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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制造和使用的劳动工具越来越先进，对自然的改造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尽管古代也有环境问题，但只在少数地方发生，破坏性也较小，一般依靠自然系统的自净能力，不至于产生重大危害。环境污染演变成一场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危机，始于18世纪末兴起的工业革命。现代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普遍把工业革命视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同样地，也把工业革命视为人类环境污染史的分水岭。从影响全球和区域环境的问题看，主要责任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工业发达国家。
18世纪中叶以来，首先是英国，其次是欧洲其他国家，然后是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相继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国家，最终建立了以煤炭、矿冶、化工等为基础的工业生产体系。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出现和广泛应用为基础。蒸汽机的使用需要以煤炭作为主要燃料，因此，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煤炭成为工业化初期的主要能源。到1900年，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英、美、德、法、日五国煤炭产量总和已达6.6亿吨。煤炭的大规模开采和使用，在提供动力的同时，也释放了大量的烟尘、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其他有害的污染物质。矿冶产业既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硫，又释放许多重金属，如铅、锌、镉、铜、砷等，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水体；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对河流和湖泊等水体产生了严重危害。此外，水泥厂产生的大量粉尘与造纸厂产生的大量废液，也对大气和水体造成了严重污染。
在最先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环境污染问题最先爆发。伦敦曾被称为“雾都”，泰晤士河一度臭气熏天、鱼虾绝迹，英国的大气质量也急剧恶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许多工业城市的上空长期被灰黄色的烟雾笼罩，严重的煤烟造成植物枯死，晾晒的衣服变黑，即使白昼也需要人工照明。西欧第一大河——莱茵河，一度成为欧洲的“下水道”。远在美洲大陆的芝加哥、匹兹堡、圣路易斯和辛辛那提等美国当时主要的工业城市，煤烟污染相当严重。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因开采铜矿排出的毒屑、毒水，污染了农田、森林，并造成田园荒芜、几十万人流离失所的足尾事件。虽然这一时期环境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但是环境污染尚处于初发阶段，污染源相对较少，污染范围不广，污染事件只是局部性的，或某些国家的个体事件。
随着西方各国工业化的深入发展，煤炭的产量和消耗量逐年上升。据估算，20世纪4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和家庭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硫每年高达几千万吨，其中2/3是由燃煤产生的。这一时期，由煤烟和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无论是从程度上还是从范围上，都较前一阶段更为严重，造成了多起严重的燃煤大气污染公害事件。
20世纪30年代前后，内燃机经过不断的改进，发展成为比较完善的动力机械，在工业生产中广泛替代了蒸汽机，以内燃机为动力机的汽车、拖拉机和机车等在工业化国家快速而普遍地发展起来。内燃机的燃料是汽油和柴油，石油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能源构成中的比重快速上升。开采和加工石油不仅刺激了石油炼制工业的发展，而且带来石油化工业的快速兴起。但是，石油的开采和应用在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却产生了新的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汽车排放的尾气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以及铅尘、烟尘等颗粒物和二氧化硫、醛类等有毒气体。一定数量的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在静风、逆温等特定条件下，经强烈的阳光照射会产生二次污染物——光化学氧化剂，形成具有很强氧化能力的浅蓝色光化学烟雾，对人、畜、植物和某些人造材料都会造成危害；遇有二氧化硫时，生成硫酸雾，腐蚀物体，危害更大。这种新型的大气污染现象，因最早发生在洛杉矶，又称洛杉矶烟雾。1943年，洛杉矶首次发生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人眼睛疼痛、头疼、呼吸困难甚至死亡，家畜生病，植物枯萎死亡，橡胶制品老化龟裂以及建筑物被腐蚀损坏等。这一事件显示了汽车内燃机排放气体造成的污染与危害的严重性。
此外，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的有机化学工业的发展，西方工业化国家不仅合成了橡胶、塑料和纤维三大高分子合成材料，还生产了多种有机化学制品，如合成洗涤剂、合成油脂、有机农药、食品与饲料添加剂等，这些产物对环境的破坏也日益扩大。显然，到这一阶段，在旧有污染范围扩大、危害程度加重的情况下，随着汽车工业和石油有机化工的发展，新的、更为复杂的污染形式出现，导致公害事故增多，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数上升，人们称之为“公害发展期”，这客观上反映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危机愈加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进入战后快速恢复期，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在这种高速增长的背后，却隐藏着环境破坏和污染的巨大危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一方面带来了资源和原料的大量需求和消耗，另一方面使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的大量废弃物排向土壤、河流和大气之中，最终造成环境污染的大爆发，使环境污染危机进一步加重。
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按其发生缘由，可分为以下几类。①因工业生产将大量化学物质排入水体造成的水体污染事件。如日本1953年和1965年发生的“水俣病”就是其中的典型。②因煤炭和石油燃烧排放的污染物造成的大气污染事件。如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③因工业废水、废渣排入土壤造成的土壤污染事件。如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痛痛病事件，就是由于当地锌、铅冶炼工厂排放的含镉废水污染了神通川水体，进而造成农田土壤污染，人们食用了含镉稻米以及饮用含镉水后，引起镉中毒。④因有毒化学物质和致病生物等进入食品造成的食品污染公害事件。如1968年日本的米糠油事件。日本北九州的一家食用油加工厂用有毒的多氯联苯作为脱臭工艺中的热载体，因管理不善，毒物渗入米糠油中。
与此同时，海域沿岸发生的海洋污染和海洋生态破坏，成为海洋环境面临的重大问题。靠近工业发达地区的海域，尤其是波罗的海、地中海北部、美国东北部沿岸海域和日本的濑户内海等受污染最为严重。海洋污染源复杂，有通过远洋运输和海底石油开采等途径进入海洋的石油和石油产品及其废弃物；有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城市和工矿企业排放的、直接流入或通过河流间接进入海洋的污染物；有通过大气运行到海洋上空随雨水降入海洋的大气污染物；有因人类活动进入海洋的放射性物质。海洋污染引起浅海或半封闭海域中氮、磷等营养物聚集，促使浮游生物过量繁殖，以至发生赤潮。赤潮的频繁发生，是海洋污染加重、海洋环境质量退化的一个突出标志。
总之，环境污染已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公害事故频繁发生，公害病患者和死亡人数大幅度上升，被称为“公害泛滥期”。此外，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又增添了放射性和有机氯化物等新污染源。这一切足以表明，20世纪60—70年代，当西方国家经济和物质空前繁荣之时，对大自然的污染和破坏却不断加深，人们实则生活在一个缺乏安全、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
在遭受环境污染带来危害的同时，西方国家和社会各界开始反思其发展和享受的工业文明，以及对待自然的态度。在这种氛围下，西方国家和社会逐渐醒悟，开始意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西方社会开始转变并抛弃无视自然的传统观念，确立重视自然、与自然和协相处并协调发展的观念。西方各国开始积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少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建设统一起来，在增加经济投入的同时，也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力度。不仅如此，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转变，开始自觉地把消费与环境联系起来。
由于环境污染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西方国家在环境污染发生初期，就开始采取限制性措施，颁布了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如英国1863年颁布的《碱业法》、1876年颁布的《河流防污法》，日本大阪府1877年颁布的《工厂管理条例》，等等。此后，美国、法国等国也陆续颁布了防治大气、水、放射性物质、食品、农药等污染的法规。但是，由于人们尚未搞清污染以及公害的原因和机理，仅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或颁布保护性法规，未能真正阻止环境污染蔓延的势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时，西方国家相继成立环境保护专门机构，以图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在学者和公众的强烈要求下，在各国舆论的压力下，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试图通过国际合作为从事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政府和国际组织提供帮助，消除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会议还发布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人类环境宣言》第一次呼吁全人类要对自身的生存环境进行保护和改善，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次会议是世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加深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扩大了环境问题的范围，冲破了以环境论环境的狭隘观点，把环境与人口、资源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力图从整体上解决环境问题。
1992年6月，世界183个国家的首脑、各界人士和环境工作者聚集里约热内卢，举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就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共商对策，探求协调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法，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里约峰会正式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标志着世界环境保护工作迈上了新的征途——从治理污染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人类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范围，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主张成为人们的共识，“环境与发展”成为世界环保工作的主题。
通过对西方国家环境污染与治理历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否定自然（无视自然）到肯定自然（重视自然）的过程，这是人类环境价值观由不科学到科学的转变。在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今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重蹈发达国家覆辙的情况下，从道德的高度看待人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呼吁全人类树立科学的环境价值观，激发人们保护环境的道德责任感，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