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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人，总说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却独说知难行易；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对呢？我说：这两种说法，各有其立场。从实行上说，自然是知易行难。不论怎样坏的人，总没有不知好坏的。却到该遵照道德律而行时，就有许多说法，替自己辩护，宽恕自己了。“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果有这种勇猛精进之心，尽其所知而行之，已足成其为圣贤，为豪杰。所以知易行难之说，确有其理由。但是从处事的方法上说，却就不然了。要把一件事情措置得妥贴，必须先把这件事情的本身，弄个明白，这是自然之理，谁也不会反对的。然而弄明白一件事情，谈何容易？古往今来，不少自以为明白的人，而其所谓明白，究竟确实与否？彻底与否？从后人看来，往往很有可疑。古今不少热心任事的人，而其对于事情，往往不能措置得妥贴；甚至转益纠纷，即由于此。从这一点而言，行易知难，又不能不谓之真理了。我们对于事情，不能明白，其受病的根原，究竟在哪里呢？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话，是一个很普遍的法则。不但社会上一切事情如此；即社会的本身，亦是如此。社会必有其环境；环境本不是恒常不变的，社会的力量；又多少能使环境改变；环境既变，其影响复及于社会；而社会中的各分子，亦是互相影响的；所以社会的分子——人与物，无时不在变迁之中；社会的本身，自然要不绝地变化了。治法乃人所以对付事物之工具。事物一变，工具当然随之改变，这亦是自然之理，人人都能明白的。然而抽象地说，如事物现放在眼前，就大不同了。人们往往在理论上承认变革为当然，而在事实上，却固执变革为不可，尤其是社会的组织，不但固执为不可变，并有不知其为可变迁之物的。于是一切争执，从此而起。提倡变革之人，往往因之而遭戮辱、杀害。其在一枝一节的事情上，固然未尝不为有意之改变。然而社会全体，是互相关联的。变其一，不变其二，不但不能得所预期，甚至所得者转出于所预期之外，或与之相反，天下就从此多事了。
自欧亚大通后，我们遭遇着旷古未有的变局。我们的不能不变，数十年来，亦逐渐为众所共认了。然而其变之始终不得其法，迄今日，仍在流离颠沛之中；这是什么理由呢？分而言之，其说可以更仆难尽。总而言之，则由于我们不明白我们自己的社会。不明白社会的现状，则不知今古之异，而欲执陈方以药新病；不明白自己社会的性质，则不知人我之异，而强欲以他人所有者，施之于我；遂到处见其扞格而难通。数十年来，不论守旧维新，莫不言之成理，而行之无不碰壁，即由于此。然则我们的社会，情形究竟如何，必须弄一个明白，看似迂阔，实系目前至急之务，且为自救根本之图了。
现在是不能说明现在的，要明白现在，必须溯其原于既往。此书之作，是我从民国廿二年到廿三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所讲，原名《中国社会变迁史》。吾国史料之流传，自以秦汉以后为多；而社会的变迁，则实以三代以前为烈。秦汉以后，我们现在的社会渐次形成，根本上没有什么大变动了。固然，晚周、秦、汉之世，为这种社会形成之初，人心上还觉得不安；还要想把他回复到已往的状况。果其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亦可见得社会本来不是如此；因而悟到社会不是恒常不变之物。然而前此的史材，所传太少了，又多隐晦难明；很难给人以充分正确的知识。人们就很容易误会：社会是恒常如此的。即使不然，亦以为社会之为物，只能听其迁流，而不容易以人力加以改造。大家怀抱着这种思想，社会所以永无改革之望，即一枝一节之改革，亦多扞格而难通。然则将社会的本身，探本穷原，弄一个明白，确实是根本之图，而亦是至急之务了。此书虽然不足以语此，却是有志于此的。此书原名《中国社会变迁史》，所以改定今名者，我认为孔子所说的大同、小康、乱世，确足以代表中国社会变迁的三大时期。大同，不但是孔子，亦是人人心中所想望的。孔子在二千年前，指示我们以这最高的模范，阐明而光大之，自是后死者之责。亦且大同、小康、乱世，三者相因，明其一，亦即能明其二；不明其二，亦终不能明其一的；所以举一可以概三。我们所求明白者，为自大同时代直至现在的情形；我们心所向慕而蕲其实现者，则尤在大同时代；故而改定今名，以志蕲向。
既然想把中国的社会，弄个明白，自然该从最古的时代，直说到如今了。而此书却止于两汉之际，这是何故？原来中国的社会，体段太大，所关涉的方面太多，情形太复杂了。要彻底说明它，自然非短时期所能。而在今日，需要精详研究之书，亦似不如说明大体之书之切。因为中国的社会，以前是怎样一个经过，现在是怎样一个情形，为什么有此经过，成此情形，还全在茫昧之域。必须有大概的知识，然后可作精详的研究。所以此书系用鸟瞰之法，说明中国社会变迁大端。一枝一节之处，都不之及，以免芜杂之累。东汉以后的社会，根本上无大变迁，所以就略而不及了。虽然如此，稍枝节的考证，总是不能免的。所以我在行文时，都力求置之附注之中，以免正文芜杂。全书的纲领，自然要借重于现在社会学家的成说，可是由我考据所得，亦不能谓之绝无。我虽然不敢以有学问自居；可是所读的书，也还相当，立说也还谨慎；牵强附会，是生平所不肯出的；于这一点，颇希望读者注意。至于阐明中国社会的真相，这么一个大题目，自非如我之浅学，所能担当。我不过觉得此类的书籍，还很缺乏，希冀抛砖引玉，以此为大辂之椎轮而已。全书在去年暑假前，本已用文言写成。正文不足三万字。以简要论，自胜于现在的白话本，但我天赋至愚，笃于自信，一得之见，颇想对于全民族以芹曝之献，觉得现在读这一类书的人，和白话接近者较多，和文言接近者较少。求其传布较广，收效较弘，暑假后，乃将文言之稿毁弃，改用白话，随讲随编，将次完竣，因病中辍。直至昨日，始行全部写成。“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我并无此勇气。不过天赋至愚，笃于自信，总以为不至一无可取而已。其大部分，自然是燕石。如有锡以指正，使我不至终宝其燕石的，敬当祷祀以求，馨香以祝。
自欧洲学术输入中国之后，社会学的学说，要算最为风行。这也有个理由，社会是整个的，不是片断的。不论什么社会现象，都是整个社会上的一种现象。离开了社会的全体，都无从解释的。从前的人——不论东西洋——都不知此义，所以其对于一种现象的解释，都不能真确；而其所拟的对策，亦多不可行。现在就不然了，人类的知识进步到能阐明社会学，确是人类的福音。中国人之倾心于这种学问，亦固其所。但是社会进化的程序，虽然大致相同；而其小节偏端，以至于现在所达到的地位，则不能划一。所以研究可以借资于人，而硬拉了人家的问题，以为亦是我们的问题；甚至硬钞人家解决的方法，以为亦就是我们解决的方法，则必不免无病而呻，削足适履之病。所以把中国的社会，研究明白，实在是至急之务，而亦是根本之图。
世界进化到极点，我相信：人类是只有相亲相爱，相扶相助，而没有互相争斗残杀的——人类有余的势力，要求消耗，都用之于对自然的抗争了。然而未至其时，则欲求自存，亦必须有相当的强力。古来许多夭殇的社会，其组织，岂必其皆不良？然而其结果，反被野蛮之族所征服，即由武力太缺之故。我国古代，从文化上说，主要的有炎黄两族。炎族组织较优良，黄族武力较强盛。其后，炎族遂为黄族所征服。说具篇中，兹不更赘。天幸！黄族征服炎族之后，没有把它优良的组织，尽行破坏；而且还为相当的保存；甚且能够发扬光大；我国遂为一文化优越之民族，以迄于今。在现在世界上，中国文化，确实是有相当的价值的，然亦靠黄族的武力，东征西讨，使中国成为大国，乃能保存此优越之文化。否则古代与我同时并存之民族，安知其文化没有足与我大同时代媲美的呢？然则世界未进于大同，文事武备，确乎两者不可缺一。我们今日，遐稽古史，也不必赞美炎族的文明，而痛恨黄族的凭陵了。
但是武力的超越，亦要靠文化维持。“大同”二字，就字面讲来，就是全体利害相同，更无冲突的意思。我们现在，为什么不竞于人？是武力的不逮么？我们的陆军，并不少于日本；海空军及其余一切战备，固然自愧不如，但在战略上，亦并非无补救之法；却为什么不能抵抗？这是内部的问题呢？还是外部的问题？“一二八”之役，以及今日华北战区，为什么会有所谓内奸？内奸的利害，是和国家民族的利害相同的呢？还是相反的？为什么我们社会里，会有和全体利害相反的人？固然，内奸是各国都有的。然而号称强盛之国，是不是其内奸较少，而亦不能发挥其力量？而号称衰乱之国则反之？吴三桂、洪承畴，是不是此等内奸的扩大？然则要争民族、国家的自存，虽不必侈语大同，而其所谓同者，是否应保持一最小的限度，而今日所谓强盛之国，苟其内部的不同，愈扩愈大，是否有不能保持现状的危险呢？这真是可以深思的问题了。民国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武进吕思勉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