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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本书主要涉及美国早期历史的某些方面，它的构思却是为了回应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形势与知识分子的处境。在那个年代，曾经鲜为人知的“反智主义”一词，成了我们民族自我批判和内部诋毁的常用语汇的一部分。过去，美国知识分子经常由于举国上下对智识缺乏尊重而感到气馁和怨愤，但是我们很难回忆起有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这样）：知识分子圈之外的民众与知识分子拥有同样的忧虑，或就这一问题产生全国范围的自我批评。
国家对批判性头脑的轻视已经到了毁灭性程度，引发这一恐慌的首要原因非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莫属。当然，知识分子并不是麦卡锡主义持续炮火下的唯一目标——麦卡锡的胃口比这要大得多——但是知识分子确实在攻击范围内，而且每当他们遭到打击，麦卡锡的追随者似乎就能得到特别的乐趣。麦卡锡对知识分子和大学院校的攻击在全国范围内被一群底层调查员效法。之后，在麦卡锡连珠炮似的指控激起的狂热恶毒、呆板愚钝的社会氛围中，1952年的大选将智识与庸俗的对立戏剧化地呈现在两位候选人身上。一边是阿德莱·史蒂文森，一位具有超凡头脑与个人风格的政治家，他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可谓近代以来所未有。另一边是思想保守、相对不善言辞的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与令人不快的尼克松捆绑在一起。他的竞选活动与其说是由他自己定调，倒更像是被他的竞选伙伴和党内的麦卡锡势力操控。
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他们的批判者都将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性胜利看作美国对知识分子的抛弃。评论周刊《时代》杂志用听起来难以让人信服的忧虑语气（对大选结果）表示摇头叹息。它说，艾森豪威尔的胜利“揭示了一个人们长期以来意识到的令人担心的事实——在美国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危险的鸿沟”。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选举结束后不久发表了一篇语气尖酸的抗议，他指出知识分子处在“百年未有之局面中”。在民主党统治的20年间，知识分子大体上得到了理解和尊重，但之后，商业势力东山再起，随之而来的是“商业至上几乎必然带来的庸俗化后果”。如今被看作“蛋头”（egghead）
和怪胎的知识分子，将受制于一个既不怎么需要他们也不怎么理解他们的党派，而且将被当作一切问题的替罪羊，无论是所得税政策还是偷袭珍珠港。施莱辛格指出：“反智主义一直都是商人中的反犹主义……知识分子……在当今的美国社会疲于奔命。”
[1]
当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得到充分证实。用史蒂文森的话说，以汽车经销商（the car dealers）取代新政支持者（the New Dealers）的做法，似乎坐实了对知识分子及其价值的抛弃——他们之前已经在杜鲁门时代的法院政客面前黯然失色。美国现在面对的是查尔斯·E. 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对纯粹学术研究的揶揄，是艾森豪威尔对西部小说读物的喜爱及其对知识分子“啰唆且自命不凡”的评价。但是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内，民族情绪到达了一个转折点：在这位共和党总统面前，麦卡锡狂潮气数殆尽；这位来自威斯康星的参议员陷入孤立，遭到审查，锐气尽失。最终，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受此刺激，美国公众本就易产生的对国家自觉的重估，于是乎成了一种周期性发作。斯普特尼克不仅打击了美国的国家虚荣心：它还将大批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反智主义对学校系统和整个美国生活的影响上。突然间，国家对智识的厌恶似乎不再仅仅是一件不光彩的事，而且还对生存构成威胁。多年来，国家一直以为它对教师的主要职责在于审查他们的忠诚，如今它开始担心他们收入太低。多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反映，愈演愈烈的安全监控打击了科学研究的信心，如今他们突然发现了愿意接纳他们意见的倾听者。之前仅有为数不多的教育批评家抗议美国教育的松散现状，如今在电视、大众媒体、商人、科学家、政治家、海军上将和大学教授那里这种抗议得到了响应和接受，并很快发展成为举国齐声的自我谴责。当然，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让那些调查员立刻消失，也没有驱散反智主义在美国生活中的影响力；即便在受到最直接影响的教育领域，公众的主要热情似乎也在于制造更多的斯普特尼克，而不是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而一些关于教育的新说辞似乎表明天才儿童应被看作冷战的资源。但是国家氛围确实有了显著改变。1952年，似乎只有知识分子对反智主义的氛围恐慌不已；到了1958年，大多数有思考能力的美国人都相信，反智主义可能是这个国家一个严重的乃至危险的缺陷。
如今我们可以客观地看待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文化。如果说人们曾经在麦卡锡主义甚至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看到了知识分子在公共生活中的末日，那么这在华盛顿政府热情接纳哈佛教授和前罗德学者
（ex-Rhodes scholars）的今天已经不再可能成为现实。如果说人们曾经怀疑智识会极妨碍仕途的腾达，他们今天也该安下心来，毕竟新任总统
已经对理念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对知识分子也表现出尊重，他有意在正式场合做出姿态，使这种尊重在国家事务中得到体现，也乐于身处学界要人中间，听取他们的意见。最重要的是，他从执政伊始便开始了对杰出人才长期而细致的搜罗。另外，如果说有人曾经过分笃定起用这类人才将彻底改变我们国家事务的运作，时间也证明了这是实实在在的天方夜谭。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节点，当今的知识分子可以抛开党派偏见和自艾自怜，客观地对反智主义进行探讨。
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动荡和教育领域的争议使得“反智”一词成了美国人评估自己国家的核心标签。这一说法不经意间进入了我们的话语体系，没有什么明确定义，通常用来形容各种不受欢迎的现象。那些突然意识到其存在的人常以为反智主义是某个生活领域的新生力量，并且作为近来社会境况的产物，它还有望发展为压倒性势力。（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感薄弱得可怜；而由于现代人长时间生活在某种世界末日的阴影下，以至于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将社会变化的小涡流看作滔天巨浪。）但是对于熟读美国历史的人而言，20世纪50年代经常吹响的反智主义调子听起来并不陌生，反倒相当熟悉。美国的反智主义并非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登场。事实上，我们的反智主义比我们的国家认同感还要古老，且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仔细研究这一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在美国，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并没有持续下降，也没有在近期突然衰落，而是经历着周期性波动。同样，我们还会看到，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遭受怨恨，体现出的不是知识分子地位的衰落，而是他们日益突出的影响力。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系统性了解，亦缺乏历史维度的思考。关于美国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长期斗争已经存在不少著述，只是这类著述通常重点展现知识分子眼中的美国，很少会涉及美国视角下的智识与知识分子。 [2]
反智主义尚未得到明确定义的一个原因在于，恰恰是它的模糊性使它在论战中更适合被当作标签。但是，无论如何，反智主义本身确实难以轻易定义。作为一种观念，它并不是单一的主张，而是相互联系的观点的混合体。作为一种态度，它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经常是矛盾的——毕竟，对于智识或知识分子纯粹的反感还是相当少见的。作为一个历史主题（如果它能被这样称谓的话），反智主义没有一个恒定的主线脉络，而是一股强度时不时会出现波动的力量，因不同缘由而爆发。在本书当中，我没有坚持一个严格或狭隘的定义，那会偏离本书的主旨。我认为，一个在逻辑上站得住脚但在历史维度上颇为武断的定义益处不大。这种定义要求从不同特性组成的复合体中提取单一特点，但我所感兴趣的恰恰在这复合体本身——它关乎相互交叠的众多态度和理念之间的历史关系。将我所谓的“反智”态度和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对知性生活及其代表人物的反感与怀疑，以及不断想要贬低知性生活价值的倾向。这一颇为概括的陈述已经是我敢于给出的最适用的定义了。 [3]
研究步骤一旦确定下来，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反智主义无法像一个人的一生或是一个社会机构或社会运动的发展那样成为正统历史的研究对象。为了对产生美国思维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进行探讨，我不得不用到一些印象式手法以试图重现某种社会环境或捕捉某种社会氛围。
在举例说明何谓我所说的反智主义之前，我或许可以解释一下它 不是 什么。除了极个别情况，我的论述不会涉及美国知识界内部的宿怨和争斗。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美国知识分子经常对自己的角色感到不安；他们习惯于时不时地自我怀疑，甚至是自我憎恨，有时他们会对自己所属的整个群体作出尖刻而笼统的评价。这一内部批判具有启迪意义且很有趣，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关切。一个知识分子对另一个知识分子无理或欠妥的批评同样不在我的关注范围内。举个例子，对于美国的大学教师，没有人会比H. L. 门肯（H. L. Mencken）更嗤之以鼻，也没有哪位作家在小说中塑造同行会比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更恶毒；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将门肯归为与威廉·F. 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一类，将他也看作教授的敌人，也不会将麦卡锡小姐和与她同姓的前任参议员混为一谈。 [4] 毕竟，对其他知识分子进行批评本身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他们也经常活力满满地去履行这一职责。我们可以希冀，却不会期待他们在批评中秉持同样的宽容、文雅与精确。由于知识分子就是要多元化且唱反调，我们必须接受他们可能会时而争吵不休。
最后，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不可救药的混乱，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搞清楚我此处所讲的反智主义不同于一种我愿称之为反理性主义的哲学学说。诸如尼采（Nietzsche）、索雷尔（Sorel）、柏格森（Bergson）、爱默生（Emerson）、惠特曼（Whitman）或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一类的思想家，或是像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或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之类的作家，他们的思想或许可以被称作反理性；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我所谓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典型的反智。诚然，反智运动经常会援引这些反理性思想家的观点（光是爱默生一人就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内容）；但是只有在此时，并且是在微不足道的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反理性主义才会进入我的讨论范围。在本书中，我集中关注的是广泛的社会态度、政治行为以及文化素养低下乃至缺乏者的反应，偶尔才会涉及明确的理论。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那些一旦在我们的社会事务中生效就会严重束缚或剥夺智识与文化生活的态度。从我们近代历史中找到的一些案例也许能为我们干巴巴的定义增添细节。
我们可以从一些定义开始，它们来自那些对美国知识分子极度不满的人。
案例1 在1952年的总统竞选中，国家似乎需要一些说法来表达对知识分子的不满，这种不满当时已成为美国政治一个自觉的主题。“蛋头”一词的使用起初并没有带来令人厌恶的联想， [5] 但是它很快开始呈现这种色彩，而且比传统的“风雅士”（highbrow）带有更明确的暗示。竞选活动结束后不久，具有右派政治信仰的通俗小说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Louis Bromfield）表示或许有一天，“蛋头”一词会这样出现在词典中： [6]
蛋头： 他是一个拥有伪智识主张的人，通常是一位教授或教授的门徒。他从根本上是肤浅的，对待任何问题都怀着过度情绪化的阴柔态度。他目空一切，自命不凡，对更明智、更有能力者的经历嗤之以鼻。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混乱不堪的，沉浸在多愁善感和激进福音主义的混合旋涡中。他是一个教条的中欧社会主义支持者，反对希腊－法国－美国式的民主理念和自由主义。他遵从尼采过时的哲学道德，这使其经常身陷囹圄或羞耻境地。他是一个自觉的道貌岸然者，习惯于审视问题的方方面面，以至原地打转，彻底迷糊。他是一颗不断流血的贫血的心脏。
“近来的大选，”布罗姆菲尔德评论道，“揭露了很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蛋头’与全体国民的想法和感受相去甚远。”
案例2 大约两年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似乎正式认可了类似上述鄙视知识分子的观点。1954年在洛杉矶召开的共和党会议上，总统提到某工会领导给他表露过一个观点，即人民只要知晓全部事实真相，就总会支持正确的事业。总统补充道： [7]
听到这位工会领导这样说，实在令人宽慰，尤其是当我们周围有那么多满嘴俏皮话的所谓知识分子，他们到处证明所有只是跟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是多么地错误。
顺便一提，我听到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觉得相当有趣： 一个用过多言辞讲述他所不了解东西的人 。
案例3
在20世纪50年代的争议中十分紧要的一个就是专家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一老问题。反对专家、任用外行趋势的高潮大概出现在1957年。当时，一位名叫麦克斯韦·H. 格鲁克（Maxwell H. Gluck）的连锁店董事长被提名为美国驻锡兰
大使。据格鲁克先生自己估算，他为1956年的共和党竞选提供了约20,000到30,000美元的赞助，但是，与此前被任命的许多官员一样，他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可言。当富尔布莱特（Fulbright）参议员质疑他是否具有担任这一职务的资格时，格鲁克先生有些答不上来：
[8]
富尔布莱特： 你认为你可以解决锡兰的哪些问题？
格鲁克：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那里的人民。我相信我能，呃，我觉得我能……建立两国的友好关系，让他们对美国有友好的感情，除非我们……嗯……除非我遇到了之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富尔布莱特： 你认识我们的驻印度大使吗？
格鲁克： 我认识前任大使，约翰·谢尔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
富尔布莱特： 你知道印度总理是谁吗？
格鲁克： 是的，但我不会读他的名字。
富尔布莱特： 你知道锡兰总理是谁吗？
格鲁克： 他的名字我现在还不熟悉，一时想不起来。
对于格鲁克先生没有准备好出任大使之职的怀疑引起了一种说法，即他是因为赞助共和党竞选才获得提名。在1957年7月3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提出了这一问题，艾森豪威尔总统于是说道，政府绝不可能因为某人赞助竞选就任命他出任大使。关于格鲁克的能力，他评论说：
现在，就这位受任者的无知问题，以下是对我们如何任命他的说明：一些我敬重的人极力推荐了一组候选人，他就是从那里被挑选出来的。我们调查了他的经商生涯，联邦调查局（F.B.I.）针对他的报告也完全没有问题。当然，大家知道他从没去过锡兰，他对那个国家并非完全熟悉；但如果他是我们相信他会是的那种人，他当然可以学习。
在这里需要特别加上一句，一年之后，格鲁克先生主动辞去了他在锡兰的工作。
案例4 美国科学家的一大不满在于，他们意识到国家对纯科学的轻视不仅妨碍了调查研究，而且也阻碍了国防部科研的进程和发展。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1954年对国防部长查尔斯·E. 威尔逊发起的问讯中，密西西比州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援引了这位国防部长早前的证词。国防部长曾表示如果纯粹科研继续存在，它应由国防部以外的机构进行资助。威尔逊部长还声称，“我对土豆在油炸的时候为什么会变成棕色这样的军事课题没什么兴趣”。赛明顿参议员进一步向威尔逊施压，提到了他有关研究经费不足的证词，但这些研究并不针对土豆，而是针对炸弹、核动力推进、电子设备、导弹、雷达和其他问题。部长回应道： [9]
在所有这些领域，重要的研究和发展都在进行……
另外，你很难让这些一直试图超前思考的人落实基本的事实，列出他们的项目和预期得到的结果……他们只是想要有一堆不需要过多监管就能拿到的钱……
首先， 如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也知道它为什么不是纯粹的研究的话 ，问题就变得复杂了。
案例5
20世纪50年代政界传递出来的反智主义主要表现为，传统商人对任何超出自己控制领域的专家的怀疑，无论这一领域是科学实验室、大学院校或是外交使节团。而对知识分子更强烈而广泛的敌意来自极右翼团体，这是一种民间对受教育阶层以及所有那些名门望族、纯正血统和文雅教养的绝对反感。20世纪50年代的右翼运动充满了关于“国务院中……的哈佛教授，思想扭曲的知识分子”的激烈言辞；这些人“背负着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
的敲门砖与学术光环”却不具有“同样的正直与常识”；他们是“美国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拥有高贵的血统，他们在文化上为大家所认可，是当今公认的绅士和学者，浑身上下充满了大学学位气息……是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的‘最佳人选’”；他们是操着冒牌英国口音、穿着条纹尼裤的自命不凡的外交官，是试图“在充满香水气息的会客厅戴着小羊羔皮手套”与共产主义作战的人，是那些“侮辱来自伟大的中西部和西部、来自美国
心脏
地区人民”的东部人，是那些“祖上可追溯到18世纪——甚至更久远的年代”然而对国家的忠诚仍然受到怀疑的人，是那些能理解“希斯－艾奇逊之流
口中格罗顿
术语”
的人。《自由人》期刊的一位社论作家捕捉到了这一言辞“暴动”（jacquerie）的精髓：
[10]
最可怕的现象在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一群人对约瑟夫·R. 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的攻击中表现出的非理性……假设麦卡锡先生确实是“可敬”媒体所说的那种无赖；这能够……证明近一年来纽约和华盛顿特区那些装潢精良的编辑部，从它们爆发出的对麦卡锡人身攻击的灾难性言论是得体的吗？……问题肯定出在麦卡锡个人的性格上。他似乎拥有某种动物性的负面吸引力，因而受到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校友的抵制。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那是什么：这位年轻人的性格构造使他无法屈从于［某一］社会地位。
麦卡锡本人则在社会地位最稳固的地方找到了美国困境的主要原因。他在著名的威灵演讲（Wheeling speech）公开发布版本中说道，问题在于 [11]
那些被国家如此优待的人的叛变行为。出卖这个国家的并不是那些不幸的人，也不是少数族裔分子，而是那些拥有地球上最富国家所能提供的一切好处的人——最好的房子、最好的大学教育以及我们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政府工作。这一点在我们的国务院中尤其如此，在那里，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聪明的年轻人是最糟糕的。
案例6 大学，尤其是知名大学，一直是右翼批评家选定的攻击目标；不过，《自由人》期刊的一位作家认为，这种对常青藤院校的歧视是很武断的，因为根据他的观点，共产主义正在全美所有大学院校间蔓延： [12]
我们的大学训练出的是一群未来的野蛮人，他们打着学习的幌子，却满载无知和愤世嫉俗的干草叉，对人类文明仅存的硕果连戳带毁。拆掉文明壁垒的不会是那些乘地铁的农民：他们只会对我们博学的同胞唯命是从……这些博学的同胞将把个体自由从人类思想的脊脉中彻底抹去……
如果你把你的儿子送进今天的大学，你就是在造就明天的刽子手。只有那些散落在各地，拥有非学院思想的修道院才能带来理想主义的复兴。
案例7
右翼势力对大学的敌意一方面源于不愿意顺从权威与不满社会地位的分化，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对专家和专业人员由来已久的杰克逊式（Jacksonian）
反感。以下是一则很典型的宣言，认为普通人（在这一案例中是普通女人）与所谓的专家能力相当。宣言出自《所得税：万恶之源》（
The Income Tax: The Root of All Evil
）的作者弗兰克·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一位业余经济学家，也是最有魅力的右翼代言人之一：
[13]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召集了一群知名经济学家，商讨如何应对名叫经济衰退的国家顽疾。这些专家开出了一剂药方。虽然略微有所缩减，这一对策还是占据了《纽约时报》两页中的大部分。鉴于这些博士的杰出地位，任何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想要检验他们开具的疗愈混合剂都会显得自不量力。然而事实是我们都是生活培养出的经济学家，因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赚钱谋生，而这就是经济学的全部。任何识字的家庭妇女，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儿常识，就能评估这份药方的具体细节，只要药方内容能够从层层包裹的冗词赘句中提取出来。
案例8 尽管敏锐的读者可能会把以下实例归为反文化（anti-cultural）而非反智识（anti-intellectual）的范畴，我还是无法忽略密歇根国会议员乔治·堂戴罗（George Dondero）的一些言辞。此人长期以来都是一名警惕的斗士，反对校园中的共产主义，反对立体主义（cub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达达主义（dadaism）、未来主义（futurism），以及其他艺术运动： [14]
所谓各种“主义”的艺术曾经是俄罗斯革命的武器，如今则被移植到了美国。它们先是渗透并吞没了我们许多的艺术中心，进而企图威慑、凌驾乃至推翻我们传统的艺术与遗产。我们所热爱的自己的国家当中那些所谓的现代或当代艺术实际包含了一切“主义”所代表的堕落、颓废与毁灭……
所有这些“主义”都源于外国，它们实在不应在美国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全部都是带来毁灭的手段和武器。
案例9 鉴于我将在本书中用大量篇幅探讨福音派传统中的反智主义，或许应该在这里列举至少一个反映该传统残余力量的例子。以下简短的引言出自我们这个时代最成功的福音教士葛培理（Billy Graham）。他在1958年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被评为继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之后“最受世人敬佩的人”： [15]
对许多人而言，除非得到所谓“知识分子”的支持，否则昨天的道德标准到了今天就不再适用。
我由衷地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完全的教育比完全不受教育糟得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教育只针对头脑而不针对灵魂……把那个不信神的人放归到世界上，他会是一个怪胎，他只接受一半的教育，比完全不受教育更加危险。
你可以随便在美国所有城市的所有街区中央建公共学校和大学，但是你永远无法凭借单纯的智识教育使美国免受道德腐化的侵蚀。
过去几年中，智识的支柱已被人的教义击垮。即便是典型的大学教授也愿意倾听牧师的声音。
我们用理性、理性主义（rationalism）、心智文化、科学崇拜、政府权力、弗洛伊德主义（Freudian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人道主义（humanism）、行为主义（behaviorism）、实证主义（positivism）、唯物主义（materialism）、唯心主义（idealism）代替了［《圣经》的地位］。［这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的杰作］。几千名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在公开场合表示道德是相对的——道德没有规范或任何绝对标准……
案例10 苏联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在美国教育界引发了一阵骚动。加利福尼亚州的教育制度因其对课程进行的实验而闻名，也因此成为最饱受批评的一个。旧金山学区委派了一批专家学者对该地区的学校进行调查，调查委员会敦促各学校恢复从前更严格的教学标准。此举遭到六个教育团体的严厉反击，他们批评旧金山报告的作者们是“在教学问题上小题大做的势利眼”，说他们越俎代庖，将教育的目的限制为“头脑的教育和智力的发展”。六个团体重申了“其他教育目标”的价值，“包括公民教育、职业培训，为幸福的家族生活作准备，伦理、道德、美学和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以及享受身体健康”。这些教育学家认为美国教育一个尤其值得称道的特色在于 [16]
其试图摆脱高度刻板的教育制度。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教学能力对任何社会而言都不是十分重要的，而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从历史上看， 强调为了获取知识而获取知识的教育系统都难免滋生堕落 。那些想要使课程大纲“固定”下来，让教育目的被锁定的人都误解了美国民主教育的独特功能。
案例11 以下是一则家长报告，其发布意在回应一位教师对当代教育标准松懈的控诉。整篇报告生动展现了一位对非学术儿童（non-academic child）和新式教育完全认同的家长的声明，很值得一读。我们将会看到，这里出现的学校教师的刻板形象有着深层的历史根源。 [17]
但是幼儿园教师理解儿童。他们的课程以儿童为核心。上学的日子充满了游戏、音乐、色彩和友爱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欢乐。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生活愉快地进行着……然后算术来了！失败如同幽灵一般日日夜夜困扰着我们。爸爸和妈妈开始参加心理学讲座，阅读关于自卑情结的书籍。我们艰难度过了四年级然后进入五年级。必须做些什么了。即使是爸爸也没办法摆平一切了。我决定找老师谈谈。
那所学校的地毯上没有印着欢迎的标志。没有人迎接我这个陌生人或是记录我的到访。阴沉沉的走廊上有规律地间隔着一扇扇关着的门，里面传出陌生的声音。我向一位匆匆路过的少年问了路，然后敲响了那扇令人生畏的门。我告诉了老师我的名字，尽可能摆出愉快的笑容。“哦，是的，”她说，好像早已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她伸手去拿点名簿，速度之快好似电影里的匪徒掏出了他的枪。
学生们的名字以准确的字母顺序整齐地写在一张画着横格线的纸上。老师用一根毫无血色的手指顺着页面边缘向下找到我女儿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许多小方块，方块里面用我不能理解的符号标记着小小的分数。她的手指横扫过纸页。我孩子的分数与其他孩子不同。她神气活现地抬起头，似乎这已经说明了一切。我想象她把一个活泼少年的全部活动压缩进一支狭小的圆规。我所感兴趣的是一种完整的生活，一种完整的个性；而老师仅仅关注算数能力。我真希望我没有来过。我一无所获，最后失望地离开了学校。
案例12 以下这些言论因阿瑟·贝斯特（Arthur Bestor）的评论而广为人知，但是它们值得被再说一次。节选的这则演讲的作者是伊利诺伊州一位初中校长，在发表并对外公布下述观点之后，他非但没有在教育行业失去原有的地位，反而在长岛大颈区获得了相似的职位，这一职位在全国的中学岗位当中显然是很令人歆羡的。之后，他又受一所中西部大学邀请担任教育学院的客座教师。 [18]
多少年来，我们在阅读、写作和算术技能周边构建了某种神圣光环。我们曾认为这些技能是所有人都应该掌握的……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聪明还是不那么具有头脑天赋，无论学生喜欢它们还是不喜欢它们。老师说这些是“所有人都应该学的”。校长说“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如何写字、拼写和阅读”。当某个孩子对上述某门神圣的学科表现出反感，他就会遭到警告说如果他无法掌握它，他长大以后就会变成某某人的样子。
3R标准
适用于所有孩子，所有孩子都适用于3R！就这么简单。
我们在摆脱这一口号方面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时不时地，某个母亲的小孩被选入了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或是某个雇主聘用了一个不会拼写的女职员，这些都会激起一阵关于学校教育的紧张不安情绪……然后我们就又回到了起点。
当我们认识到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必须阅读、算数、写字和拼写……当我们认识到他们当中许多人要么不具备掌握这些烦人玩意儿的能力要么不愿意去掌握它们……我们就能真正开始改善初中课程。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必须说服很多人。但是那一天就要来临了。总有一天我们将会接受这样的理念，即要求所有男孩都能够阅读就像要求所有人都能演奏小提琴一样没有道理，要求每个女孩都能拼写正确就像要求每个人都能烤出美味的樱桃派一样不切实际。
所有人都做同样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喜欢做同样的事，也不会那么做。当成年人最终意识到这一真相之后，所有人都会变得更加快乐……学校也会变成一个更为美好的栖居之处……
当我们有一天能够使一些人相信，掌握阅读、写作和算术能力并不是通往幸福和成功的唯一道路，下一步就是要削减普通初中课程当中这些内容占据的时间和注意力……东部的一所初中经过长时间的仔细研究，终于接受了一个事实：他们的学生当中大约有20%将达不到阅读水准……因而他们在为这些男孩女孩做一些别的事情。这才是理性的思考。相比之下，一些初中却在说“每位学生在毕业之前都必须掌握乘法表”。
这些案例，尽管来源和意图各异，都共同展现了反智主义的理想假设。或许可以说，知识分子是一群装模作样、骄傲自大、阴柔怪气的势利小人；很有可能缺乏道德，具有危险性和颠覆性。普通人朴素的常识，尤其如果在某些费力的实际工作中带来成功，就足以替代，乃至优于，学校教授的正规知识和技能。因此，有诸如大学和学院这类知识分子具有影响力的机构已经烂透了的说法，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无论如何，比起那种旨在培养能够理解思想艺术新思潮的教育，心灵的训导以及宗教和道德的古老原则可以为生活提供更加可靠的指导。即使在初等教育层面，那种过于注重获取纯粹知识而非大力发展身体和情感生活的教育，在行为模式上都是冷酷无情的，有导致社会堕落的危险。
为了避免理解上的误区，或许有必要在此说明：像本书一样一心致力于探索某个主题的著作难免会突出该主题的重要性，乃至高出其在整个美国文化史中应有的地位。我只能说，我并不会天真地认为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可以被恰当地浓缩为蛋头和猪头（fatheads）之间的持续争斗。此外，尽管我们的历史可以被看作充满文化与智识冲突的历史，公众却无法被简单地分为智识和反智识两个派别。大部分公众，甚至是大部分拥有高智商和警觉性的公众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他们对智识与知识分子的态度充满矛盾，表现为在当前文化问题上的左右摇摆。他们对蛋头怀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同时又真切地渴望启蒙与文化。与此同时，我们无法期待一本关于美国反智主义的著作会对我们的文化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就如同一本关于破产的历史无法被当作我们商业生活的通史。尽管我相信反智主义在我们的文化中无处不在，我还是认为它称不上占据统治地位。我多次注意到（正如我希望读者也能注意到的），最普遍而广泛的反智主义实际上是温和无害的，而最恶毒的反智主义主要存在于小规模的少数群体当中，尽管他们有时嗓门最大。我要重申的是，本书并不是人们期待的那种比较研究：我对美国反智主义的关注仅仅出于对美国社会某种特别的（可能是狭隘的）兴趣。我并没有假定反智主义在其他地方不存在。我认为反智主义在美国是一个格外严重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它在绝大多数社会都会以某种形式与程度存在；它或许表现为对知识分子实施的毒害
、市民与大学师生的骚乱、审查与纪律机制，甚至是国会调查。我倾向于认为，尽管反智主义有其普遍性，它或许可以被看作我们英语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盎格鲁－亚美利加（Anglo-American）历史中格外显著。几年前，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曾说过“没有一个民族会比英国人更加鄙视，更不信任知识分子”
[19]
。或许伍尔夫先生没有充分考虑到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比英国人更严重（这也情有可原，毕竟英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对美国人的自吹自擂感到厌烦）；不过听到一位经验如此丰富，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生活如此见多识广的英国知识分子作出这样一番评论，实在值得我们反思。尽管美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提出了一些紧迫而尖锐的问题，但是他们的许多苦恼也是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而在美国生活中多少还存在一些补偿的情形。
本书是一本批判性研究著作，不是代表知识分子向美国社会发起的一份诉讼案情摘要。我并不想把知识分子说成是降临在巴比伦城
的纯粹美德的化身，从而助长他们的自我怜悯倾向。我们不需要这样断言，也无须声称知识分子应该获得彻底的纵容或享有巨大的权力，以便坚持我们的论点，即尊重智识及其功能对于任何社会的文化和兴旺都很重要，而很明显我们的社会经常缺乏这种尊重。生活在知识分子当中的人都不会过度美化这一群体；但是他们身而为人（难免犯错）的事实与智识至关重要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应该让我们联想到宗教的智慧，即尽管神职人员可能屈服于肉体的过失与罪恶，但教会本身永远神圣。即便这样，我还是不会忘记，智识本身的重要性也可能被抬得过高，另一方面，让智识回归其在人类事务中应有地位的合理努力也不应该被称作反智。当T. S. 艾略特表示“没有更多人文关怀的智识能力，就像一个儿童象棋天才的光环一样不怎么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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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没有什么人会提出异议。但是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整个美国社会对智识过度吹捧或赋予其至高无上的价值以至于取代了其他合理价值的危险是微不足道的。
撰写此书的最危险之处是可能会误导一种观念，认为反智主义通常以某种不掺杂其他理念的纯粹形式出现。但是事实似乎清楚地表明，那些与智识产生冲突的人几乎总是怀着矛盾的态度：他们的怀疑与憎恨掺杂着尊重与敬畏；这在许多社会环境和人类历史阶段中都是如此。无论怎么看，反智主义并不是由那些对智识理念有绝对敌意的人发明的。正相反：就像受过良好教育者最难对付的敌人是受过部分教育的人一样，最重要的反智分子通常是深切关怀思想的人，痴迷于这种或那种过时的或被摒弃的理念。很少有知识分子没经历过片刻的反智主义；很少有反智分子没体验过偏执的智识热忱。反智主义之所以能够拥有悠久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在当今的论战中广泛传播，必然具备至少有一定论辩能力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中的大部分既非文盲也非愚人，而是边缘知识分子、潜在的知识分子、失去认可或充满怨愤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半文盲当中有文化的领导者，一本正经地对待他们那引起世界瞩目的事业，具有高度的使命感。我在福音派牧师中找到了反智派带头人，他们中许多人极其聪明，有些甚至可以称得上博学；反智派带头人还可以是能够清晰论述其神学理论的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s），是政治家，其中一些极其精明；是商人或其他代表美国文化实用要求者；是怀着强烈智识主张与信念的右翼编辑；是各式各样的边缘作家［请参考垮掉派（the Beatniks）中的反智主义］；是曾经被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异端思想冒犯的反共专家，甚至是那些在能够 利用 的时候对知识分子大加利用，却对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极其蔑视的共产主义领导人。这些人的怒气中突显出的敌意并不针对智识理念本身，甚至并不总是直接针对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反智主义代言人都忠实于某种理念，而且尽管他们可能憎恨自己同时代处于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却也可能是某些早已亡故的知识分子的信徒——或许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甚至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另一个不免苛刻的错误，是将那些时不时挥舞着反智主义旗帜的男男女女想象成必然是反智主义忠实的追随者，仿佛它是某种积极的信条或原则。事实上，反智主义通常是伴随其他意图（通常是正当意图）的副产品。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看作思想与文化的反对者。一个人并不会在早上起来，冲着镜子里的自己咧嘴一笑，说：“哦！今天我要戏弄一个知识分子，消灭一个理念！”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我们才会将一个人定义为本质上的反智者，并且当我们这样做时，也是怀着极重的顾虑。无论如何，对个体进行分类或指控对本书没什么意义，这当然也不是我所关心的问题；真正重要的在于对特定态度、运动和理念的历史趋势进行评估。 [21] 就这些而言，某些人可能时而支持这一边，时而支持那一边。事实上，反智主义通常是两股针锋相对的力量共有的特征。商人与工会领袖对知识分子阶层的观点可能惊人地相似。同样，进步主义教育有其强烈的反智元素，但是其最严厉而坚决的敌人即右翼治安会也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反智主义，虽说在风格上不那么模棱两可而且更为激进好斗。
能够与简单绝对的恶对峙无疑是一种不常有的乐趣；本书所讨论的绝不是这种情况；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如果说反智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当中一种广泛散布的特质，这是因为它经常与善业或至少是合乎情理的事业相连。它之所以一开始就牢牢控制住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因为它受到福音派宗教的滋养，而福音派宗教同时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人文和民主观念。反智主义之所以能够进入我们的政治是因为它与我们对平等的热爱有关。它之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中如此强盛，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拥有福音式平等的教育信念。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利用持续不断、技艺高超的智识手术，将我们的反智主义与它赖以生存的仁慈冲动分离开来，从而使后者不受影响。只有这样，反智主义潮流才能得到遏制；我并不是说彻底地消除，因为我相信这不仅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而且彻底消灭这种或那种恶的无限热忱，可能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妄想同样危险。
[1]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Highbrow in Politics,” Partisan Review , Vol. XX (March-April 1953), pp. 162-5; 《时代》杂志引用自此，p. 159。
[2] 据我所知，唯一对美国反智问题有广泛关注的美国历史学家只有默尔·柯蒂（Merle Curti），著有引人联想的《美国悖论》（ American Paradox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1956）一书及其作为主席在美国历史协会面前作的报告《知识分子与他人》［“Intellectuals and Other Peopl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LX (January 1955), pp. 259-82］。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在《智识之家》（ The House of Intellect ）（New York, 1959）一书中基于当代语境和知识文化界内部的紧张状况探讨了这一问题。《社会问题杂志》［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 Vol. XI, No.3 (1955)］用整整一期刊载了不同作家对反智主义的探讨。
[3] 在反智主义定义上的有趣运用，可参见Morton White: “Reflections on Anti-Intellectualism,” Daedalus (Summer, 1962), pp. 457-68。文中，怀特作了一个有用的区分，区别了敌视知识分子的反智者（anti-intellectual）和批判在知识和生活上以理性才智为准绳的反智识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他以相当的篇幅探讨了二者不同的策略和趋同之处。
[4]
这些因素有力地提醒着我们，与其他地方一样，美国有着某种包容各种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当权派。一个人是否隶属这一派别一般情况下是十分明确的（尽管有边缘案例）。当权派对于针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有着双重评判标准：来自内部的批评通常被认为本质上意图良好，更有可能只根据自身得到评判；但是来自外部的批评——即便是同样的批评——则会被认为充满敌意，被贬斥为反智的或具有潜在危险的。比方说，几年前，许多知识分子批评说大型基金会把太多的研究经费用于大额预算的“项目”而非个人奖学金。但是当里斯委员会（the Reece Committee）开始对基金会穷追不舍，这同一批知识分子却不乐意看到来自委员会（混杂了其他似是而非言论）的同样的批评。
当然，不只有知识分子这样做；这其实是群体生活的普遍现象。政党或少数群体在面对批评时可能会采取同样的双重标准，取决于批评来自团体内部还是外部。此外，这种双重标准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便在逻辑层面不够合理它也具有历史事实的合理性，因为批评背后的意图不幸恰恰成为批评是否适用的一个因素。那些批评基金会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在他们看来）对基金会的政策进行建设性调整，而里斯委员会进行的调查则有可能严重损害乃至毁掉这些政策。同样，所有人都能理解，比方说，一个关于犹太人或黑人的笑话是由群体内部还是由群体外部的人讲出来，含义是不同的。
[5] 这一说法的兴起源于斯图尔特·奥尔索普（Stewart Alsop）的专栏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这位记者记录了自己与兄弟约翰的谈话。斯图尔特提到，很多通常是共和党人的有识之士显然对史蒂文森赞赏有加。“当然，”他的兄弟回答，“蛋头们都爱史蒂文森。但你认为能有多少蛋头？”Joseph and Stewart Alsop: The Reporter’s Trade (New York, 1958), p.188.
[6] Louis Bromfield: “The Triumph of the Egghead,” The Freeman , Vol. III (December 1, 1952), p.158.
[7] 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 “Remarks of the President at the Breakfast Given by Various Republican Group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tatler Hotel, Los Angeles ... September 24, 1954,” p. 4；黑体乃自加。总统有可能听国防部长查尔斯·E. 威尔森（Charles E. Wilson）说过类似的话，因为后者的言论被人在其他地方引用过：“蛋头是一个并不理解他所知道的一切的人。”Richard and Gladys Harkness: “The Wit and Wisdom of Charles Wilson,” Reader’s Digest , Vol. LXXI (August, 1957), p. 197.
[8] The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 1957.
[9] U.S. Congress, 84 th Congress, 2 nd session,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earings , Vol. XVI, pp. 1742, 1744 (July 2, 1956)；黑体乃自加。
[10] Freeman , Vol. XI (November 5, 1951), p. 72.
[11] Congressional Record , 81st Congress, 2nd session, p. 1954 (February 20, 1950).
[12] Jack Schwartzman: “Natural Law and the Campus,” Freeman , Vol. II (December 3, 1951), pp. 149, 152.
[13] “Shake Well before Using,” National Review , Vol. V (June 7, 1958), p. 544.
[14] Congressional Record , 81st Congress, 1st session, p. 11584 (August 16, 1949)；另见堂戴罗的讲话《我们学校中的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Our Schools”, Congressional Record , 79th Congress, 2nd session, pp. A. 3516-18 (June 14, 1946)］，以及他的演讲《艺术中的共产主义阴谋对美国博物馆构成威胁》［“Communist Conspiracy in Art Threatens American Museums”, Congressional Record , 82nd Congress, 2nd session, pp. 2423-7 (March 17, 1952)］。
[15] William G. McLonghlin, Jr.: Billy Graham: Revivalist in a Secular Age (New York, 1960), pp. 89, 212, 213; on the Gallup Poll, see p. 5.
[16] Judging and Improving the Schools: Current Issues (Burlingame, California, 1960), pp. 4, 5, 7, 8; 黑体乃自加。受到攻击的文件是William C. Bark et al.: Report of the San Francisco Curriculum Survey Committee (San Francisco, 1960)。
[17] Robert E. Brownlee: “A Parent Speaks Out,” Progressive Education , Vol. XVII (October, 1940), pp. 420-41.
[18] A. H. Lauchner: “How ca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Be Improved?”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School Principals , Vol. XXXV (March, 1951), pp. 299-301。这里出现的省略号的六个点并不代表遗漏了某些信息，而是作者本人的标点停顿。这篇讲话是在该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关于阿瑟·贝斯特的评论，参见 The Restoration of Learning (New York, 1955). p. 54。
[19] “G. E. Moore,” Encounter , Vol. XII (January, 1959), p. 68；应该提一句，根据该引文的背景，伍尔夫对其言论的限制条件十分清楚。
[20] Notes towards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London, 1948), p. 23.
[21] 举一个恰当的例子，我认为探讨约翰·杜威（John Dewey）某些教育理论中的反智影响及反智结果，这是可取的；但如若因此将杜威说成是 一个 反智分子，那将是荒谬而且不切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