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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
消息来得突然，令南龙半信半疑。的确，此前高考中断了整整十年，突然宣布要恢复，几乎让所有人都蒙了一下。虽然不太确信是事实，但南龙还是一边上班一边做着应考的准备。后来恢复高考的消息被官方确认时，南龙开始抓紧时间复习文化课，匆忙准备之下，第一次高考落榜了。据统计，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包括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在内，全国共有考生570万人，最终被录取的却只有27.3万人。
高考制度的恢复给无数迷茫中的青年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活的勇气。第二年，南龙继续边上班边复习文化课，当时他在延吉市汽车修配厂做电工，工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时白天工作少一些，就在机床旁边复习功课。那一年录取分数线是280分，似乎是老天在故意捉弄南龙，他考了279分，以1分之差再度名落孙山。
南龙心理上遭受了挫折。即使三年前他因病不能和同学们一起下乡时，也没有像此时这样灰心失望过，这次挫折对南龙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决策能力是一次挑战。要不要来年再应考？南龙苦恼了许久后，认真地思考着自己的过去和将来，他分析了两次考试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己理工科基础知识薄弱，“纯靠自学，考取理工科是极为困难的”。对他来说，文科比理科更有优势，于是他改变了主意，放弃理科，选择文科，来年再次参加考试。文科需要背的内容很多，在临近高考四五个月的时候，他不去上班了，全身心地投入复习中，把自己关在屋里争分夺秒地学起来。
1980年，23岁的南龙第三次参加高考，这一次他如愿考入了广东中山大学。广州是他的梦想之地，多年前那本《民族画报》封面上刊登的广州城市画面既让他受到启蒙，也令他魂牵梦萦。
这一次的文理科转向是极为正确的。多年后南龙回忆起来仍心有余悸：“若当年第二次高考时，没有那一分之差，可能就会被其他地方学校录取了。”但命运总是如此充满着戏剧性，那一分之差，反而让南龙有机会展露出文科的优势，被知名的中山大学录取。那一分之差也让南龙后来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
三年的高考经历让南龙对人生的长远目标有了更深的感悟：“做事要做三年的打算，起码要以三年的周期来设立目标。”在之后的奋斗之路上，他就是这样设定目标的，甚至很多时候，三年的目标往往在一到两年内就可以达成。
不过，就在高考前的两个月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这件事险些让南龙与大学失之交臂。
事情起因于一个叫赵墩杰的发小被人欺负，赵敦杰比南龙早一届，当时已经考上延边师范大学。有一天，南龙发现他脑袋上有个包，一问才知道，赵在距离延吉60千米的铜佛寺与当地青少年发生争执时被人打了。
朋友受人欺负，岂能袖手旁观。南龙动员了十多个人，开着一辆借来的手扶拖拉机直奔铜佛寺，一行人越过火车道直奔肇事者家中。肇事的男孩儿早已望风而逃，他母亲哭诉着请求大家原谅，南龙让他母亲把肇事者叫回来，当面问清楚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当时天色已晚，忽然，远处伴随着叫骂声，来了一个膀大腰圆的高个大汉，他高呼：“延边师大的人跑这么远来打架，哪个是带头的，跟我走一趟！”南龙正上前解释说他们并没有打架，高个大汉突然毫无征兆地掏出手枪对着南龙，大伙被突然举起的枪吓蒙了。突然，高个大汉朝天放了两枪，意在震慑大家。这时，同伴李春瑞一个箭步冲上去夺枪，拉扯中高个子又开了两枪，幸好没有伤到人。大家一起扑上去夺了手枪，并将此人打倒在地。
村里人循声纷纷围拢过来，南龙拿起枪朝天放了两枪，警告村民不要上前。但是人群还是越走越近，当他再次举枪想要鸣枪警告时，子弹突然卡壳打不出来了……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近，南龙吹了一声口哨和同伴们反身拔腿就跑。就这样，一伙人上了手扶拖拉机，发动车子开足马力回了延吉。
到了延吉，南龙和赵墩杰把其他人打发回去，俩人再去延边师范大学保卫部汇报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主动将枪上缴并承担了全部责任。保卫部将南龙和赵墩杰分开审问后，立即向上级领导汇报这事。
此时距离发生夺枪案已经过去了8小时，按照规定涉枪案件超过24小时不破案要汇报到省里，惊动范围会更大，后果更严重。幸好汇报及时，加上没有主观恶意，也没有造成枪击伤人的严重后果，延边师大保卫部审问过后就把南龙和赵墩杰放了，让他们回去等候结果。
后来才知道那个膀大腰圆的高个男子是乡武装部长。当时，乡里的武装部负责管理当地的武器及征兵等事宜，那个壮男子当天喝醉了酒，拿了仓库的武器。最后的调查结论是该武装部长醉酒执法、滥用枪支，枪支保管出现严重责任事故，予以撤职查办。南龙和赵墩杰得以平安过关，这件事也没有记录在他们的档案里。
生活朝向自己的意愿发展着，南龙仿佛看到了远方的象牙塔在向自己招手。彼时，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在中国大地吹响，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如南龙那颗蠢蠢欲动的心。
在等候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时间，闲不住的南龙还做了一件事，展现出了他超前的商业天赋和早已萌发的经商意识。
南龙的舅舅当时住在他家，并在家里搭建了暗室洗相冲印，他从初中开始便拜舅舅为师，学习摄影冲印技术。三年后他已经掌握了全套拍照、洗相冲印技术，并能完全独立操作了。那时候照相还是一件稀罕事儿，“闲着也是闲着”的南龙便萌生了下乡照相挣外快的想法，他和伙伴李瑞春一拍即合，两人一起背着海鸥120相机和四五十斤的洗相器材去农村、林场拍照。先从延吉坐火车到图们，在图们换乘火车到汪清县，从汪清县下火车后沿着一条进山的公路跑了40多千米，才来到位于延吉东北部的汪清县农村。经过当地一个驻军部队时，他们给战士们照相，当时就冲洗出来，战士们很开心。农场职工收入不高，没有钱的便拿粮食、山货抵照相费。就这样，南龙和小伙伴在山里待了20多天，挣到50多块钱。那时候大米才1毛钱一斤，猪肉也才8毛钱一斤，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10块钱左右。
很快，南龙便收到了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想到从小到大一直在身边的儿子要承受巨大的旅途之苦、远赴3000多千米之外求学，父亲南永喆非常不舍。但看着儿子坚定执着的眼神，他拍了拍南龙的肩头说：“只要你决定的事，爸爸就支持你，学好文化，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爸爸相信你能行！”
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双亲，南龙踏上了从北到南跨越整个祖国的求学旅程，从此开始了人生的崭新篇章，他也因此成为延吉第一个远赴广州中山大学求学的大学生。后来南龙从商与在广东读大学、受市场经济氛围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
1924年，孙中山先生亲手将广州地区实行近代高等教育模式的多所学校整合创立国立广东大学。后改名为中山大学，有着近百年的办学传统，师资力量雄厚。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名家都曾任教于此。建校90多年来培养了许多各界知名人士。
南龙在中山大学就读于外语系日语专业，当时中山大学和日本龙谷大学、神户大学等多所日本大学经常有校际交流，南龙在学校是对外交流的活跃分子，经常接待日本访问团，他还记得当时美国有一所海上大学，四年学制期全部是在海上以游学形式完成，学生随船到不同的国家参访交流。当时南龙所在的外语系也和到访的海上大学做了交流。
大学期间南龙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还一直担任班长，这期间他的组织能力和人格魅力得到展示，同学都很喜欢他、信任他。时隔多年，回想大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南龙觉得除了接受学校系统化的教育、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经济学外，最大的收获是结交了一群知心的朋友，这些朋友此后都成了终身挚友。
南龙的性格和人格魅力让他在大学期间成为众多同学追随的“大哥”，在他身上有着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做人准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思想早已在他心灵深处扎根，并成为他处世的哲学。平时他会主动关心他人，处事时义理在先、敢于担当，并且善始善终。他享受胜利者的喜悦，同时对失败的苦楚淡然释怀。所以身边的人都会被他的气质所感染，确信他将来一定会取得成功的。
或许是在学校受日本访问团的影响，南龙的商业思维在那时便开始崭露头角。那年寒假回家，南龙花了270元从来自汕头的同学那里买了一台带有6个喇叭的录音机。当时延吉市面上就连矿石收音机都比较稀罕，录音机更是寥寥无几，并且最多也只有4个喇叭。而且南龙在广州还学会了跳迪斯科，这对于南龙的延吉朋友来说是一个新鲜事物。于是他把录音机声音放到最大，教朋友们跳迪斯科。一群人在炕上蹦啊跳啊，又开心又刺激，不知不觉竟然把炕都跳塌了。开学返校前，南龙把录音机卖了320元，赚了50元差价，他拿这笔钱买了返回学校的卧铺车票。
此时，南龙已经有了经商意识。当时日本和中国的工资差距有50~60倍之多，日本、欧美经济发达的现状使他感触颇深，他梦想着将来中国人也要像日本人、欧美人一样过着富裕的生活，于是心中便产生了从事国际贸易、实现富国梦的想法。
青年时期的南龙就表现出了超高的悟性，“学而不会是蠢材，学了就会是人才，还能举一反三是天才。这就是悟性”。他很早就懂得：凡事要通过感知力、思考力、洞察力去做举一反三的思考。他认为学习和悟性就好比智商和情商的关系，“很多人智商很高、很聪明，凡事一学就会，但处事时却一窍不通，学习能力和处事能力完全不成正比。现在的市场变化非常快，科技进步也非常快，有太多的新知识、新事物，单单靠学习是完全不够的，这时候应该怎么办？要去悟。从所学的知识中悟出属于自己的东西，边学边悟。”
毕业的日子临近了，北方的学生一般都想从政，南方的学生进入商界的比较多。南龙的志向是想去经贸系统做进出口贸易，但学校分配他去北京北方工业大学日语教研室教日语，由于那时候的工作实行分配制，没有其他选择，南龙只好去学校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