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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调整全球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竞争对手。在亚太方面，特朗普政府2017年11月开始推出“印太愿景”（the Vision for the Indo-Pacific），尔后又于2018年6月初正式深化为“印太战略”（the Indo-Pacific Strategy），以取代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达到构建并利用美、澳、日、印“四国集团”（the Quad Group）应对中、俄、朝等国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挑战甚至威胁”，遏制中国的发展，确保美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维护“四国集团”利益。
在欧洲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继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因乌克兰东部问题、克里米亚问题对俄罗斯持续制裁。2019年8月2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声明称正式退出《中导条约》，这意味着存在了30多年的《中导条约》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中导条约》失效，那么世界范围大规模军备竞争将难以避免。另外，特朗普政府还推出新版太空战略，8月29日宣布设立“太空军司令部”，成为美军第11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地位与中央司令部等主要作战司令部持平，强化其太空防御和威慑能力，计划到2020年组建一支独立的“太空军队”。这一系列举动都给现有的国际秩序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在此背景下，朝核、伊核、南海、巴以等地区热点问题可能产生新的变数，这将极不利于地区与国际安全局势的稳定。
一是恐怖主义呈现新的形态。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实力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2017年经过各国的联合打击后，军事上遭受重大失败，其占领的伊拉克、叙利亚大部分领土被收复。“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遭受挫败之后并没有完全消亡，其残余势力加快向其他地区转移，寻求在阿富汗做大并向周边国家渗透，导致南亚、东南亚等地反恐局势严峻。
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在阿富汗不断攻城略地，有重新做大的趋势。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办公室2018年11月发布统计数据显示，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13%的领土、10%的人口，同时在199个县中与政府军处于胶着态势。
二是恐怖袭击的数量呈增多趋势。根据《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统计，欧洲地区发生恐袭的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1%。北美两国恐怖活动均有所增长，2017年10月1日晚上美国出现拉斯维加斯特大恐袭事件，死亡近60人、伤500多人。澳洲也不平静，澳大利亚近年来不断出现恐怖袭击事件，其中2017年7月15日藏在绞肉机里的炸弹因绞肉机超重而未被允许带上飞机，500余人幸免于难；2019年3月15日下午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两座清真寺的枪击案造成49人死亡、48人受伤。非洲地区也成为恐怖袭击的高发区。2017年，“博科圣地”恐怖活动再度增多，全年发动272起恐怖袭击，致死1254人，比上一年分别增加40%和15%。
其中恐怖主义袭击呈现出“独狼式”、本土性特点，尤其在欧洲地区本土的恐怖主义分子开始增多，很多都是“独狼式”袭击而防不胜防。此外，难民问题、环境问题、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对全球安全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一是大国安全治理理念不合拍。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原则，不再愿意承担一些国际安全治理责任，消极参与安全治理事务。最明显的是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了《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中导条约》等。这说明对美国有利的安全事务它就参加，否则就消极对待，不愿承担大国国际责任。在处理大国关系中，美国仍然坚持“零和博弈”的旧安全观，处处将新兴国家作为竞争对手进行防范和遏制。中国站在全人类利益的立场上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这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和支持，为未来的全球安全治理指明了方向。
二是联合国的作用发挥有限。一般意义上，在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仍然需要依靠以联合国为核心、并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体系为补充的国际合作机制。但这一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病的跨境传播，以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时显得有心无力。
在传统安全领域，联合国发挥的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在叙利亚战争、乌克兰东部冲突等热战爆发地区，联合国虽然多次调和，但是仍避免不了地区性战争和冲突的爆发。
三是民粹主义抬头。虽然全球化不断加深，但是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地有抬头之势，这在欧洲表现得尤为明显。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和丹麦人民党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度成为本国的第一大党。他们甚至积极参与欧洲议会的选举。民粹主义的抬头和参政，从国内政治的社会基础上动摇着多边主义的世界秩序。在全球安全问题需要各国合作协商解决的今天，民粹主义的抬头显然与全球安全治理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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