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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和组成部分，又是社会存在物，具有高于自然物质的社会本质，人与自然既有同一性，又有对立性；随着人自身的发展，人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更好地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发展的和谐，但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需要共产主义的胜利才能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自然的客观性与先在性。一方面，马克思坚持物质的客观存在性原则。他认为，自然及其规律是独立于人的意识客观存在的，人不能创造物质本身，也不能改变自然规律，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的；人只能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掌握自然规律，但也只能通过掌握自然及其客观规律，通过生产劳动的社会实践来利用和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自然相对于人具有整体性和根源性。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作为自然存在物“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恩格斯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在他们看来，无论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统一度如何，自然界都具有优先地位。
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性。一方面，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和其中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人的无机界范围要远比动物广阔，不但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要源于自然，就连人的科研活动和精神生活也依赖于自然。可以说，人与自然是一个休戚相关的有机整体。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具有对立性。由于自然及其规律具有客观性，而人又不可能轻易掌握这些规律，这就既存在着自然并不是简单地、自然而然地为人类提供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矛盾，又存在着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环境的现实可能性，因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表现出一定的对立性。
三是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辩证统一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劳动的本质，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提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通过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人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从自然界获取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实现生产的目的和价值，同时向自然界排放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正是人类劳动的社会实践，持续并扩大对自然界的影响，使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同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那样，劳动不但创造人，而且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人在劳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社会史与自然史的辩证统一。一方面，马克思明确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正如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样，社会史是也自然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劳动表现为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关系，这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但与生产力密切相关，也同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与自然的复杂历史关系，形成了人类社会史与自然史的辩证统一，即“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为此，马克思指出，在人的面前总是摆着一个“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自然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人类的活动不断改造着自然，而人类的历史不仅仅是人类自身变化的历史，也是伴随着自然变化的历史。
五是“两大和解”重要学说。恩格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察，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严重后果，即“大自然的报复”。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和资本主义本质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本质，即在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唯一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成为一种全面的异化关系，不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人与自然的矛盾也将日益尖锐，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马克思提出了以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目的的共产主义学说。他认为，要破除资本主义导致的人与自然生态僵局，必须建立起人人得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在这种新型社会制度下，尽管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即物质变换依然存在，人类借助于劳动实现的满足自身不断需要的生产活动依然不可或缺，但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与新型人际关系将会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开展提供崭新的框架形式，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它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的本质，以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辩证的、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自然观，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主要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辩证性与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首先是辩证的、实践的自然观，它揭示了通过社会性组织和物质性生产劳动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整体性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存空间，消纳了人类生产生活中排放的废弃物。“人的自然界”直接表现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运用自然及其客观规律开展生产劳动，使自然成为更能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人化自然。与此同时，人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劳动实践中，为了提高物质生产能力和改善社会组织性的需要，不断提高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客观上促进了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二是唯物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唯物主义的自然生态观。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自然之先在性”“人之自然存在物”的唯物思想，承认自然及其规律的客观性和先在性，认为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受自然界”，但不能创造物质本身，就连人创造物质的能力也都是通过依赖自然界并遵循其客观规律来实现的；人类通过劳动认识自然界，掌握并运用其客观规律，但是不可能轻易地掌握与运用自然规律，更不能无视和践踏自然规律，否则必定遭到自然的加倍报复。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以此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破坏性，认为这种生态破坏是普遍的、全球性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违背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于资本的无限扩张冲动和全球性生产体系，从而加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三是历史性。社会历史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强调劳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基础作用。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在劳动过程中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一个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与当时的生产力密切相关，也与所处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善，人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也不断提高，人与自然的关系沿着从平衡到失衡，再到更高层次平衡的过程演化和发展。这就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联系起来，“人对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的解放在于人的解放，如果社会历史的根源问题不解决，自然问题也绝不会得到半步解决。因此，要想改变一个时代不合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须改变这个时代不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四是革命性。随着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提升，对自然界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和深刻。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生产的唯一目的。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导致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成为一种全面的异化关系，不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因而难以形成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社会，更不可能形成一个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为此，马克思认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而提出了实现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两大和解”的共产主义学说。这一学说为社会革命指明了最终的目标和方向，具有深刻的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两山论”提出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为“两山论”成为理论体系、持续完善、概念内涵不断丰富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方法论工具，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对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为“两山论”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正确的思想基础。“两山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点，生动地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早期在浙江的工作实践中充分认识到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的论断，指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一对‘两难’矛盾，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深刻分析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及其演变规律，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中共十八大以来，“两山论”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一以贯之并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人靠自然界生活”的经典论断和“大自然的报复”的经典故事，提醒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他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二是为“两山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两山论”的丰富和发展，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唯物观、历史观、辩证法和实践论等方法论。习近平坚持使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并指出，“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与事物之间都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在认识论上要有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要学会统筹兼顾”。“两山论”明确了“‘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革。“两山论”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历史辩证统一关系，蕴含了人类历史中人与自然关系带来历史兴替的科学本质，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论断，更生动形象且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史和自然史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两山论”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坚持和发展，强调“要特别防止这样一种误区：似乎只要等到拐点来了，人均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就自然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因而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采取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显然，这种错误认识将使我们不得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最终将使“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都落空。
三是为“两山论”的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不仅为世人科学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基本思想和科学方法，也为人类如何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两山论”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已经提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阐明了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提出“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基于“两山论”，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愿景。未来“两山论”的丰富和发展，必将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指引下，以人民为中心、以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为目标，进一步探索和把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对外交流，深入推进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