人，而不知他们是属于哪一个行位的修行人。但慧远的解释则明确告诉我们这是种性和解行位的修行人，他说：“‘有人出世，具烦恼性，名第一’者，所谓种性、解行地人。《仁王经》中说种性上方为法师，自前未能，故知非是种性已前；
下文宣说‘供佛五恒方堪为依’，故非善趣；文中说之，‘具烦恼性，非第八人’，明非地上。如来灭后，现化益物，名为出世；五住惑中，无偏尽处，名具烦恼。”（《〈涅槃〉义记》卷三，《大正藏》第37册，第675页上）依慧远之见，此类人既能说法，就不是种性位以前的人，因为此位前的人不堪说法；同时，此类人亦非“第八人”，因为须陀洹人相当于大乘初地菩萨；既然如此，他们就是这中间的种性位和解行位修行人。所谓种性位修行人即大乘菩萨道次第中的十信位修行人，而解行位修行人则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三个阶位的修行人。后来，嘉祥吉藏干脆就直接说：“若依大乘，地前四十心具烦恼性为第一依，从初地至六地为第二依，七八九地为第三依，第十地为第四依。”［（隋）释吉藏：《大乘玄论》卷五，《大正藏》第45册，第64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