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有嗣

究竟给赵宗实什么样的名分，由宰辅拿出意见。

嘉祐七年（1062）八月，韩琦先与欧阳修商量：“既然任命为宗正官，天下人都知道意味着他就是皇嗣了，不如直接明确他为皇子吧。”欧阳修附和：“立为皇子更简单，不用征求他意见，直接下一道诏书就行了。”二人商议既定，将这个建议报告给仁宗。仁宗很干脆地回答：“那就这样定下来，在明堂前布置一下吧。”明堂是皇家祭祀的地方，收皇子这样大的事情自然要祭告神祇祖宗的。

韩琦建议还是先向枢密院通报一下吧，于是宣枢密使张昪。张昪不放心地再次向仁宗确认：“陛下不再有疑心吗？”仁宗已经心无芥蒂：“朕只想着百姓有个依靠，民心有个归属，只要姓赵就行。”这事就算最后确定了下来。

第二天，韩琦召翰林学士王珪草拟诏书。王珪吃了一惊：“这么大的事，我得向圣上求证一下。”王珪求见仁宗，说出自己的担忧：“外面议论纷纷，说是宰辅大臣强迫陛下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不是陛下本意，则极有可能因此埋下祸根。”仁宗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这个决定完全出自朕的本意，不是受大臣的蛊惑。不这样做，众人难以心安，卿不须怀疑。”王珪向仁宗道贺，这才退出拟诏。

八月初七，召集宗室人员宣读诏书，诏书写道：“……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少鞠于宫中，而聪知仁贤，见于夙成。日者选于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数至其第，遒崇执谦退，久不受命，朕默嘉焉。朕蒙先帝遗德，奉承圣业，罔敢失坠。夫立爱之道，自亲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风，而上以严宗庙也。其以为皇子。”按照礼仪，即位、改元、上尊号、立皇后太子、生皇子等都要行告礼，又是一番紧张筹备，八月二十六日在明堂、太庙、先皇寝陵同时献祭，将收养皇子事项郑重其事地告知天地神祇和祖宗先帝，收养事宜才算完毕。宋朝皇子尊崇都要改名，如真宗原名元侃，被立为太子后改名恒，仁宗原名受益，立为太子后改名祯。于是赐皇子名为曙，赵宗实变成了赵曙。

大宋在一阵迟疑徘徊之后，终于确定了他未来的主人，沿着历史的方向加速行进。

接下来赵曙表现出的与众不同，超越了世人最大胆的想象。从他被确认为皇子的那一刻起，没有一件事不让人大跌眼镜。

因为是唯一的皇子，大宋别无选择的接班人，仁宗下谕皇子入住宫中，并派人专门去接。赵曙仍然以有病为名拒绝入宫。立皇子的大戏演到中途无法收场，那些极力建言的大臣坐不住了，司马光、王陶还在为赵曙辩护：“平常的人见到毫末小利，都打破头颅明争暗抢。现在天降富贵于皇子，皇子却漠然处之，三百多天不愿受命，这真是常人无法比肩的贤德。”歌功颂德容易，破解难题却需要真本事。二人苦思良久，出主意说：“皇子固辞确实不该，可责罚皇子身边的人，然后派人给皇子宣讲为人臣为人子的职责，皇子一定听命入宫。”仁宗知道这两人书生意气，明礼讲理可以，实际办事能力还是欠缺，于是咨询辅臣，韩琦也没办法，只是补充建议让宗族近支出面劝说，效果可能会好些。

没有良策，只好如此。诏判大宗正事、太祖四世孙赵从古，商王赵元份孙、赵曙堂兄赵宗谔作为特使前去规劝皇子。二人往返数次费了不少口舌，依然劳而无功。

关键时刻，赵曙府中负责起草章表文檄的记室周孟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赵曙无论辞泰州防御使还是不受皇子，奏章都出自周孟阳。开始时，赵曙许诺每写一道奏章，付周孟阳十两黄金的酬劳。泰州防御使的辞章有十八道，周孟阳仅此就得钱一百八十两黄金，折合成铜钱一千多贯。周孟阳虽乐于囊中丰满，但还没有失去理智，预感到这样玩下去终究会引火上身，于是问赵曙：“主上（指皇帝）认太尉（指赵曙）为皇子，这是天大的好事，太尉却装病不受命，道理何在？”赵曙认真地回答：“非敢邀福，以避祸耳。”周孟阳啼笑皆非：“天下人都知道太尉事两宫如父母，主上为千秋万代的大计考虑，立太尉为皇子。如果您真的固辞不受，一旦主上把太尉还原为普通宗室，您相信不是招致祸端？”赵曙正躺在床上装病，听到这话翻身跳了起来：“我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八月二十七日，在立皇子诏书宣谕二十二天后，赵曙终于携家带眷跟随赵宗谔入宫。整个嘉祐年间最伤人脑筋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赵祯明显意识到自己已经去日无多，开始有条不紊地打理后事。九月诏命赵曙为齐州防御使、封钜鹿郡公，大赦天下；接着加赠故去的宠妃董氏为淑妃；十一月晋封和离的长女沂国公主为岐国公主，恢复李玮驸马都尉身份，意味着促使二人复合。

年底，召集辅臣、近侍、三司、台谏、皇子、宗室、驸马、主兵官一起到龙图阁和天章阁，欣赏先祖先帝的御书。宋代虽以武立国，但重视文教，太宗以下无不擅书。当今圣上“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 于是赵祯又乘兴御宝文阁，写了几张飞白书，分赐予在场的群臣，算是对自己艺术爱好做一个最终的交代。

这一天，赐宴群玉殿，赵祯兴致高涨：“天下久无事，今日同举杯，大家不要拘束，一醉方休！”酒酣之时，他还把韩琦和李璋 叫到身边，小杯换大盏，各自敬他们一盏。韩琦是嘉祐年间最重要的宰臣，在确立皇嗣的事情上又立下首功，所以才有这一特殊礼遇。韩琦心中得意：“嘉祐之年，君恭臣贤，必为后世称颂。”李璋是仁宗舅父李永和长子，驸马都尉李玮长兄，其时为殿前都指挥使，掌禁中侍卫。仁宗敬李璋酒用意也很明显，皇位更替时确保不出乱子。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嘉祐八年（1063）二月开始，赵祯卧床不起。三月二十九日初更时分，赵祯感到胸闷气短，勉强爬起来寻药，惊动内侍，遂召唤皇后、御医。曹皇后赶到，赵祯已口不能言，只能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脸上是扭曲的痛苦。三更时分，赵祯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帝暴崩于福宁殿” 。

这一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历法上所谓的“晦日”，彻夜看不到月亮，不祥。

赵祯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元人编纂的《宋史》评价他：“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对行政官僚的考绩好像不太用心，但没有出现办事凶残狠毒的官吏；对刑狱处罚的监管似乎放纵松懈，但断案判决大多是公平适当的人士。国家不是没有弊端，但不足以危害到和平昌盛社会的格局；朝中不是没有小人，但不足以压制善良正直的风气。君臣上下团结一心，忠贞坦诚治理政务，培育了大宋三百年基业。

在讨论赵祯的庙号时，大臣们想出一个古代君王从没有用过的字：“仁”。《大学》上说：“为人君，止于仁。”意思是君主的最高境界是“仁”。在儒家的语境中，仁有不同的诠释。孔子认为遵守礼仪的行为就是仁，《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语境中的仁是善良，君王只有善良，才能成为圣君，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这两种“仁”，赵祯无疑都做到了，而且在古代帝王中做得很好，所以“帝诚无愧焉” 。

仁宗去世引起举国悲痛，百姓如丧考妣。宋代邵伯温笔记《邵氏闻见录》记载，汴京、洛阳的商户自觉闭门罢市，停止商业和娱乐活动；大街小巷可以听到痛哭悲啼之声，天空中弥漫着焚烧纸钱的烟雾，云霞失色，日月无光。

另一本《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即便到了辽国境内，凭吊怀念宋仁宗的百姓也不可胜数，百姓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边哭泣边诉说着宋仁宗的德政。辽道宗耶律洪基握着报丧的宋使的手哀恸地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且允诺：“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关于辽国君民哀悼的所谓“闻见”真假难辨，毕竟契丹人这样如丧考妣似乎没有太多理由。《邵氏闻见后录》作者邵博是宋徽宗年间人物，极有可能利用春秋笔法表达对宋神宗时代与邻国兵戎相见的不满。邵博是道学家邵雍的孙子，《邵氏闻见录》作者邵伯温的次子。邵雍是司马光的好友，反对王安石变法，积极支持元祐政治 。

无论怎样说，国内外百姓皆怀念仁宗，也许他们意识到，一个时代可能就要结束了。 hdVkqLmEKEa5wsccXZdAy3HSQm0P+Bk3qUd6IKCaPbRFxuFnM+0f7C4RXFZ4Wpw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