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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重要场合100多次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实践路径、路线图等进行详细阐述。2017年2月10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3月17日，其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3月23日，其首次被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今天，各国应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共同解决世界的难题，共同掌握世界的命运。当代国际关系中任何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都不应脱离对同伴的责任、对国际大家庭的责任、对我们居住的地球的责任。
“一带一路”建设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认识跃升和伟大实践，习近平主席从哲学和价值观的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以此作为“一带一路”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增加了“一带一路”的道德力量和凝聚力，使“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在新时代为人类的和平发展、共享发展、包容发展和持续发展提供的可供选择的经济合作方案，贡献了站在道德道义制高点上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思想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和文化”理念一脉相承，适应当代世界文明多样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植根于中华民族兼济天下的博大情怀和与世界其他民族包容共生的文化基础之上，本质是包容互鉴的文明观、百家争鸣的文化观以及和而不同的价值观。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回顾人类发展史，人类社会演进是一个由较小群体演进为较大群体、由信息封闭逐步到信息流通释放出新一代科技革命的内在动力、由相互隔膜走向相互依存、由文化差异走向观念融合的过程。在古代国际社会的五大文明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链接起来的国家，是植根于中国历史的深厚文化给了一个伟大国度繁衍生息、生生不息的力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一个和合天下的世界，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天下和平、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万国咸宁、天下和合，是中华民族古圣先贤对天下观的智慧卓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思想：五经之首的《周易》以“天地风雷”预示人之吉凶、国之命运；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信奉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哲学观。中国有“大同”理想，以“天下为公”为原则，向往富裕、公平、诚信、友爱、太平的世界，如费孝通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源远流长，无内无外、天下一家是其核心原则，协和万邦、世界大同是其终极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通过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中国梦与攸关世界各国前途命运的世界梦紧密连接在一起，让世界更多国家分享中国智慧、中国经验，既使世界发展成为中国的机遇，又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的机遇。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过去西方国际政治学宣扬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秩序”“日不落帝国安排”“雅尔塔秩序”以及“华盛顿共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思想基础和语言表达。从人类发展的进程来看，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把国际关系纳入一定的框架中，以相对稳定的规则和机制加以治理。今后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秩序将包含这个国际秩序的大部分合理因素，并根据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和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需要不断变革与调整。纵观历史，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1992年正好是500年，也是从国际秩序到世界秩序形成的500年，其根本缺陷在于排斥了占人类多数的非西方国家。500年间，15世纪有文艺复兴和新航路大发现；16世纪发生了宗教革命和教皇体系解体；17世纪形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大西洋三角贸易；18世纪，欧洲王朝体系解体，世界殖民体系形成；19世纪，东方朝贡体系崩溃，同时世界市场体系形成。世界每100年都有体系的大变化，都有前100年没有的重大特征，但是每次变化都是“西方中心”秩序的扩张，而不是形成真正平等的世界秩序。在西方主导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500年之后，“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并在国际市场上自主销售本国产品的新机遇，这是对旧有全球化的一次大扬弃，将会推动世界从行政隔离走向互联，从民族分割走向合作，形成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全球化社会和全球人类新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一带一路”通过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实现互利共赢，是对仍在奉行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丛林法则、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回应。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平等和尊重才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符合更多国家人民群众渴望共享发展机遇、创造美好家园的憧憬和期待，促使人类社会逐渐形成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让合作共赢超越20世纪至今的地缘对抗，创造出实现更高视野、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且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和理念，适应人类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新全球观”，成为21世纪的人类新文明。
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共同体思想”，他们把作为无产阶级奋斗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命名为“自由人联合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是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并因此具有丰富个性的“自由人”。马克思揭示了人或社会发展的三种形态：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中间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进而实现以“类”为本位的自由人联合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是一个认识作为“个人是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是自由而全面发展并因此具有丰富个性的自由人”的最大限度交织、交汇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21世纪新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崭新思想境界。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细心观望，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面前，认清了一个道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包打天下。唯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胸襟，“穷则变，变则通”的眼光，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迫切呼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们深入交流，增进彼此理解。
“一带一路”之所以使中国倡议成为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就是因为作为核心理念和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主席介绍中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他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实现共同繁荣。”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前途命运已经前所未有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正在把自己的发展经验与机遇提供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扩大利益汇合点、理念共鸣点、合作契合点，为“一带一路”建设寻找最大公约数，彰显大国智慧与气度。“一带一路”的古丝绸之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很多是低收入国家，有9个是最不发达国家，还有大量民众仍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低，相当多国家无论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看，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后影响和适应变革演化中的世界看，各国谋和平、求发展的愿望比以往更加强烈，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70周年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成为最受欢迎的全球新型公共产品，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分享市场、投资、贸易收益，分享绿色发展环境的重大机遇，也成为发达国家发挥资金、智力、服务等优势参与第三方合作的新机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人类维护世界和平的先进世界观，“一带一路”是世界和平发展的载体与通途。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快速发展并改变世界，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它不仅改变世界的面貌，而且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普遍交往把区域性、民族性的历史带入全球范围，不同的文化在相遇相知中交流互鉴。但是世界范围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空前膨胀，引发战争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能源风险、粮食风险的因素也在上升，个别国家成为既有国际秩序、国际规则的搅局者、破坏者和肇事者，他们不仅“退群”，破坏各国为了维护和平大局、保护生态等形成的国际组织、国际共识或条约，甚至有可能瓦解现有国际机构或者体系。全球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发展趋势，正在与把一个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和国际规则之上的民粹主义展开激烈博弈。尽管逆全球化是回头浪，最终会被滚滚向前的历史大潮所淘汰，但当前仍在拍打着两岸，是容易引发矛盾、冲突、纠葛与战争的因素和力量，它不可能自动离开历史舞台，人类社会面临新的挑战。当今世界安全问题极为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可能建立在周边国家贫穷的基础上，一个国家的安全也不可能基于周边国家的不安全，一个国家的内部动荡会外溢到其他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是对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的概括和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也是人类情感共同体与安全共同体。安全应当是普遍、平等和包容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乃至世界安全事务的权利和维护世界安全的责任，“一带一路”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促进世界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中国不再是孤立或封闭于世界的国家，而是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求中国必须与其他国家一道同呼吸、共患难，共同抵御外部风险和挑战。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沿着丝绸之路和世界所到之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条链接中国与相关国家地区的感情纽带。习近平主席强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在各区域组织关系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阿拉伯命运共同体、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越南命运共同体、中国—俄罗斯命运共同体、中国—缅甸命运共同体等。“一带一路”提出了清晰明确的方向，给了更多国家和地区休戚与共的依存感，给了通过共同努力解决发展困难的力量感，更重要的是，立足于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通过提升文化的相互开放水平，推动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包容精神的多样性文化，汇聚和释放文化促进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现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增长，“一带一路”成为在新型经济全球化大潮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习近平主席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4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有70多年，蓦然回首，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20世纪后半期到21世纪初，由于中国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世界格局特别是经济格局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基础性变化，中国积蓄了发展的能量和力量，理应也能够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中国是“一带一路”倡议者、推动者、建设者，更多国家和地区人民参与“一带一路”的热情和行动，将绘就人类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