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四轮经济全球化、第四轮科技革命与第四轮产业革命首次交织交汇在一起，不仅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和革命性演化，而且正在产生化学反应、乘数效应和连锁变化。“一带一路”适应经济全球化大潮，是推动全球人类均衡、包容、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智慧设计。“一带一路”站在人类道德、道义制高点上，从更长远的历史发展周期和历史长河的演化、从应对全球和各国面临共同挑战和共同机遇的视角，提出了崭新的经济全球化思路。
在浩浩荡荡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持续演进的客观进程。“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一带一路”正反映出不可遏制的经济全球化内在动力。“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7年以来，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的共识、取得的进度和成果举世瞩目。
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随着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正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套式发展格局中。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繁荣的基础，目前全球40%以上的GDP创造都来自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
“一带一路”通过推进互联互通，包括软硬基础设施联通，链接那些被割断或阻隔的经济关系，平衡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关系，使之进入完全的、内生的“全球化”进程，在这样的世界，传统意义上的诸多“边界”日渐削弱甚或消失。通过全球经济形态演化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其基本经济形态是实体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原来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服务经济、信息经济、智能经济、生态经济交互发展，推动现代经济形成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世界经济从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工业文明时代，进入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构成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技术基础、社会形态和上层建筑都在经历着一场伟大重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并驾齐驱，互为表里、互为作用、互为溢出和转化的能量，导致有形要素禀赋与无形要素禀赋共同进入流通，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日益融合，有形国界与无形国界日益交错。
这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发展导致的现代经济演化，使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全球化从沿着单向轨道前进转而成为在双向轨道上加快前进。当前逆全球化思潮能否使全球化进程倒转，这是人们担忧的一个现实问题。逆全球化思潮和行动，或许会暂时对这个历史进程产生破坏或切割，但终将阻挡不了经济形态演化所产生的全球化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既适应了现代经济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推动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平衡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产能合作、共建经济走廊和贸易投资等实体经济形态发展，给参与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等虚拟经济形态，以“软联通”形式后来者居上。
“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新经济表征——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的链接中，可以使更多国家和区域进入越来越完善、越畅通、越有序的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目前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已经启动并获进展，以陆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电信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为依托，形成包括新加坡港、马来西亚巴生港和关丹港、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港和比通港、缅甸皎漂港、孟加拉国吉大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和汉班托塔港、也门亚丁港、沙特阿拉伯达曼港和吉达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法国马赛港、德国汉堡港和不莱梅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荷兰鹿特丹港等在内的“多国多港”框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目前，中国已与周边12个国家建成跨境陆路光缆系统。中缅、中巴、中吉、中俄跨境光缆信息通道一批标志性合作项目取得明显进展，已经完成中阿跨境陆缆系统扩容、中尼跨境陆缆系统修复，正在建设／扩容中吉、中巴、中缅、中蒙和中俄跨境陆缆系统。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领域网络状态和网络体系越密集、越完善、越顺畅，其产生的集成、集疏、集散、集约功能就越强，共享发展的机遇和程度就越大。这种网络状态与网络体系一旦被切割或呈碎片化，网络体系中的节点、环节或单体将失去其显在或潜在价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全球化的动力之源，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全球化发展规模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一带一路”有力推动互联网革命与物联网发展，提高沿线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互联性，加快产业和要素跨国界流通的速度，成为直接驱动全球范围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动力。随着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将使互联网与物联网革命带来的新经济表征凸显，以云计算、大宽带、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全球范围内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普及为基础，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与管理为保障，以可扩展性、可移动性、泛在性、异构性、复合性、增值性为特征，对在沿线国家进而在全球形成跨国界发展万物互联的网络状态，新经济发挥着重大作用。“一带一路”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的软联通和高铁网、公路网等实体网络的硬联通，推动各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呈现更紧密的联系。不仅在一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形成跨国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的链接，更推动实体经济表征也呈现出网络状态，诸如高铁网、公路网、航空网、管道网、港口网、店铺网、自贸区网络体系等。
中国倡导并与相关国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更高水平，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程度增强，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不断削弱，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必然产物。“一带一路”不仅通过运用新技术手段实现对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和渗透，而且通过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资金链和价值链等协同互动发展，创造新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中国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基金、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以及中国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财政性、援助性资金，与世界各国全方位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中国优势产能、富余产能与沿线国家产能需求对接，重构“一带一路”沿线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帮助沿线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发展层次。目前中国已同哈萨克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巴西等41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同东盟、非盟、欧盟、拉共体等区域组织进行合作对接，开展机制化产能合作，并加强与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合作。截至2018年9月，中国企业在46个国家共建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113家。
从全球看，在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存在关联的状态下，形成了一种链状的链接，从制造业来看，其产业形态已不局限于原来的一条生产线、一个工厂或者某几个工厂的联系或叠加，而是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产业链等链条的链接，这些链条比传统的组织和实际关联更具有黏性。这种经济链接成为现代产业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链接方式，这种产业之间的链接关系一旦形成，将产生直接冲破国界和行政区划的内在动力。供应链的链接、服务链的链接、资金链的链接和价值链的链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链，就是因为在现代流通中，信息作为一种特殊要素禀赋进入流通，成为流通中的最大变量。信息与其他商品不同的一个规律是，一般商品当完成交易过程进入消费端的时候，就走到了自身的终点；而信息成为流通中要素禀赋后，被交易的次数越多、被使用的次数越多、被消费的频率越高，在流通中产生的价值就越高。或者说，信息的价值是随着它在流通过程中被交易或消费的频率而增加的。通过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促使若干产业变成跨国界、跨区域、跨产业的链状链接或组合，既使市场呈现出潜在爆发力，也使信息加入流通产生巨大变量，促进产业跨国界或跨区域实现更优组合。这种力量导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不断优化调整。这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和选择，任何行政力量或者思潮都奈何不了，人为地进行干预或阻挡，只能是如“螳螂挡车”被浩浩荡荡行驶的车队所“碾压”。在美国第一批对中国输美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时，其中70%是中间品和投资品；在对第二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时，其中78%是中间品和投资品。这种切断全球供应链的逆流，越来越受到历史的惩罚。
“一带一路”建设为新业态、新经济主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新经济主体具有强大生命力，将成为跨国界发展的主力军。原有的跨国公司继续成为全球性企业主体，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推动者，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适宜的企业组织形式。跨国公司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的跨国经营能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和国际间分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其面向“一带一路”进行的全球性采购体系、营销体系、研发体系、生产体系，成为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比较优势发展的先行者。在跨国公司成为经济组织主导经济全球化主体的同时，大数据集成系统、平台经济、体现消费者主权意识的市场集成或更多自由创业的个人，这些迅速发展的新经济主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或“催化剂”，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能量。如大数据集成系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和不断产生累积效应，使数据不再仅仅是动态记录的过程，而成为独具价值和增值价值的资源，并逐渐成为直接交易物进入流通渠道。信息流通由桌面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转变，成为“泛在互联网”，促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及多类要素禀赋都能顺畅地快速流通，而大数据集成系统本质特征是泛在和跨界，这种新经济主体跨国界的能量，高于传统企业组织。又如平台经济，也快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经济主体，这种跨领域、跨行业、跨业态、跨国界的新经济的平台经济，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竞争力，具有准公共服务的功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其规模越大，服务功能越强，平台经济成为跨国界的消费者集成、生产商集成、供应商集成、市场集成的力量就越强。特别是第四次产业革命发生以来，美国引领了信息产业的变革，以IBM、微软、思科、苹果、谷歌、FACEBOOK等为代表的企业先后崛起。而中国则依靠改革开放和巨大市场规模，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实现了信息通信领域的跨越式发展，诞生了如阿里巴巴、腾讯、联想、华为等一批世界级互联网和信息科技企业。
E国际贸易方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应用与发展，将大大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大大快于传统贸易方式，而传统贸易方式，或者渐次被融合、替代，或者演化为下一代贸易方式。经济全球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生产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投资的全球化和消费的全球化。其中，特别是贸易的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加强了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合理配置，加快了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流通，促进了科技在全球性的应用或转化，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方式中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和采购贸易等传统贸易方式，已经被各国采用。随着中国与相关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国际贸易正迅速被“E”化，向着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演进。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术发展为先导，E国际贸易涵盖了生产、流通、金融、投资各个领域，囊括了世界经济和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全部过程。随着E国际贸易发展，又将推动国际分工从过去以垂直分工为主发展到以水平分工为主的一个新阶段；使国际资本流通达到空前规模，金融国际化的进程加快；促进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使国际分工更加深化，各国可以从事能获得最大限度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促进产业的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E国际贸易——下一代贸易方式形成的过程，既是一个全球性制度变革和相关国家政策沟通协调的过程，也是一个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渗透的过程，由于中国在E国际贸易有领先优势，必将通过“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的“E”化，率先在这一范畴内形成更为便利和自由的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作为下一代贸易方式，将使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要求以往的国别关系、地区关系发展为多极关系和全球关系，并要求强化国际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经济政策的趋同性，导致一系列全球性新经济规则的产生，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经济的作用更加重要。“一带一路”将由于E国际贸易的发展，使这些复杂的经济关系简单化、趋同化和平台化。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以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或许能为人类真正带来“自由、民主、博爱”。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解决困扰人类社会千百年的信息对称问题：区块链技术已经使去中心化的金融体系成为可能；生命科技的飞速发展正在使人类逐步实现大幅度降低疾病困扰的愿望；将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力与机械力量相结合的智能制造等，有望极大地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为未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完全不同的社会场景。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调整和演化。各国到了与全球同频共振的时代，认识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认识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站在人类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迎接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
（执笔人：陈文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