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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民族地区能够顺利完成2020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艰巨任务，但必须认真对待如前所述的四个挑战，建立长效稳定的脱贫机制和发展机制，不仅能让贫困群众脱贫，还能够有效地应对返贫风险，并不断提升发展动力，缩小民族地区与全国的差距。为此，笔者提出如下思考和建议。
民族地区要深化“两不愁三保障”的保障机制，积极应对返贫风险。
随着脱贫攻坚不断深入，要谋划把防返贫机制嵌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现有的脱贫考核主要关注的是“两不愁三保障”的硬件条件，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主要关注住房的质量、饮水的水质、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教育和卫生医疗资源，对于收入波动、教育负担、医疗负担关注的相对较少。目前，民族地区这几方面的投入确实能够满足贫困群众的脱贫需求，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距离群众的高质量发展需求还有一定差距。扶贫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并不是到2020年就彻底结束了，还要应对返贫风险。因此，在当下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不仅要关注脱贫考核，还要建立多维度的防返贫机制，为民族地区有效应对返贫问题提供制度保障。
现阶段民族地区要持续推进提升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针对民族地区自来水设施存在的问题，要健全贫困地区饮水工程运行管护机制，防止重建设、轻管护。要切实了解民族贫困地区对于自来水的需求以及在安全饮水中存在的问题，加强饮水工程管理工作，要定期加强水质检测，保证用水安全。对于污染风险较高的水源，要加强水质检测和水源地保护工作，确保水源不受影响。针对季节性缺水问题，要掌握现阶段的饮水情况，因地制宜地建设供水工程，对确因居住分散，不适宜建设集中供水工程的村镇，应支持贫困群众建设自备井、水窖供水，并加强水质检测，避免简单的望、闻等方法，确保群众饮水达到安全标准。
为了解决民族地区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返贫压力，保证脱贫工作持续稳定推进，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教育、卫生医疗投入，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在教育方面，目前在各地农村地区实施的“一村一幼”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应进一步加以完善，加大村级公办幼儿园投入，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学前教育，特别是加强对幼师人才的培养。对于义务教育阶段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应不断完善教育方面的对口支援，加强省内、市内的对口支援，加强城乡教育机构之间的协作支援，充分利用其他地区优质学校的资源，提高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师资水平。此外，还应因地制宜鼓励发展远程教育，如昆明市禄劝一中的网络直播课堂教学方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学生高考成绩进步显著，部分学生考上了清华等国内著名高等学府。
在医疗卫生方面，民族地区应继续加强村级卫生院建设，巩固好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提高基层卫生公共服务水平，让小病、常见病在村镇基层医院就得到救治，防止小病转化为大病，加重群众负担。特别要重视民族贫困地区地方病的防治工作，要切实做好风湿病、心脏病等慢性病的防治，尽可能在源头上阻断因病返贫的根源。要探索农村地区集中养老、集中护理制度，发挥政府投资的引领作用，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发挥集中养老、护理的规模经济效应，减轻家庭负担。
加快组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社区管理机构，提升社区管理机构的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进一步强化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后续保障和管理工作，特别是加强就业培训和服务，尽可能地就地就近就业，让搬迁群众能够“稳得住”。要进一步巩固危房改造工作，多方筹措资金，全面完成对C级、D级危房的改造工作，可将危房改造与特色村寨建设、新农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相结合，整合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提升农村地区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同时，营造安全、卫生的居住环境。
民族地区要建立长效稳定脱贫机制，产业扶贫和就业帮扶至关重要，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户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机制。在产业扶贫方面，民族地区要立足实际，在加快推进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用好金融扶贫政策，多元化发展产业，实现收入增长的多元化。同时通过集体经济、合作社等形式提高村民的自组织程度，发展集体经济、互助经济，让贫困群众也能够共享产业发展的红利。在就业帮扶方面，不仅要重视贫困地区劳动力培训，还要因人制宜，优化培训内容，为贫困户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帮助贫困户稳定就业，同时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定点扶贫等工作，做好就业帮扶。充分利用东西部扶贫协作平台，支持鼓励东部地区企业到民族地区投资建厂，支持民族地区产业发展，让贫困户能够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民族地区要积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引导脱贫攻坚走向深化，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农村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因地制宜，发挥当地生产要素优势，以特色产业发展为基础，进而推进乡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产业融合。下一阶段城乡融合建设的重点是依托“互联网+”和“双创”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转变，鼓励电子商务企业进农村，完善农村电子商务支持政策，实现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全覆盖，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可以借鉴“砀山模式”经验，通过“电商+一村一品”“驿站带网店”“电商+基地+贫困户”等模式，带动农村居民发展特色种植业、农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加工、林下经济、乡村旅游等产业，让农村居民收入多元化。此外，还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进一步优化“三权分置”制度，健全土地流转相关制度，保护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在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权益，鼓励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统筹规划城市与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与乡村间的公共资源进行合理且科学的安排，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为城市和乡村之间要素的双向流动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推动县城和重点镇道路、供水、供电、信息基础设施、广播电视、防洪、垃圾污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城乡路网建设投入力度，以公路建设为依托，提高“村村通”“乡乡通”道路等级，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行补齐，推进自然村通等级路建设。加强农村环境设施建设，建设美丽乡村，改进村容村貌，打造干净、整洁、和谐的农村环境。在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软件的同时，进一步配齐配强环卫保洁、污水处理等相应环境设施硬件建设，加速宜居环境建设，全面提升农村生活水平和农民生活品质。
民族地区要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并轨。进一步实现城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均衡配置，提高农村地区教育、医疗等机构的硬件和软件水平，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教育、医疗发展机制。针对当前突出的农村养老问题，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体系建设，加强集中养老服务制度的建立，可以借鉴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的“医养一体、两院融合”农村养老模式，四川省金堂县的“一中心、多站点、重巡访”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等新模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减轻养老基金的资金压力，缓解分散式养老效率低、效果差的问题，释放更多的劳动力资源。
民族地区要建立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机制，特别是要通过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保障机制，提升人才待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激励、鼓励、支持更多的高素质年轻人才加入农村建设队伍。当前农村人才培养工作的重点是培养本地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地人才的优势。要鼓励原籍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外出务工及经商人员回乡创业兴业，发挥好本地人才对当地风土人情、语言习惯、社会情况熟悉的优势，充分调动本地人才建设家乡的热情，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此外，还要拓宽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特岗计划等人才向乡村流入的渠道，根据新进人才的能力和特点，将其分配至合适的岗位。建立城市专业人才定期服务农村的机制，建立农村人员赴城市培训的机制，加快双向流动、学习和培养，有效提升乡村人才水平。
民族地区要制定好脱贫政策退出的有效机制，规划好“脱贫不脱政策”的脱贫政策延续期，根据政策类别，制定退出时间表、退出标准，同时要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民族地区应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脱贫不脱政策”的执行期限，细化“脱贫不脱政策”的终止标准，规范“脱贫不脱政策”的终止流程。对脱贫户主动申请不继续适用“脱贫不脱政策”的，应当尊重个体意愿。贫困户在扶贫政策延续期内发生家庭变故的，符合贫困标准的，应继续享受扶贫政策支持，直到超过国家贫困标准。当前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的政策，如扶贫贴息贷款、技能培训和保险补贴等可以适当延续；主要依靠行政力量的扶贫政策，如定点帮扶、挂包帮扶等可以逐步有序退出。
脱贫政策能否退出的关键在于能否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要积极引导贫困户转变思想、更新观念，既要扶贫，更要扶志，真正使贫困户摆脱依赖心理，树立主体意识，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依靠勤劳脱贫致富。可以借鉴一些地区扶贫扶志的成功经验，通过“教育引导”“文明创建”“村规民约”“法制保障”等方式从思想改变、行动激励、规范约束和法律惩戒等方面着手，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让贫困户在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克服依赖心理、增强脱贫信心，以积极的精神面貌主动改变贫困落后境况。
尽管政府是扶贫事业的主导者，但扶贫不能仅依靠政府的力量，还要依靠全社会的资源。要鼓励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积极参与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实现扶贫资金的多元化，扩大企业扶贫的参与度，特别是鼓励企业加强电商扶贫、金融扶贫、保险扶贫、消费扶贫等，全方位、多领域地创新扶贫形式。此外，还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积极引导一些社会组织参与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将服务与活动的重心由东部地区转向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地区。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社会组织丰富的社会服务和组织经验，对民族地区社会组织进行扶贫培训工作，加强东西部社会组织间的协作，帮助民族地区社会组织提高能力建设，化解因政府扶贫政策退出而导致的扶贫主体缺位问题。
民族地区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当前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经济发展的支撑，也是未来民族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实现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民族地区建设用地资源紧张，一是要利用好现有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在提升改造传统产业的基础上，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并引进环境污染较小的、耗能较低的、节水的产业，在适宜地区可考虑推动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制造等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
二是做好土地利用规划和空间规划。开发利用废弃土地和宅基地，做好土地整治，积极治理污染较严重的土地，对塌陷地进行修复，使之成为可以利用的土地。通过置换等方式，将分散的、碎片化的土地集中起来，形成规模化的连片土地。
三是要创新机制，多元化增加建设用地。可积极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与其他地区开展合作，大力发展“飞地经济”。“飞入地”拥有较充裕的可开发土地，资金、技术、人才要素资源较丰富，经济发展环境好，但生态环境较脆弱，生态资源不足。“飞出地”土地资源紧张，经济发展基础较差，要素不充裕，但生态资源丰富、生态产品多样。双方开展合作，“飞出地”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生态产品调节服务，“飞入地”提供建设用地，与“飞出地”共同建设产业园区，实现双方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享双赢。
民族地区可考虑在适宜地区开展生态资源转资产的试点工作。在试点地区首先要做好生态资源的普查工作，统计好物质产品、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的生态价值。其次要清晰界定水流、林木、山岭、草地、荒地、滩涂等各类生态资源的所有权，划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边界，并建立产权流转交易和抵押登记服务平台，发挥平台办理产权登记、处置、担保、信息发布、流转交易的职能，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最后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拓宽生态资源融资渠道。如浙江丽水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房所有权、林权、水权、村集体经济股权“六权”确权赋权，做到“山有界、树有权、地有证”，并建成了三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实现农村林地使用权、水域养殖权、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等12类产权交易、抵押和贷款。民族地区可以借鉴丽水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生态资源转资产的机制。
民族地区在适宜地区可积极试点生态试验区，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对于物质产品，要推行标准化生产，制订全周期的生产计划，进行精准、精细化管理，确保生态附加值不流失。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要严格按照生态保护要求，限制农药、肥料、饲料等的使用，杜绝种植、养殖等污染。改善农产品储藏、保鲜、烘干等技术条件，加大研发力度，提高农产品加工水平，开发更多元化的产品类型，提高农产品生态价值。
对于调节服务，应充分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发展康养服务、户外运动等产业来挖掘生态溢价。康养服务方面，要依托当地丰富的生态资源，建设康养基地，打造集旅游、休闲、度假、疗养于一体的康养综合体。在山地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发展马拉松、户外拓展、探险等山地运动，打造户外运动休闲示范区。
对于文化服务，应围绕生态品牌的打造，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要积极利用民族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资源，发挥资源和文化特色，形成旅游品牌，带动当地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同时通过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物质产品价值实现，并提高康养、体育、文化等产品的生态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