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给赵宗实什么样的名分,由宰辅拿出意见。
嘉祐七年(1062)八月,韩琦先与欧阳修商量:“既然任命为宗正官,天下人都知道意味着他就是皇嗣了,不如直接明确他为皇子吧。”欧阳修附和:“立为皇子更简单,不用征求他意见,直接下一道诏书就行了。”二人商议既定,将这个建议报告给仁宗。仁宗很干脆地回答:“那就这样定下来,在明堂前布置一下吧。”明堂是皇家祭祀的地方,收皇子这样大的事情自然要祭告神祇祖宗的。
韩琦建议还是先向枢密院通报一下吧,于是宣枢密使张昪。张昪不放心地再次向仁宗确认:“陛下不再有疑心吗?”仁宗已经心无芥蒂:“朕只想着百姓有个依靠,民心有个归属,只要姓赵就行。”这事就算最后确定了下来。
第二天,韩琦召翰林学士王珪草拟诏书。王珪吃了一惊:“这么大的事,我得向圣上求证一下。”王珪求见仁宗,说出自己的担忧:“外面议论纷纷,说是宰辅大臣强迫陛下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不是陛下本意,则极有可能因此埋下祸根。”仁宗把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这个决定完全出自朕的本意,不是受大臣的蛊惑。不这样做,众人难以心安,卿不须怀疑。”王珪向仁宗道贺,这才退出拟诏。
八月初七,召集宗室人员宣读诏书,诏书写道:“……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少鞠于宫中,而聪知仁贤,见于夙成。日者选于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数至其第,遒崇执谦退,久不受命,朕默嘉焉。朕蒙先帝遗德,奉承圣业,罔敢失坠。夫立爱之道,自亲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风,而上以严宗庙也。其以为皇子。”按照礼仪,即位、改元、上尊号、立皇后太子、生皇子等都要行告礼,又是一番紧张筹备,八月二十六日在明堂、太庙、先皇寝陵同时献祭,将收养皇子事项郑重其事地告知天地神祇和祖宗先帝,收养事宜才算完毕。宋朝皇子尊崇都要改名,如真宗原名元侃,被立为太子后改名恒,仁宗原名受益,立为太子后改名祯。于是赐皇子名为曙,赵宗实变成了赵曙。
大宋在一阵迟疑徘徊之后,终于确定了他未来的主人,沿着历史的方向加速行进。
接下来赵曙表现出的与众不同,超越了世人最大胆的想象。从他被确认为皇子的那一刻起,没有一件事不让人大跌眼镜。
因为是唯一的皇子,大宋别无选择的接班人,仁宗下谕皇子入住宫中,并派人专门去接。赵曙仍然以有病为名拒绝入宫。立皇子的大戏演到中途无法收场,那些极力建言的大臣坐不住了,司马光、王陶还在为赵曙辩护:“平常的人见到毫末小利,都打破头颅明争暗抢。现在天降富贵于皇子,皇子却漠然处之,三百多天不愿受命,这真是常人无法比肩的贤德。”歌功颂德容易,破解难题却需要真本事。二人苦思良久,出主意说:“皇子固辞确实不该,可责罚皇子身边的人,然后派人给皇子宣讲为人臣为人子的职责,皇子一定听命入宫。”仁宗知道这两人书生意气,明礼讲理可以,实际办事能力还是欠缺,于是咨询辅臣,韩琦也没办法,只是补充建议让宗族近支出面劝说,效果可能会好些。
没有良策,只好如此。诏判大宗正事、太祖四世孙赵从古,商王赵元份孙、赵曙堂兄赵宗谔作为特使前去规劝皇子。二人往返数次费了不少口舌,依然劳而无功。
关键时刻,赵曙府中负责起草章表文檄的记室周孟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赵曙无论辞泰州防御使还是不受皇子,奏章都出自周孟阳。开始时,赵曙许诺每写一道奏章,付周孟阳十两黄金的酬劳。泰州防御使的辞章有十八道,周孟阳仅此就得钱一百八十两黄金,折合成铜钱一千多贯。周孟阳虽乐于囊中丰满,但还没有失去理智,预感到这样玩下去终究会引火上身,于是问赵曙:“主上(指皇帝)认太尉(指赵曙)为皇子,这是天大的好事,太尉却装病不受命,道理何在?”赵曙认真地回答:“非敢邀福,以避祸耳。”周孟阳啼笑皆非:“天下人都知道太尉事两宫如父母,主上为千秋万代的大计考虑,立太尉为皇子。如果您真的固辞不受,一旦主上把太尉还原为普通宗室,您相信不是招致祸端?”赵曙正躺在床上装病,听到这话翻身跳了起来:“我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八月二十七日,在立皇子诏书宣谕二十二天后,赵曙终于携家带眷跟随赵宗谔入宫。整个嘉祐年间最伤人脑筋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赵祯明显意识到自己已经去日无多,开始有条不紊地打理后事。九月诏命赵曙为齐州防御使、封钜鹿郡公,大赦天下;接着加赠故去的宠妃董氏为淑妃;十一月晋封和离的长女沂国公主为岐国公主,恢复李玮驸马都尉身份,意味着促使二人复合。
年底,召集辅臣、近侍、三司、台谏、皇子、宗室、驸马、主兵官一起到龙图阁和天章阁,欣赏先祖先帝的御书。宋代虽以武立国,但重视文教,太宗以下无不擅书。当今圣上“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
于是赵祯又乘兴御宝文阁,写了几张飞白书,分赐予在场的群臣,算是对自己艺术爱好做一个最终的交代。
这一天,赐宴群玉殿,赵祯兴致高涨:“天下久无事,今日同举杯,大家不要拘束,一醉方休!”酒酣之时,他还把韩琦和李璋
叫到身边,小杯换大盏,各自敬他们一盏。韩琦是嘉祐年间最重要的宰臣,在确立皇嗣的事情上又立下首功,所以才有这一特殊礼遇。韩琦心中得意:“嘉祐之年,君恭臣贤,必为后世称颂。”李璋是仁宗舅父李永和长子,驸马都尉李玮长兄,其时为殿前都指挥使,掌禁中侍卫。仁宗敬李璋酒用意也很明显,皇位更替时确保不出乱子。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嘉祐八年(1063)二月开始,赵祯卧床不起。三月二十九日初更时分,赵祯感到胸闷气短,勉强爬起来寻药,惊动内侍,遂召唤皇后、御医。曹皇后赶到,赵祯已口不能言,只能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脸上是扭曲的痛苦。三更时分,赵祯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帝暴崩于福宁殿”
。
这一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历法上所谓的“晦日”,彻夜看不到月亮,不祥。
赵祯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元人编纂的《宋史》评价他:“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对行政官僚的考绩好像不太用心,但没有出现办事凶残狠毒的官吏;对刑狱处罚的监管似乎放纵松懈,但断案判决大多是公平适当的人士。国家不是没有弊端,但不足以危害到和平昌盛社会的格局;朝中不是没有小人,但不足以压制善良正直的风气。君臣上下团结一心,忠贞坦诚治理政务,培育了大宋三百年基业。
在讨论赵祯的庙号时,大臣们想出一个古代君王从没有用过的字:“仁”。《大学》上说:“为人君,止于仁。”意思是君主的最高境界是“仁”。在儒家的语境中,仁有不同的诠释。孔子认为遵守礼仪的行为就是仁,《论语》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语境中的仁是善良,君王只有善良,才能成为圣君,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这两种“仁”,赵祯无疑都做到了,而且在古代帝王中做得很好,所以“帝诚无愧焉”
。
仁宗去世引起举国悲痛,百姓如丧考妣。宋代邵伯温笔记《邵氏闻见录》记载,汴京、洛阳的商户自觉闭门罢市,停止商业和娱乐活动;大街小巷可以听到痛哭悲啼之声,天空中弥漫着焚烧纸钱的烟雾,云霞失色,日月无光。
另一本《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即便到了辽国境内,凭吊怀念宋仁宗的百姓也不可胜数,百姓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边哭泣边诉说着宋仁宗的德政。辽道宗耶律洪基握着报丧的宋使的手哀恸地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并且允诺:“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关于辽国君民哀悼的所谓“闻见”真假难辨,毕竟契丹人这样如丧考妣似乎没有太多理由。《邵氏闻见后录》作者邵博是宋徽宗年间人物,极有可能利用春秋笔法表达对宋神宗时代与邻国兵戎相见的不满。邵博是道学家邵雍的孙子,《邵氏闻见录》作者邵伯温的次子。邵雍是司马光的好友,反对王安石变法,积极支持元祐政治
。
无论怎样说,国内外百姓皆怀念仁宗,也许他们意识到,一个时代可能就要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