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优先和核心领域，是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愚者求异，智者求同，仁者求通。“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内涵丰富，其中之一就是打造互联互通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所谓新型国际关系和合作道路，实际上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实现多维度互联互通，提高更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通达水平，推动形成开放性、通达性、共享性的世界，人类迎来了建立在大流通格局下的认同与行动。
当今世界竞争博弈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到现代流通能力上，国家战略利益越来越集中在现代流通能力上，流通规则、流通秩序、流通效率、流通成本和流通组织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决定了世界合作。建设“一带一路”的主线是以“五通”为核心内容的互联互通，是国际化、社会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更有效率和效益的“大流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本质是互联互通，其核心是一个“通”字，互联互通提高世界的开放度，增强中国和所有参与国的现代流通能力，可以极大地调动和激发发展的潜能和动力。在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提出了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世界正在迎来国际化、社会化、市场化的大流通时代，政策沟通为流通创造环境，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现代流通特别是现代物流的基础，货物畅通是商流、物流顺畅流通和完善规则的过程，资本融通是国际货币、投融资更加便利化、有效有序的实践，民心相通是现代流通的社会环境。“一带一路”将提升沿线国家、参与国家之间的硬联通和软联通水平，帮助更多国家和更多中小企业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将加快推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流跨区域的便利化、自由化、国际化、高效化和共享化。
——政策沟通。 通过各国战略、规划、政策协同或者协调，有助于形成相向而行的共同行动和政策选择，创造流通外部环境的一致性，使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跨国界的国际化大流通有一个透明的、可预见的外部市场环境。取得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构建沿线国家多层次政府间经济发展战略、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规划项目对接的机制，形成趋向一致的战略、决策、政策和规则。推动国际化大流通在政策取向一致的情况下，使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人力资本流通更加顺畅。
——设施联通。 其包含两重含义：一是硬联通；一是软联通。硬联通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同推进经济走廊或物流大通道的建设，诸如从中国到欧洲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到南亚半岛的经济通道；中国到中亚、西亚的通道，包括中亚五国和西亚的一些国家；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随着“一带一路”从古丝绸之路沿线65个国家发展成为更多国家、国际组织参与的开放的国际合作平台和载体，将出现更多的经济通道、走廊和经济带，出现更多的经济合作园区、重要城市节点。软联通诸如互联网、物联网的联通，5G等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构成的深度泛在的联通，诸如各国相互让渡国家部分权利、实现更大范围的大通关等制度联通，形成“硬联通”与“软联通”共同推进的立体化经济走廊或通道。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创造性的连接都会使区域经济联系产生巨变，惠及更广阔的地域。“一带一路”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信息化为先导，实现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贯穿亚欧非，连接三大洋，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结成携手发展的“利益共同体”。
——贸易畅通。 贸易畅通是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接不被打断的保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流通规则，使流通中的国际交易和交换在同一规则中快速、有序和有效流通。在当代，一个国家的生产已经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的链接，生产过程即是流通过程。在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过程中，国际贸易商品结构、流量和流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以制成品、最终消费品为主体的贸易结构正在被以中间品、投资品为主体的结构所替代。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旨在突破各种形式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及各种壁垒，形成更为自由和便利的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体系。在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受阻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通过“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沿线国家和地区将共同建设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拓宽贸易领域，共同优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互补、互动与互助，共同探索新的开放开发之路，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使我国发展更多地惠及周边国家。
——资金融通。 “一带一路”倡议之前，资本流通规则以及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里。美国主导世界银行，欧盟主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本主导亚洲开发银行（ADB），国际资本流通秩序和规则基本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或主宰。为了促进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能够通过资本融通、货币流通实现共同受益，中国倡导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银行，筹备的上合组织金融机构，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创造资本顺畅流通和使用的环境，形成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金融新规则，构建支持更大范围开放的金融体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在激活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变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都参与了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合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银行开始运营，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亚洲开发银行、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本币互换、本币结算、货币直兑的步伐加快，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在世界舞台上，一场“化蛹为蝶”的金融开放和资本流通的合作正在行进时。
——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就是要创造现代流通更好的社会环境，使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得到所在国民众认同和响应。几千年积淀的世界不同文明、文化具有差异性，但世界是通的，民心是通的，增强文化认同感，是构筑“一带一路”开放建设的社会根基。由于交流交往交易，共同的需求是商流、物流、信息流、知识流和人员流通的畅通，现代流通推动了民心相通，民心相通进一步保障要素禀赋全球布局的经济交往的通达性。文化的影响力超越时空、跨越国界，获得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认同。要使“一带一路”建设得到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必须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和永恒价值，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指出，良好的道路、航线等可以缩小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异，互联互通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全球战略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一书中指出：“互联互通是当今时代的元模式。现在我们还仅仅处于地球工程再造的初期，世界需要更多的设施来服务于飞速增长的人口、商品、货物、数据和资金流动。”城市、经济走廊、产业园区、道路、交通设施、通信设施、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发展的首要需求和基础需求，对人们的生活和企业的发展会产生变革性影响。在发达或者更为成熟的经济体中，完善和满足需求而建设和更新基础设施，也是维持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18年，二十国集团（G20）旗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GIH）发布《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 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 ），该报告对全球50个国家的公路、电力、铁路、水资源、电信、港口、机场等七大行业基础建设投资需求进行了数据分析。2016—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增至94万亿美元，年均约3.7万亿美元，全球基建投资缺口约为15万亿美元。亚洲将在未来几年主导全球基础设施市场。据估计，到2040年，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约占全球的54%，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22%，位列第二，中国、美国、印度和日本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其中，仅中国就将占全球基础设施需求的30%。据世界银行测算，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每增加10%，GDP将增长1个百分点。另据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ERIA）报告，2021—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将使东盟各国GDP累计增加42.08%，东亚各国（“10+6”）GDP累计增加5.87%。欧洲知名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欧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等方面欧盟国家将获益良多。相关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跨境贸易的运输成本占物流成本的比重超过50%。报告同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中国和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位于另一端的欧洲国家同样获得了发展贸易的“新机遇”。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国家大多都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综合发展环境改善缓慢、广义贸易成本居高不下，进而导致经济落后和难以实现起飞。由于未能有效互联，有些国家虽然看上去是一个赋有主权性质的整体，但内部的割裂程度远比地图上显示出来的严重。特别是有不少内陆国，因为基础设施落后，大部分是“陆锁国”，这些经济体要发展，要实现经济起飞，亟须改善自身的综合发展环境特别是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曾支撑了它们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的便利生活与工作，但基础设施走向全生命周期的后期，亟须改造更新。随着技术革命如高铁技术的发展和输出，一些互联互通的国家成为受益者和发展者，一些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成为落伍者。跨国和跨区域互联互通由于涉及多个国家，供给效率更是低下，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互联互通的供给意识和能力不足，这涉及资金、民族宗教、技术水平、政府能力等诸多问题。这也表明仅仅依靠内生力量无法打破原有的恶性循环，只有引入外生动力才有可能打破这种循环，这种创造性的“打破”，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在互联互通的帮助下，才能够创造出与世界经济连接获得发展的机遇，并以此参与区域合作。
“如果从互联互通的角度观察世界，就会看到人类如何重新组织的新图景。可以说，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需求、利益和选择的最大交汇点。全球基础设施的发展正使得世界从割裂走向互联，从民族分割走向融合。基础设施就像是将地球上一切组织连接在一起的神经系统，资本和代码就是流经神经系统的血液和细胞。”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的“一带一路”发展导向型区域合作，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起点。在此过程中，政府间的合作特别是互联互通的引入，是打破经济落后恶性循环的突破口。“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联合国致力于人类可持续发展，与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设备等方面帮助高度契合，宏观目标完全一致，有助于加快区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大类和169项具体目标落实的重要支撑点。
特别是一国的设施联通、互联互通程度决定了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全球互联互通能力反映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高质量互联互通的能力，是各国积极平等介入全球互联互通进程、融入全球互联互通的过程，也是最终基本消除极端贫困的内在需求。世界银行相关研究指出，需要化解距离、密度和分割对发展的约束，推动经济地理重塑，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缩短距离，即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流动，缩短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距离；提高经济密度，即推动产业园和城镇的建设，提高经济活力；减少分割，即减少政策造成的经济壁垒，获得世界市场准入机会，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亚洲开发银行针对亚洲的跨国经济走廊进行了案例研究，认为经济走廊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一般包括四个阶段：首先，推动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交通运输成本；其次，以城镇化、更新城乡基础设施、促进工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投资环境、增加旅游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实现“地区发展计划”，拓宽经济走廊；再次，以贸易便利化为核心，促进跨境商品、服务、人员的流动；最后，需要协调不同国家区域发展的计划与政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跨境经济走廊。事实上，该研究已经表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园区的结合，有助于将“一带一路”发展演化为拉动周边经济体发展的经济走廊，而这种演变就是一个经济体从封闭的不发达经济向开放经济的发展转变过程，与此同时，这也有助于该经济体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引领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在将割裂的全球化带入一个互联互通的全新时代。未来40年的基础设施投入将超过人类过去4000年。如何打破基础设施滞后和经济发展落后之间的恶性循环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挑战。互联互通已经取代区隔成为全球组织新的范式。随着工业经济时代基础设施的衰落，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在全球兴起，大范围地连通各个国家和地区、各大洲，这其中涉及的建设、融资、管理也均超越了国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基础设施联盟。超级都市、高速公路、铁路线、油气管道、通信光缆等是全球网络文明的标志，将密密麻麻布满全球，几乎将所有的经济体的利益密切连接在一起。
“互联互通”不仅是一种国际共识，也成为一种方法论，日益成为治疗当前全球各种疑难杂症的“药方”，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建设使中国与更多国家携手建设“一带一路”，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延伸至现代版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调整与整合中，对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重新寻找和发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做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互联互通是一个广义联通概念，既包括基础设施物理性的硬件联通，也包括在政策与软件上的制度联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关税率为4.97%，而东亚与太平洋国家为8.15%；南亚、中亚地区分别达到14.05%和7%。政策壁垒导致的要素流动障碍同样使“一带一路”地区面临严重的分割。未来“一带一路”通过降低关税，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物流成本以及制度成本，坚持非歧视原则和消除贸易壁垒，加快“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标准、规则、法规对接，打造“大通关体制”将有望实现“软联通”。据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如果全球供应链壁垒的削减能够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一半，全球GDP预计将增长4.7%，贸易量将增加14.5%，远超取消所有关税所带来的福利收益。东盟东亚经济研究中心（ERIA）报告表明，2021—2030年，供应链壁垒和非关税措施的削减将使东盟各国GDP累计增加31.19%，东亚各国GDP累计增加7.76%，因此不仅加快了有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也整体推进了参与合作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当前，全球面临增长动能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治理体系滞后、区域发展失衡，以及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多边机制不振等问题，“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有悖于世界合作潮流的主张重新抬头，经济全球化走到历史十字路口。
近年来，世界对交通、能源、通信等互联互通产品的需求正急剧增加，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供给意愿和供给能力却相当有限，很多时候自身还有很大的更新需求。“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利用既有双边合作机制、国际组织和多边论坛等有效平台，在推动形成相关国家发展规划对接、政策对接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软基础设施联通水平不断提升，可以大大降低区域间商品、货物、资金、物流、信息、技术等交易成本。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的研究报告显示，一般而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拉动经济增长：一是降低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二是提高市场进入的便利程度。报告援引“渝新欧”铁路和青岛港口的统计数据为例，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欧之间的陆路运输实现了快速通关、快速换轨、快速检验，使成本降低了50%，海路运输成本降低了5%。陆地、空中和海上交通运输成本每减少10个百分点，国际贸易额将分别增长2%、5.5%和1.1%。在交通运输成本降低后，比利时、荷兰、斯洛伐克的国际贸易上涨幅度将接近10%；奥地利、匈牙利、丹麦、摩尔多瓦、德国、波黑及波兰的国际贸易增长幅度也将达到8%以上。
互联互通深嵌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之中，也是当代国际关系演变的动力。经济全球化演化的内在动因是现代流通运动的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持续演进的客观进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在新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时代，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人的流动对阻碍其顺畅流通的冲击力。这种导致经济全球化必然结果的内在动力不可遏制，并且在加快聚集、放大、发展，产生着人们已经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变化，乃至产生颠覆性技术革命、业态变革或商业模式创新，更引发国际关系包括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式的变革。
互联互通不仅停留在实践和政策层面，还上升到区域合作以及全球治理层面，从而对国际关系的演化形成助推力。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对互联互通的含义、目标和任务做出重要阐释。中国借助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欧互联互通等会议机会，力推《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此外，中国与东盟成立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设立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倡导建设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等。6年来中国与参与国共同推动建立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合作框架，基础设施联通从交通、能源、通信、管道、口岸等的“硬联通”，向标准、通关、认证、融资等“软联通”逐步发展。目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130多个涉及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方面的双多边协定。其中，与沿线15个国家签署了16个双多边运输便利化协定，与沿线47个国家签署了38个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中国政府与欧盟委员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启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合作；中国与老挝、缅甸和泰国等三国共同编制《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发展规划（2015—2025年）》，推动制定了《大湄公河次区域交通战略（2018—2030）》和《中国—东盟交通合作战略规划行动计划》。在多个国际合作机制、双边多边交流平台下，积极与沿线国家进行对接，先后与伊朗、孟加拉国、阿富汗等国家信息通信主管部门签署了《政府间信息通信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东非共同体五国、埃塞俄比亚和国际电信联盟分别签署了《共建东非信息高速公路合作文件》，并在“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与国际电信联盟签署《关于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电信和信息网络领域的合作意向书》。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通过了中国提出的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在加快中欧陆海快线、中欧班列等区域和国际物流通道建设的同时，沿线国家开展口岸通关协调合作、提升通关便利，平均查验率和通关时间下降了50%。
互联互通经济合作伙伴，作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既有各自独特的、丰富的实践基础，又有共识性、共通性的国际经验。中国是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引领者，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互联互通”作为政策理念纳入其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理念推进“互联互通”，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的自由贸易网络体系成为完善国际关系的“黏合剂”，成为中国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作为一项长期的国际经济合作行动，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可以在人类面对共同挑战面前的最佳选项。
互联互通是世界各国人民寻求自身发展的共同利益与共同诉求的新型公共产品，是为全球秩序、全球规则提供“中国方案”，并已经变成了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参与的国际经济合作行动。如果说过去全球通过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的是维护国际安全秩序，那么今天世界各国则更加迫切地需要以道路、交通、管网、通信为主的“互联互通”，迫切需要以互联网、物联网、云服务、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互联互通”。因而，世界越来越需要一些全球性组织或地区性大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保障互联互通的制度、规则与管理变革，这是实现全球高质量互联互通能力的核心。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酝酿深刻变革与调整。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拒绝承担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应尽的责任，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各国利益深度交融、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美国却筑起高墙，滑向保护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主张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反对任何排他性安排或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为此，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合作机制合作，推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深化改革，使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具有更多代表性并使之互相协作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