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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之世，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形？在今日已文献无征，只得从小康时代的情形中，推想其大略了。
原来征服之族，虽能征服人而吸其膏血，而自居于寄生者的地位，然而社会的组织，以及其余诸文化，则必因仍被征服之族之旧。因为征服之族，不过要吸取被征服之族之膏血，若把它的社会，彻底破坏，则被征服之族，成为枯腊，而征服之族，也无所施其吸取了。辽、金、元、清所以不敢大破坏汉族的社会组织，即由于此。 蒙古灭金后，太宗近臣别迭说：汉人无益于国，不如空其人，以其地为牧地。又速不台攻汴时，想城破后全行屠戮。耶律楚材力争，说：奇巧之工，厚藏之家，都在于此，乃已。俱见《元史·耶律楚材传》。我们固不敢说征服者绝无同情心，只是替自己打算。然而这种心理，亦不能说没有的。
把一部《世本》看起来，黄帝之世，真是一个黄金时代。远而天文、律历，大而井田、封建，小而舟车、弓矢、医药、衣服，莫不肇始于此时。甚至荒诞的神仙家，亦以黄帝为口实。固然，古代的事，往往把许多无名的英雄抹杀了，而强附诸一有名的人。又或把众人所做的事，硬栽在一个人身上，然亦决没有一时代之中，发明家如此其多之理。因此可知：黄帝时代的文明，必系采取他族，而非其所自为。然则采自何方呢？可不问而知其为被征服的炎族了。“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而世都称周公制礼作乐，更没人追想到殷朝。这和黄帝掠取羲农之族的文化，而独尸创造之名，正是同一情况。
黄帝以后，传颛顼、帝喾二代而至尧舜。颛顼、帝喾无甚实事可见。《大戴礼记》和《史记》小异大同，所以称扬他们的，都只是几句空话。大约这两代，在五帝之中，是比较无关系的。舜之后是禹，便是三王之首了。尧舜时代的政治，大约和夏代差不多。殷因于夏，周因于殷，虽有损益，大体总是相沿的。 夏殷似非一民族，夏周或较近，看君位继承之法可知。殷之继承法，与句吴很相像。然是否同一民族是一事，其治法相袭与否，又是一事。因为较野蛮之族，征服较文明之族，多少是要采取其治法的。而当时所谓天子之国者，其文化程度，必较侯国为高。所以民族之同异，与其治法之相沿与否，并无关系。 所以三代的治法，必有一部分，是保存羲农以前之旧的。我们正好因此推想大同时代的情形。
然则三代的治法，哪一部分是羲农以前之旧？哪一部分是黄帝以后所改革的呢？我说凡社会组织，表现自由平等的精神的，必系大同时代的旧制。其表现阶级性，和显分人我之界的，必是黄帝以后，逐渐创造，或添设出来的。我们试本此眼光，把三代的制度，作一分析。
谁都知道：古代社会的根柢是农业。大同时代的农业，却是怎样情形呢？我说：很均平的井田制度，必是大同时代的遗制。孔子说大同时代“男有分”，分即是各人所分得的田。使用起来，虽有此分配之法，而田初非其所有，所以有还受之法。又可以换主易居。而每一个人，其为社会服务，亦有一定的年限。
《汉书·食货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案十一岁未能耕田，古人言语粗略，过十岁即可以云二十，过六十即可云七十。如以今人言语述之，当云：“民二十一受田，六十归田。六十一以上，上所养也。二十以下，上所长也。”可参看《礼记·曲礼》“人生十年曰幼”一节正义。《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诂》：“上田一岁一垦，中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
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按这是爰田的一法。《汉书·食货志》：“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这又是爰田的一法。《汉书》之说是本于《周官》遂人的。大约地广人稀之处，可行后法。地狭人稠之处，则行前法。
若使征服阶级的士大夫，来定起制度来，怕没有如此宽大了。
田，平地以外的土地，古人总称为山泽。这是作为公有的，不过使用起来，要守一定的规则而已。 《王制》：“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又：“獭祭鱼，然后渔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夭夭，不覆巢。”古人所以如此，乃为珍惜物力起见。《孟子》所谓“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王制》亦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淮南·主术》亦说：“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 因其使用本无须乎分也。
工业：简单的器具，人人会自制的，本不成其为专业。较难的器具，则特设专司其事之人，制造以供众用。这是后来工官之制所本。《考工记》说：“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注：“此四国者，不置是工也。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然则非人人所能作之器，其必须国工，更无疑义了。所以《考工记》又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案波格诺达夫的《经济科学大纲》说：“东印度的农业共产社会，纺织是家内副业，由各家族分别经营。其铁工、木工、陶器工、理发师等，则由共社任命，不从事农业。把公费来维持生活。” 据施存统译本。大江书铺出版，第三章第五节。 这正是后世的工官，原始共产社会的一个好例。
破坏共产制度最利害的，要算商人，说见后文。然而此时的商人，则是生产消费者之友而非其敌。因为这时候，本部落之中，无所谓交易，交易是行于部落之外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在平时，必能自给自足，断无求之于外之理。 《盐铁论·水旱》篇说：“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畎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而足乎粟米。”《管子·权修》说：“市不成肆，家用足也。”都可见古者各个小社会，都能自给自足。如此情形，在平时自然无甚贸易了。 其有求于外，必系凶荒札丧之日，或则干戈扰攘之年。当此之时，若无商人以求得必要之物于外，本部落的情形，势必不堪设想。此时的商人，既非以自己的资本，把货物屯积下来，然后出卖，则其损益，都是归之于部落的。在商人，不过代表本部落出去做交易而已，必要的消费品，万一缺乏，固非商人求之于外不可，过剩的生产品，亦非商人运输出外，不能得较大的利益。如此，商人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且负担寇贼劫掠的危险，代表本部落出去做卖买，而自己不与其利，如何不是消费、生产者之友呢？ 《左氏》昭公十六年，郑子产对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迁国之初，所以要带着一个商人走，就因为新造之邦，必须之品，庸或有所阙乏之故。卫为狄灭，而文公注意通商——闵公二年——亦同此理。
此等小社会，其生活的基础，全靠农业，所以其经济的规划，全以农业的收获为标准，《礼记·王制》说：“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所谓“三十年之通者”，下文说：“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不但通众力而合作，亦且合前后而通筹，自有嬴余，以备荒歉，自然用不到从事于掠夺了。宰是征服之族，管理财政之官，实在是被征服之族的榨取者。 不论家与国，管理财政的，都谓之宰。所以冉求为季氏宰，而为之聚敛。见《论语·先进》。《孟子·离娄上》篇则谓其“赋粟倍他日”。孔子亦对颜渊说：“使尔多财，我为尔宰。”见《史记·孔子世家》。 然而其财政计划，有条不紊如此。谓非大同时代，有组织的社会的遗规，其谁信之？ 《汉书·食货志》：“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王德流洽，礼乐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知古之所谓太平者，不过蓄积有余，人人皆能丰衣足食而已。
既无所谓私产，其分配，自然只论需要，而无所谓报酬。所以不能劳动的人，其分配所得，亦和众人一样。《王制》说：“喑、聋、跛、躄、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郑注说：“使执百工之事。”好像现在对于残废的人，一一为谋职业者然。恐非记者之意？《荀子》的《王制》篇和《礼记》的《王制》篇相出入，而荀子说：“五疾上收而养之。”然则“百工各以其器食之”，亦是说百工各以其器，供给他用。食字原有引伸的意思，如《左氏》文十八年之“功在食民”是，本不专指饮食。若定要责令他执百工之事，何谓“收而养之”呢？现在的人，看见外国有所谓盲哑学校等等，对于残废的人，亦能为谋职业，便五体投地，不胜佩服，赶快要想学步。我要问：资本主义的国家，一食而罄贫民终岁之粮，一衣而费中人十家之产的何限？是何理由，这几个残废的人，不能养活他，定要迫令执业呢？迷信的人，一定说：盲哑的人，闲得难受，亦要做些事情，消遣消遣。请问：教他们学习执业的动机，是为他们闲着难受，替他谋消遣的么？话是由得你说。然而抚心自问，吾谁欺，欺天乎？《礼记·乐记》上说：“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几个盲哑的人，不能养活，定要迫令执业，我只认为是“疾病不养”而已。
社会的内部如此，就彼此相互之间，也都表示着好意。我们都知道：古代有所谓乞粜，就是一个部落，粮食不足，向他部落讨取之谓。人，最要紧的是活命；活命，最要紧的是饮食。人和人，是最应当互相人偶的。所以没饭吃，向人讨，这是最平常的事。有饭吃，分给人，这是最应当的事。然而现在，却变为最难开口、最为罕见的事。“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一饭之恩，至于要相诒以冥报。傥使不习于社会病理的人，骤然见之，真要失声痛哭了。大同时代则不然。齐桓公葵丘之盟，“无遏粜”是其条件之一。 《穀梁传》僖公九年，《孟子·告子下》。 “晋饥乞粜于秦。秦伯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 《左传》僖公十三年。 不但口实，襄公三十年，“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娄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娄人会于澶渊，宋灾故。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丧，曰：死者不可复生尔，财复矣”。 《公羊》、《穀梁》云：“其曰人何也？救灾以众，何救焉？更宋之所丧财也。” 这同现在的保险，是一样的意思。不论天灾人祸，一人独当之，往往至于不能复振，若其摊在众人身上，原算不得什么。所以现在有保险的办法，一人受损，众人弥缝。在事实上，固能减少受损者的损失，甚而至于不觉得损失，然而在道德上，必须先出了保费，才有人来填补你，还只算自己保自己。这许多，固然是小康时代的事。然而其规制，一定是大同时代遗传下来的。我相信：在大同时代，行起来，还要彻底，还要普遍。
不但危难之中，互相救援而已，即平时，亦恒互相帮助。《孟子》说：“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 《滕文公下》 。这件事，用后世的眼光看起来，简直是不可解。信他的人，一定说：这是汤的一种手段，利用葛伯杀掉馈饷的童子，然后去征伐他。不信的人，就要说孟子采听谣言，或者编造鬼话了。殊不知造鬼话要造得像。采谣言，亦要这谣言有些像。假使古代社会，本无代耕的习惯，孟子岂得信口开河？亦岂得无识至此？可知孟子的时代，虽未必有代耕的事，而古代社会，可以有代耕之事，这一层还是人人能了解的。不然，孟子的话，岂不成为傻话呢？又使古代的社会，本无代耕的习惯，汤算用的什么手段？岂不要给旁人大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岂非弄巧成拙？而且亳众也何能唯唯听命，不视为怪事呢？可知代人家做事；吃自己的饭，做人家的事，在古代原不算得什么。“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在古代，只因事实上，各部落互相隔绝，所以推广的机会很少。论其时的人的心理，原是无间于彼此的。
《墨子》说：“今若有能信效 孙诒让《闲话》：“效读为交。 ”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 《墨子·非攻下》 。这也并不是空话。齐桓公合诸侯而城杞， 僖公十四年 。就是所谓城郭不全使修之。卫为狄灭，立戴公以庐于曹。齐桓公“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 《左传·闵公二年》 。就是所谓“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共之”。“大国之不义，则同忧之，大国攻小国，则同救之”。一部《春秋》之中，更是不胜枚举。这些，都该是大同之世，留诒下来的，这就是孔子所谓“讲信修睦”。
人类是不能没有分业的。政治也是分业的一种。说太平世界，就能够没有公务；或者把公务拆散了，变做私务，人人自己去办，这是无此情理的。然而世界上，政治往往成为罪恶，政治家往往成为罪恶的人，这是什么原故？这并非政治是罪恶；亦非一经手政治，便要成为罪恶的人。实缘我们所谓政治者，性质不纯，本含有罪恶的成分在内。怎样叫我们的政治性质不纯呢？原来我们的政治，含有两种元素：一是公务，一是压迫。惟其常带权力压迫的性质，所以政治会成为罪恶，而政治家亦成为罪恶的人。若其不然，政治只是众人的事务所聚集起来的公务而已，则亦如我们几个人的结社，委托一人为干事。以何因缘，而今成为罪恶？而这个人，亦何须特别的身份？何须吃特别的俸禄呢？许行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滕文公上》 。这并非故为高论，在古代原是如此的。乌桓大人，“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 《后汉书·乌桓传》 。便是一个证据。孔子说大同时代，“选贤与能”，所选举出来的贤能，其地位，亦不过如此。“神农”两字，是农业的意思，已见前。神农之言，即农家之学。为神农之言，即治农家之学。所以《汉书·艺文志》论农业，说：“鄙者为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这话明是指许行。许行是治农家之学的人，是无疑义的。许行之言，即农家之言。其所主张，正是大同时代的治法。大同时代的文化，是农业的文化，得此又添一证据。
或者疑惑：既要经手公务，又要耕田和做饭，哪得这许多功夫？殊不知国家扩大了，公务才繁忙，才有一日二日万几之事。小小的一个社会，其治者，不过如今日村长闾长之类，有何繁忙，而至于没有工夫？况且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原不过这么一句话。其意思，不过说当时的治者，既无权力，亦无权利。并非说一定要耕田，一定要做饭。依我看：耕田是当日普通的职业。治者既没甚繁忙，自用不着废掉耕种。至于做饭，则在当时，怕本没有家家做饭自己吃这一回事罢？
我们知道：后世还有所谓醵。醵是什么？《说文》说：“合钱饮酒也。”饮酒为什么要合钱呢？何不独酌？我们又知道：饮酒全无禁令，只是近数百年来的事，前此是没有荡然无禁的。而愈到古代，则其禁愈严。一个人在家独酌，政治无论如何严酷，都不能户立之监。群饮就容易犯法了。汉世所谓赐酺，就不过许人群饮，并不是真有什么东西，赏给人吃。这个也算作恩典，可见当时的人，对于群饮嗜好之深。最可怪的：《书经·酒诰》上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酒禁之严如此，真使人闻之咋舌，如此，何得有群饮的人？这句话还说他做甚？然而既说这句话，就见得当时的风气，实还有群饮的可能。为什么如此敢于冒法呢？我说：这不过习惯之不易改，习惯之不易改，则因古代本是合食惯了的，并非家家自己做饭吃。到后来，私产制度行了，有饭吃，无饭吃，家家不同；吃好的，吃坏的，人人而异；自然只得各做各吃，然而吃酒，古人是不常有的事；而且当作一件寻欢乐的事。“独乐乐，孰若与人？与少乐乐，孰若与众”？所以共食之制度虽废，共饮的习惯犹存。习惯既入之已深，就任何严刑峻法，一时也难于禁绝了。食料的作为公有，也是古人共食的一个佐证。《诗经》说：“言私其豵，献豜于公。” 《豳风·七月》 。这是田猎时代的规则，小者自私，大者公有。小者自私，并不是承认你有自私的权利。只为小者可以独尽；归公以后，再行分配，也还是分给一个人，所以乐得省些手续。至于农业时代，一切粮食，亦仍是作为公有的。所以孟子述晏子的话，说：“今也师行而粮食。” 《梁惠王下》 。粮即量。量食，就是把全社会的食料，一切作为公有，再行平均分配。在当时，固然成为虐政， 此近乎宋人之所谓“括籴” 。然而追原其始，正可见得古代一切食料公有的制度。一切食料公有，又安有家家自炊之理呢？我们现在，只家家做饭自己吃，已够表现我们自私的丑态了，而且也不经济。“破屋明斜阳，中有贤妇如孟光。搬柴做饭长日忙，十步九息神沮伤”。 林琴南《戒缠足诗》，今断章取义引之 。人啊！为什么把宝贵的精力，不经济地花在这琐屑的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