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来讲社会学的，多说社会经济的进化，是从渔猎到畜牧，畜牧到农耕，其实亦不尽然。社会经济的进化，盖亦视乎其地。就欧洲的已事看来，大抵草原之地，渔猎之民，多进为畜牧；山林川泽之地，则进为农耕。中国古代，似亦如此。
中国古代，进化之迹，稍有可征的，当推巢燧羲农。巢燧事迹，见于《韩非子》的《五蠹》篇。《五蠹》篇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其为渔猎时代的君长，显而易见。伏羲氏亦作庖羲氏。后人望文义，遂生出“驯伏牺牲”、取牺牲以充庖厨诸曲说，释为游牧时代的君长。其实伏羲乃“下伏而化之”之义，明见《尚书大传》。 巢燧羲农之称，皆后人据其所做的事业而名之，并非其人当时的称号。伏羲之画八卦，古人盖视为一大事。所以《易·系辞传》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说作八卦之事甚详，佃渔之事较略。盖古代政教合一，画卦之事，为宗教上一大发明；即在政治上有大影响。所以以“下伏而化之”之义，为之立名。这是就宗教政治上的事业言之，与有巢、燧人、神农，就其利物前民的事业以立名者不同。 至其事迹，则《易·系辞传》明言其“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尸子》亦说：“燧人氏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伏羲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其为渔猎时代的君长，更信而有征。谓为游牧社会的首领，却除附会字面、妄生曲解外，更无证据。
伏羲氏殁，神农氏作。“神农”二字，确为农业的意义。 神字有变化之义。又《说文》：“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农业必待种子的变化发生而后成，所以称为神农。《礼记·月令》：夏季三月，“毋发令，以妨神农之事。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此“神农”二字，即农业之义。 与“伏羲”二字，必待曲解，乃成为畜牧的意义者不同。神农又号烈山氏。烈山，即《孟子》“益烈山泽而焚之”的烈山，乃今社会学家所谓“伐栽农业”。后人谓因起于随县北之厉山，故以为氏，则因厉、烈同音而附会耳。其实春秋时鲁有大庭氏之库，实为神农遗迹。神农的都邑，固明明在山东而不在湖北也。
还有一个证据，足以证明我国古代的农业，是从渔猎时代进化来的。我国最古的建筑物，名为明堂。是古代政治之枢，亦是古代神教之府；为一切政令教化之所自出。 读惠定宇《明堂大道录》可见。阮芸台说得好，明堂是最古的建筑物。其时文明程度尚低，全国之中，只有这一所房屋。天子就住在里头，所以就是宫殿。祭祖宗于此，所以就是宗庙。古代的学校，本来是宗教之府，所以明堂就是辟雍。其时并无诸多官府，所以一切政今，都自明堂中出。后世文明程度高了，一切事都从明堂中分出。于是明堂仅成为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久之且不知其作何用，而有欲毁之者，如齐宣王告孟子“人皆谓我毁明堂”是也。至此时而返观古代的明堂，乃于政治教化，无所不包，就觉其神秘不可思议了。然而其在上古，自为极重要的机关。 明堂亦称辟雍。辟即璧，乃肉好若一的圆形的玉。圆形的玉所以称为璧，则因辟的一音，本有周圜的意义。人若兜一个圆形的圈子，即称还辟。 《下曲礼》：“大夫士见于国君，君若劳之，则还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则还辟不敢答拜。 ”雍、壅同字，是积高之意。 雍州之名，即因其积高而得。 明堂的建筑，汉武帝时，公玉带上其图。“水环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 见《史记·封禅书》。 这明是岛居的遗象。盖古人对于猛兽等，无防御之力，所以借水为屏障以自卫。后来虽能居于平地，仍不忘其遗制。不但明堂，筑城必凿池，亦是从此蜕化而来的。古无岛字，洲字即岛字。 洲、岛同音。《禹贡》“岛夷皮服”，“岛夷卉服”，岛皆当作鸟，谓鸟语也。《伪孔传》读鸟为岛，则其行文亦作鸟，今本径改为岛，非是。 洲、州之为一字，尤显而易见。然则“人所聚”和“水中可居之地”，同用一语，可谓岛居的确证。明堂行政，精义何在？一言蔽之，在于顺时行令。行令何以必顺时，则全因重视农业之故。因为非时兴作，最足以妨农功；而古人有许多辅助农业的政令，若其当行而不行，亦于农业有害也。 《论语》：颜渊问为邦。孔子告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四句话，似乎很为迂阔。其实行夏之时四字，已包括一篇《月令》。一年之中当行何事，当于何时行之，以及何时不可行何事，悉具其中。举而措之，一国大政，业已纲举目张矣。并非徒争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也。至于乘殷之辂，乃为尚质之事举其例；服周之冕，则为尚文之事引其端。乐则《韶》舞，乃功成治定后事。故此四语，包蕴甚富。 然则渔猎时代，政治之枢，神教之府，至农业时代，仍然不失其尊严。古代农业，系从渔猎时代进化而来，也大略可见了。
古有所谓三皇五帝者，虽然异说纷如，要以《尚书大传》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之说，为较可信。 三皇异说有四：（一）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引《河图》及《三五历》：谓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兄弟十二人，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人，亦各万八千岁。人皇兄弟九人，分长九州。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纬候荒怪之说，不甚可信。（二）《白虎通》正说同《尚书大传》，或说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三）《礼记·曲礼》、《正义》说：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四）《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绾与博士议帝号，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案伏生系泰博士之一。《尚书大传》：“燧人以火纪，火太阳，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羲皇于人。神农悉地力，故托农皇于地。”则第四说与《大传》同。《补三皇本纪》说“诸侯有共工氏，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乃炼五色石以补天”云云。前称祝融，后称女娲，则祝融、女娲系一人。《白虎通》或说，与《运斗枢》同。燧人风姓，女娲亦风姓，总之与伏羲系同一族的酋长也。五帝异说，只有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加入一少昊，谓“实六人而称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案《后汉书·贾逵传》：“逵奏《左氏》之义，长于二传者，说：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盖秦汉之世，有五德终始之说。一说从所不胜。水胜火，土胜水，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秦人以周为火德，故自以为水德。汉初亦主此说，故自以为土德。后来改主相生之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汉人自谓尧后，故必以尧为火德。舜土，禹金，殷水，周木。秦为闰位，不列于行序。至汉则复为火德矣。自尧以上追溯之，黄帝的黄，系中央土色，故黄帝为土德，不能改动。黄帝之后，颛顼为金德，帝喾为水德，则尧当为木德。今加入一少昊，称为金天氏，以当金德，则颛顼为水德，帝喾为木德，而尧恰为火德矣。此系古文《左氏》家，与今文《公羊》家及先立学之古文《穀梁》家争立学的手段，不足为据。所以《尚书大传》三皇之说、《史记·五帝本纪》五帝之说，最为可信。《五帝本纪》之说，与《大戴礼记》同，亦今文经说也。 前于三皇者，大抵荒渺难稽。三皇以后，则渐有氏姓世系可考。燧人氏，郑注《通卦验》说是风姓。伏羲氏亦风姓，其后有任、宿、须句、颛臾等国，见于《左氏》僖公二十一年。神农氏为姜姓，和黄帝以后的世系，则众所共知，不烦征引。知道古帝王的氏姓世系，固然不能算在古史上得有多大的知识，然而氏姓世系，乃《周官》小史之职，有此，即知其人为历史上之人物，而非神话中之人物。古史虽然简略，于兴亡篡弑等大事，不能置之不提。 如后羿篡夏之事，《史记》虽不载其详，然亦言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史记·夏殷本纪》，大略只载世系，便是根据小史所记帝系、世本一类之书的。 假使燧人、伏羲、神农递嬗之间，亦有如阪泉、涿鹿争战之事，古史中不应无形迹可求。而今竟绝无形迹，这可推想，自燧人至神农，实在平和之中，由渔猎进化到耕稼了。
至其地域，则有巢氏治石楼山，在琅邪南。见于《遁甲开山图》。人皇氏，即燧人，出旸谷，分九河，见于《春秋命历序》。伏羲都陈。神农亦都陈，徙鲁；见《史记·五帝本纪》正义所引诸说，都在今河南山东。可推想这一群渔猎之民，实根据山东半岛的山地，和鲁西豫东一带川泽之地，后乃进于耕农。
从燧人到神农，虽然保持和平的关系，然而神农氏数传之后，却有一轩然大波，起于河北，是为炎、黄二族的争斗。黄帝，《史记·五帝本纪》，称其“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即此二语，已可想见其为游牧之族。又称其东征西讨，“东至海；西至空同；南至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此等远迹，亦非游牧之族不能至。“黄帝邑于涿鹿之阿”。涿鹿，山名。服虔说在涿郡。张晏说在上谷。服说盖是。张说恐因后世地名而附会。涿郡，即今河北的涿县。这一带，正是平坦适于游牧之地。《商君书·画策》篇：“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殁，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这数语，可为炎帝之族尚平和，黄帝之族好战斗的铁证。推想古时，似乎河南之地，适于农耕；河北之地，宜于畜牧。所以炎、黄两族，因地利之不同，生事遂随之而异。一旦发生冲突，爱好平和的农耕之民，自非乐于战斗的游牧之民之敌；而阪泉、涿鹿之役，炎族遂为黄族所弱了。农耕的共产小社会，内部的组织，最为合理；相互的关系，亦极平和。孔子所谓大同，老子所谓郅治，实在就是指这一种社会言之。自为游牧之民所征服，于是发生阶级。上级之人，剥削下级的人以自养。其善者，不过小康之治。并此而不能维持，就入于乱世了。世运的升降，大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