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亚当斯并没有独自前往鹿特丹。他的兄弟托马斯和其他十一个人也加入了探险队。其中，蒂莫西·肖顿曾经在1586年随托马斯·卡文迪许完成了环球航行，他激励了这一小群奔赴荷兰的人，因为他带回了许多关于遥远东方的消息。

这支探险队的荷兰组织者欢迎亚当斯等人的到来，答应雇用他们。不过，到了解释此行目的时，他们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鹿特丹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船队的投资人对远东贸易的兴趣不大，前往香料群岛只是幌子，这些精明的商人实际上指示船长们复制德雷克和“金鹿”号的壮举，劫掠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据点，抢夺他们储藏的黄金。

船队在北海和鹿特丹之间的深水港湾整装待发，气势十足。船队由五艘船组成，包括“胡博”号、“吉罗夫”号、“利弗德”号、“特罗夫”号、“布里杰布德肖普”号。记下这段探险经历的英国人后来把它们（不太准确地）翻译为“希望”号、“信仰”号、“博爱”号、“忠诚”号和“欢乐使者”号。这些名字并不恰当，那里没有希望和信仰可言，博爱是不存在的，忠诚也很容易被人忘记。当“欢乐使者”号的幸存者最终返回家乡时，他们带回来的故事唤起的是听众的眼泪和叹息，而不是欢乐的笑声。

舰队司令雅克·马胡是一个聪明、年轻的单身汉，以举止优雅闻名。他热情欢迎亚当斯，邀请他担任旗舰“希望”号的引航员。亚当斯的兄弟被安排在“忠诚”号上，其他英国人被分配到各艘船上。

1598年6月末，亚当斯带着珍贵的世界地图、青铜地球仪、星盘和指南针登上了船。这些仪器，再加上他的天文学知识，就是他带领“希望”号绕地球半圈所需的一切。

对于亚当斯来说幸运的是，蒂莫西·肖顿能够为他说明前往东方的两条航线，它们都危险重重。向西的路线需要先绕过美洲最南端，然后还要花很长时间独自横渡太平洋；向东绕过非洲南部海角的航线同样没什么吸引力，它早就因为变幻莫测的天气而恶名昭著。七年前，当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兰开斯特尝试沿这条航线航行时，他的船被飓风摧残，被雷劈中，很多船员遭遇了不幸。“有的人被击中后失明，其他人的手臂和腿上出现淤青，还有一些人胸部受伤，两天后开始渗血。”

本次探险活动的金主更倾向第一条路线，这进一步印证了人们的猜测——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西班牙人的金银。但是，肖顿早在1586年便已发现，前往藏有这些财宝的地方并不容易。肖顿和他的同伴进入南部海域后经历了各种考验，最困难的航道莫过于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麦哲伦海峡。他们被“逆风和极端天气蹂躏，暴风雨……摧毁了我们最好的索具和船锚”，这片贫瘠的土地也很难进行补给。船员尝试上岸寻找一些可以食用的植物，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大群野蛮人”。他们很快便发现，这些野蛮人正用打量食物的眼光看着他们。“他们是食人族，”航海日志记录道，“完全依靠生肉和其他肮脏的食物过活。”

巴塔哥尼亚狩猎采集部落原始的生活方式令肖顿和他的同伴震惊。他们用石斧作战，吃腐烂的鱼肉，简直“像野兽一样野蛮”。有的人身材高大，肩膀一高一低，还有的人手脚大得出奇。“我们量过一个人的脚，足足有四十五厘米长。”

亚当斯和其他船员将有机会见到这些奇景。除此之外，从鹿特丹前往巴塔哥尼亚的途中同样有很多危险。1598年6月24日清晨，荷兰舰队起航，向西驶出英吉利海峡。“我们五艘船一同出发，”亚当斯简单写道，“7月5日，离开了英国海岸。”这支舰队正好赶上顺风，很快驶入大西洋，向南驶往比斯开湾。

舰队副司令西蒙·德·科德斯为了招人上船，曾承诺“食物将应有尽有”。事实证明，他没有食言。他的船长们在食品供应上非常慷慨，以至于船员们看到配给食物的分量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他们分到了“大量饼干……根本吃不完，于是把它们装在自己的箱子和木桶里”。当船靠近北非海岸时，科德斯意识到，他在前几个星期的航行中过于慷慨。为了纠正这个错误，他制定了“口粮政策”，规定没有新鲜食物时，船员的配给会减少。但即便如此，舱中的食物还是严重不足。8月中旬，出海后不到两个月，食物储备已消耗殆尽。此后，船员每天只能得到半磅面包和三杯红酒；当风平浪静，可以生火做饭时，他们还能额外得到少量烤鱼。对于饥肠辘辘的船员来说，这些显然是不够的。

亚当斯知道（他已经被调到“博爱”号上），如果不在非洲某地停下来补充淡水、水果和盐，这艘船不可能到达麦哲伦海峡。不过，他也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葡萄牙人的海岸要塞是一个严重威胁，使他们无法顺利获取食物。但是，当饥饿、脱水的船员饱受赤道的高温摧残时，淡水和新鲜的水果的重要性越发突出。“污浊的空气导致许多船员患病”，亚当斯写道，他刚从肖顿那里了解到热带水域的危险。败血病和痢疾（令人谈之色变的“血痢”）开始缠上因为食物不足而变得虚弱的船员，威胁他们的生命。

继续向南航行的船通常会在佛得角群岛停泊，它是进入南大西洋前最后一个可以补给的地方。这些“欣欣向荣的绿色”岛屿上虽然长满了野柠檬树和橘树，但同时也弥漫着瘴气。奴隶贩子理查德·霍金斯爵士说，它们位于“世界上最不健康的气候区之一”。他还补充道：“我去过那里两次……各种热病和痢疾让我们损失了一半的人，有的人打颤，有的人高烧不退，有的人同时有两种症状。”

佛得角群岛同样在葡萄牙人的控制之下，他们不可能欢迎这些看起来与海盗无异的新教徒。当雅克·马胡给岸上送去一封信，表示他没有任何敌意时，葡萄牙人粗暴地告诉他，“他们不相信他的话”。他们拒绝给他提供水和食物，除非接到总督命令，不过总督当时并不在岛上。

“博爱”号船长范伯尼根愤怒至极，轻率地建议占领普拉亚岛。其他船长同意了这个大胆的提议，派一百五十名士兵登陆，爬上悬崖，占领要塞。“他们向城堡前进……打着两面军旗。”这是一项危险的行动，因为要塞坐落于高耸的岩壁之上，入口“如此陡峭，六个意志坚定的人或许足以挡住一千人”。不过，进攻者仅仅开了九或十枪，葡萄牙驻军就逃跑了，范伯尼根的部下胜利进入要塞。得胜的荷兰人将“长椅、箱子和木板”当作路障，加强这里的防守。他们自信地认为，目之所及处皆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于是开始思考下一步行动。

他们渐渐意识到，占领这座要塞绝非上策。他们现在躲在荒凉的山顶，仍然无法获得急需的食物补给。事实上，他们只是加深了葡萄牙人的敌意。范伯尼根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胜利毫无意义，他不得不放弃这座山顶的要塞。他的部下羞愧地拆除路障，收好大炮。根据一份探险日志的记载，“他们赞成放弃要塞，用正当手段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葡萄牙总督得知荷兰人的暴行后非常愤怒。他说：“他们如果表现得像朋友一样，或许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想要的东西。”现在，怒火中烧的总督责令他们立刻离开佛得角群岛，还命令部下将所有火炮搬到岸边，准备发起进攻。荷兰人无可奈何，只能携带为数不多的食物和水继续航行。

事态的发展令亚当斯恼羞成怒，他很清楚谁应该为这次失败负责。“我们耽搁了二十四天，”他后来写道，“我们之所以在这些岛上耽搁了这么久，是因为舰队的一名船长让我们的司令相信，我们可以在这些岛上找到大量食物，比如山羊或其他东西。”对于饥饿、健康状况不佳的船员来说，未能获得食物是一个噩耗，沉重打击了士气。9月22日，“希望”号升起一面旗，命令所有船长集合。他们得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司令雅克·马胡死于高烧，舰队群龙无首。船长和船员都很悲伤，因为马胡颇有人望，“他性情温和，诚实、谨慎、勤奋、体贴部下”。他的葬礼庄严肃穆。“遗体被放入棺材，棺中装了石头，棺上蒙黑布以示哀悼，船长们抬着棺材从船尾走到船头，在军鼓、小号、风笛悲伤的乐曲声中，将其葬入大海。”马胡在密封的信里写下了继任者的姓名——副司令西蒙·德·科德斯。

舰队陷入困境，亚当斯忧心忡忡。返航当然不可能，因为他们现在逆风逆水。但是，在船舱和肚子都空空如也的情况下前往未知之地，同样是自寻死路。当务之急是找到食物，而且由于败血病“在每艘船上肆虐”，他们不得不扬起船帆，“前往阿诺本岛，使船员能够恢复体力，同时获得水和其他必需品”。

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但鉴于当前状况，这是最好的选择。崎岖而肥沃的阿诺本岛位于赤道几内亚外海，长满了热带树木，冒着浓烟的火山使人们一眼便可以知道它的位置。前往阿诺本岛最安全的（也是最长的）路线是沿非洲海岸线航行，到达洛佩兹角，那里距离这座火山岛只有几天的航程。沿着海岸线航行，船员便可以补给淡水，但劣势是他们不得不面对住在岸边的野蛮部落。当肖顿和卡文迪许沿这条路线航行时，他们的船多次遭到当地部落袭击。肖顿的一名船员被箭“射中大腿，他拔箭时折断了箭柄，箭头留在肉里”。这是一个致命错误，因为“箭头涂了毒。当晚，他浑身肿胀，肚子和私处像墨水一样黑，第二天就死掉了”。

最终，舰队还是没能上岸。每次荷兰人的舰队想靠近海岸时，他们都会遇到激流和危险的海浪，舰队被迫一直航行到洛佩兹角才抛锚，然后“将我们的病人送上岸”。此时，他们在赤道非洲的核心地带，海岸遍布着绿色植物，如高大的月桂树和香桃树、开花的金合欢和可怕的热带蕨类植物，这些蕨类植物触手般的鲜绿叶子垂入浑浊的水里。腐败的植物散发的臭气飘进了船，船员们大声咒骂“该死的闷热天气和携带着传染病病菌的脏空气”。更糟糕的是，雨季已到，丛林酷热难耐。几乎没有船员经历过这些。

不过，既然已经到了洛佩兹角，人们有理由稍微乐观一些，因为据说这里的部落相对友善。当英国探险家威廉·托尔森访问这片海岸时，当地部落令他喜出望外，尤其是那些丰满的女人，她们让在海上漂泊数月的托尔森大饱眼福。“（她们的）乳房特别长。”他写道。由于实在太长了，“有的人会把它们叠放在地上，然后侧身躺下”。他的同伴很开心地发现，这些女人“放荡且不洁”，喜欢引诱水手到她们的茅草屋。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些传言已如音乐般悦耳，而荷兰人则更加兴奋，因为他们发现这些部落的女人“将和荷兰人共处一室视为莫大荣幸，会四处炫耀”。

这些部落的男人似乎比他们的女人更天赋异禀，而且非常乐意公开展示他们的私处。“（他们的）那玩意儿真大，”荷兰探险者彼得·德·马雷什写道，“他们大肆吹嘘了一番。”小酌之后，他们会变得“非常好色”，但是纵欲也让他们付出了高昂代价。很多男人感染了蠕虫，这些虫子寄居在“他们的阴茎和睾丸里”。虽然这些部落民既“粗鲁”又“野蛮”，但他们对放屁非常敏感。“有人在身边的时候，他们会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屁放（出来），”马雷什写道，“我们荷兰人经常（放屁），他们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其他人在自己面前放屁，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和蔑视。”

舰队司令科德斯知道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取得食物和水。于是，他派“信仰”号的西博尔德·德·韦尔特上岸和当地酋长联系。船长对他的发现不以为然。酋长身材矮小，他的“宝座”像鞋匠的凳子，“仅有三十厘米高”。他用毛茸茸的羊皮裹脚，穿着“镶金边的紫色衣服，看起来就像一个桨手”。他“没有穿衬衫、鞋或袜子，头上戴着一块杂色的布，脖子上戴了很多玻璃珠”。他的帽子尤其古怪——一顶圆锥形的小丑帽，还在脸上涂了白粉。他的侧近也毫不逊色，将自己涂成亮红色，而且都戴着一模一样的怪帽子，“装饰着公鸡的羽毛”。

进到酋长住的泥屋后，韦尔特更加不以为然。“这座宫殿，”他轻蔑地写道，“还不如马厩。”韦尔特船长决定用一小段华丽的表演打动酋长。他命令号手吹号，在演出结束后解释道，他来“为我们的船员寻找食物”。酋长点了点头，对妻子们嘀咕了几句。韦尔特船长希望能得到新鲜的肉和水果，但他的期望很快落空了。当地人端上了几个陶罐，一个陶罐装着熏河马肉做的炖菜，其他罐子装着“一些烤过的香蕉”。

更令人失望的事情在等着他们。酋长期望这些荷兰人能回报他的善意，要求得到船上的食物。韦尔特船长极不情愿地命人从船上带下来少许食物，以“堵住（这个酋长的）嘴”。船员带来一瓶西班牙葡萄酒，酋长一饮而尽，“由于西班牙葡萄酒的缘故，这个几内亚人忘记了节制，很快就醉倒了”。当酋长沉睡时，船员们只能任凭自己的肚子咕咕作响。

舰队的船长们意识到，他们无法从洛佩兹角得到足够的食物，而且越来越担心热带气候对健康不利——“很多人病倒了，因为那里的空气不干净”。十六个人病死，被葬在非洲丛林中，韦尔特本人也“持续发高烧”。船长们决定继续前往阿诺本岛，但他们刚登上这座岛屿，就发现岛上聚集了很多葡萄牙火枪手。更糟糕的是，那里的空气“甚至不如几内亚，越来越多的船员病倒了”。他们发动了一次夜袭，缴获了少许食物——饼干、一些奶酪和几瓶酒，但这些远远不足以喂饱几百名饥饿的船员。很多人受痢疾折磨，高烧带来死亡。死者中包括托马斯·斯普灵，“一个前途光明的英国年轻人”。

1599年1月2日，舰队再次起锚，向南美洲驶去，船员祈祷他们的船能平安抵达目的地。热带的海水已经对船木造成了严重损害，舰队离开阿诺本岛时又遭遇暴风雨，情况进一步恶化。“信仰”号的主桅断成三截，露在外面的木头像海绵一样柔软，布满了虫洞。“博爱”号拖着这艘船前行；与此同时，船上的木匠加紧赶制新桅杆。他们其实不需要费这么大气力，因为风很快便停了下来，舰队一动不动，无法前进。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南大西洋的无风区，如果“没有浪，也没有风”，一艘船甚至可能在这里“待上半年……（因为）那里没有一丝的空气扰动”。司令科德斯预计舰队在到达南美洲之前将不得不在这里待上几周，因此只能进一步削减本来就不多的口粮。“我们的司令命令，”亚当斯写道，“一个人每四天只能吃一磅面包，也就是说，每天四分之一磅，酒和水的配给也像这样。”“博爱”号上的一名船员饥饿难耐，偷偷爬进船上的厨房，偷走了一些面包。他立即遭到无情的惩罚。他被绞死，尸体抛入大海，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

亚当斯知道，配给减少会使患病和死亡的概率急剧上升。“食物匮乏使人变得虚弱，”他写道，“饥肠辘辘的船员甚至开始吃包绳索的牛皮。”腌牛皮当然不适合病人食用，败血病在船上肆虐。

这种可怕的疾病是每次远洋航行痛苦的根源，所有人都非常熟悉它的症状。“病人极度口渴，”理查德·霍金斯爵士写道，“身体各部位都会肿起，特别是腿和牙龈，牙齿会从口腔中脱落。”患病的船员肤色蜡黄、长斑，口臭。随着病情加重，他们呼吸不畅，疲惫不堪，情绪低落。疾病进入第二阶段后，病人身体发青、肿胀，疼痛难忍，嗜睡，并伴有肾脏问题和严重的腹泻（这在船上是非常不方便的事，因为厕所在船尾，每次去厕所都要在摇摇晃晃的船上尽力保持平衡）。

人们对败血病的发病原因有不同解释。“有的人将其归咎于懒惰，”霍金斯写道，“有的人认为是自负。”其他人则认为是船上肮脏的环境导致的，还说“对于这种疾病最好的预防手段就是保持船内清洁，经常洒醋或者用焦油熏”。在这次探险中，没有人知道，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兰开斯特七年前已经发现了治疗败血病的方法——他“带着几瓶柠檬汁出海，每人每天早上喝三勺，直到柠檬汁变质”。这种方法的效果显著，“治愈了很多船员，其他人都安然无恙”。不幸的是，兰开斯特的药方很快被忘记了，败血病又在船员中间横行了一百六十一年之久。

起风了，船开始加速。当船员们离开热带地区，驶入南大西洋时，已是冬季，气温骤降，很多人死亡。“忠诚”号的一名英国水手吃面包时四肢僵住。船医巴伦特·波特赫伊特对发生在自己眼前的一幕表示愕然。“他坐在长椅上……突然向后仰，倒在地上，看起来病得很重，口吐白沫。他没有说一句话，几小时后就死了。”两天后，类似的症状出现在第二名船员琼曼·冯·乌得勒支身上，“他大声尖叫，口吐白沫，四处抓挠，踹人，不断挣扎”。他被抬到甲板下，不吃不喝，随后开始自言自语，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他的结局十分悲惨，“他疯了，不能清理自己，无法正常排泄，而且因为天气非常冷，他身体周围的水分凝结，他的肉被冻住，他们不得不砍掉他的双腿”。这次痛苦的手术仅仅让他多活了几天。

3月末，船员们看到了一幅让他们终生难忘的景象。亚当斯写道：“逆风航行了两三天后，我们在南纬五十度见到了陆地。”他们到达了今天的阿根廷海岸。船员们想立即下锚，但由于强劲的北风吹着船帆，船长们决定趁现在还安全，继续驶向麦哲伦海峡。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他们进入麦哲伦海峡的时间已经不算早了。“等到了冬天，”亚当斯写道，“那里会下起大雪。”

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引航员来说，麦哲伦海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里遍布着暗礁浅滩，有些地方的水道十分狭窄，必须小心掌舵。海峡两侧无与伦比的景色令德雷克的船员叹为观止。“群山直耸入云，”一个人写道，“这么高的山举世罕见，四周云雾缭绕，仿佛环绕着大量凝结的云和冻住的流星。”不过，大自然的力量给德雷克的舰队造成了巨大破坏，他的几艘船被“狂风、大浪和令人望而生畏的陡峭岩壁”连番摧残。

作为引航员，亚当斯的工作是带领“博爱”号安全通过这片危险水域。他心情急迫，因为冬天渐近，附近水域迟早会结冰。但是，对于饥肠辘辘的船员来说，数千只企鹅的诱惑难以阻挡。他们停船上岸，仅仅过了几分钟，便打死了一千四百多只不幸的鸟。

亚当斯对天气的担忧是正确的，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冰雪交加”。一艘船的绳索被风吹断，失去了锚。不久之后，浓雾使舰队无法前进。雾散去后，风向改变，现在它夹杂着冰雹和雪花从南面吹来。韦尔特把自己关在船舱里，在航海日志中写道，他和他的船员被困在“暴风雨不断的冬季……狂风似乎永远不会停，他们的辛苦毫无意义，计划中的航行没有任何进展”。很快，寒冷的天气使他无法继续写日志，他只能简单列出一份清单，上面写着让他不满的一切：“雨、风、雪、冰雹、饥饿、失去的船锚、破损的船只、疾病、死亡、野蛮人、短缺的食物和过度的欲望，共同造成了现在的凄惨状况。”

亚当斯仍然坚信舰队可以突破这片冰封的海域。他写道：“这个冬天，我们几次遇到了足以帮助我们穿过海峡的风。”但是，由于已经失去了几个船锚，再加上航海图也不准确，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向太平洋航行过于危险。

食物和柴薪短缺。降霜后，生活变得愈发痛苦，“因为船员的食欲大增，粮食储备消耗得更快了”。科德斯下令分发六吨干豆子，但仍不足以缓解饥饿。有的船员试图利用绝境赚钱，他们卖掉自己的配给，以生贝为食。“欢乐使者”号的两名船员因为偷油被判处死刑。船长命人在岸边搭起绞刑架，吊死了其中一人。另一个人表示悔过，因而被宽宥。但几天后，他又被发现偷油。这次他被鞭笞，被打得皮开肉绽。到了饭点，船长必须盯着船员，挥舞棒子痛打那些不守规矩的人。

船员第一次见到当地“野蛮人”是在5月初，当时一群部落民划船驶向舰队。船员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差不多有三米多高（原文如此）……红皮肤，长头发”。这些“野蛮人”向船员投掷石头，骂了一些脏话，然后划船回去了。大约三个星期后，一小群水手在岸上偶然发现了“一群野蛮人”。这些“野蛮人”成功抓住了五个荷兰人，把“前三个撕成碎片”，把他们肢解了。其他两人被科德斯救出，他带着一个排的卫兵登陆。南美部落民让他们胆战心惊——“这些野蛮人全身赤裸，只有一个人在肩上披着一张海狗（海狮）皮”。他们手持木长枪，枪上锋利的箭头可以“深深刺入肉里，几乎不可能拔得出来”。在一次战斗中，这些长枪穿透了“四层衣服，最终深深插进胸口”。有的插得太深，拔不出来，“因此不得不把它们整个从伤口另一侧推出”。

海峡被冰封住，岸上的野蛮人充满敌意，船员们别无选择，只能待在船上。科德斯试图办一次小庆典以提振士气。他组建了一个骑士团“来永远纪念这次危险而伟大的航行”，将其命名为“怒狮骑士团”，并封船长们为骑士。他们宣誓效忠，然后全员带着武器，划船上岸，吹响号角。部落民落荒而逃，船员们欢呼雀跃，发誓将竭尽全力去征服“西班牙人的领土”。随后，科德斯立碑纪念这次行动，将麾下骑士的名字刻在碑上，命人将死者埋在碑下。

那是一座壮观的纪念碑，这次行动确实在短期内极大提振了士气，但效果并不长久。纪念碑被毁，“是野蛮人干的，他们还将墓碑下的尸体挖出，将他们肢解，并带走了其中的一具”。科德斯的理发师的尸体遭到破坏，头被棍子砸碎，心脏被摆在几块岩石上，生殖器被砍掉。船员们收殓了他的尸体，连同能找到的残骸，再次匆匆下葬。

进入8月最后一个星期后，冬季渐渐过去，雪减弱为雨夹雪，然后又变成雨。9月初，舰队终于拔锚起航，继续穿过海峡，驶向太平洋。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在被迫滞留海峡的这段时期内，他们肯定损失了上百名船员。许多人死于“冰雪”，亚当斯回忆道，“另有许多人死于饥饿”。韦尔特补充道，他自己的船——“信仰”号因为“疾病或其他原因”失去了许多人，“船上原本有一百一十名船员，现在只剩下三十八人”。

起航仅仅几天，瞭望员便望见了太平洋。这是他们期盼许久的时刻，值得庆祝。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余暇顾及这些。“我们到了南海，”亚当斯写道，“六七天后，遭遇了更强的暴风雨。”舰队被吹得“七零八散”，各艘船被吹到不同的地方。一艘被吹入太平洋，其他几艘被推回海峡。共同航行了一年多后，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孤身奋战。

好在科德斯早就有了应对方案，安排舰队在秘鲁海岸集结。不过，在遭受了数不尽的苦难和折磨之后，这次被迫的分离使很多水手情绪崩溃，整支舰队士气低落。“欢乐使者”号遭巨浪袭击，船首斜桅和前桅断裂，在海上孤独无助地漂了几个星期，最终被西班牙人俘虏。船员因驶入西班牙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而被囚禁、审问、处罚。只有少数船员最终侥幸生还。

“信仰”号船员无法继续忍受这样的磨难，投票决定放弃航行。他们重新驶入海峡，最终于1600年7月返回鹿特丹，最初的一百多名船员中，只有三十六人活了下来。

相比之下，“忠诚”号船员更加坚韧。他们一路向西航行至东印度群岛。事实证明，该决定并不明智，他们在香料群岛被葡萄牙人抓住。“忠诚”号原有八十六名船员，此时只剩下二十四人，他们要么被戴上镣铐关了起来，要么被处决。最后，六人成功脱身，返回荷兰。探险队中唯一的苏格兰人威廉·莱昂直到1606年仍被关押。

“博爱”号被吹离航线。“我们多次遭遇暴风雨，”亚当斯写道，“被向南吹到五十四度。”船员们花了三个星期才回到正确航线，结果再次被推向南边。“八到十天后的某个晚上，我们的前帆被狂风吹走了。”暴风雨终于停了下来，“天气和风向都合适，我们沿着预定航线前往秘鲁海岸”。

舰队的船长们同意在集合地点等候三十天。亚当斯希望利用这段时间获取新鲜食物，作为交换，他把小饰品送给当地的部落民。“博爱”号在莫查岛和圣玛丽亚岛短暂停留后，于1599年11月在一个“拥有美丽沙滩的海湾”下锚，船员们为了“和这里的人交换食物”划船上岸。

二十年前，德雷克的部下也做过相同的事，但他们的结局悲惨。野蛮人抓住他们，用“刀子在他们身上割，把他们的肉一块块切下来”，然后把肉块扔向天空，同时疯狂地跳起舞来。随后，“（他们）像狗一样，用最可怕、最残忍的方式吃光了这些肉”。

“博爱”号遇到的原住民并不比“金鹿”号遇到的更热情。“他们不让我们上岸，”亚当斯写道，“朝我们射了许多箭。”强烈的敌意令船员们不知所措，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如果不为食物而战，就只能忍饥挨饿。“船上已经没有食物了，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从岸边找到些吃的，于是派二十七到三十名船员强行登陆，试图把野蛮人从岸边赶走。”很多人在登陆时受了伤，但他们反而更加坚决地要找到食物。“于是我们向他们打手势，（告诉他们）我们想要食物，还向他们展示了铁、银和布匹，我们将用这些东西和他们交换。”

当地人见到“博爱”号上的珠子和小饰品后，扔下弓箭，同意交易。“他们给我们的人带来了酒和土豆，让我们吃喝，还带了其他水果。”这些并不足以填饱船员们空空如也的肚子，但部落民“向我们船员打手势，让我们的船员先回到船上，第二天再来，他们会带来很多食物。”

这是几个月来“博爱”号上第一次洋溢着乐观情绪。船员们相信印第安人将带来大量食物，足以装满他们的船舱；此外，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西班牙人，这让他们如释重负。船长范伯尼根决定第二天一早和军官们一起上岸，尽量多带一些食物。“船长坐在一条小船上，”亚当斯写道，“带着我们能派出的全部人手。”范伯尼根希望部落民把东西带到岸边，这样他的人就可以轻松将它们搬到船上，但部落民似乎无法理解他的手势，比画着告诉他，他应该上岸。船长很谨慎，他经验丰富，本能地有所警惕。上岸的话，他和他的船员将暴露在真正的危险当中，而他不想踏入陷阱。但这些印第安人拒绝靠近岸边，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不顾之前在我们的船上做出的决议，决定上岸”。

范伯尼根力求万全。他挑选了包括亚当斯的兄弟托马斯在内的二十三名精锐船员，命令他们尽可能展示自己的实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一千多名印第安人正埋伏在距离小船大约有火枪射程那么远的地方”。他们正拉弓等待事先定好的信号，一看见信号，他们“立即用这些武器攻击我们的人，据我所知，他们杀光了我们的人”。

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势一瞬间便结束了。船长范伯尼根和登陆的精锐船员全军覆没，只有留在小船上的人侥幸逃过一劫。他们几乎无法相信刚刚发生在眼前的一幕，慌忙逃命，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博爱”号报告噩耗。“他们（印第安人）在岸边等了很久，看我们的人是否还会回去，”亚当斯写道，“但是我们的人都被杀了，小船带回了……悲伤的消息，我们的人都死了。”

亚当斯很绝望。他在这次伏击中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我的兄弟托马斯也在其中”。十七个多月以来，他们作为亲密伙伴一起住在狭窄的船舱里。此次事件对他们的信心（和继续航行的能力）造成了致命打击。现在，“博爱”号人手严重不足，士气跌至谷底。“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难过，”亚当斯写道，“剩下的人几乎无法起锚航行。”

当船员们确定再没有幸存者之后，他们“极其沮丧地”开始向位于外海的圣玛丽亚岛航行。他们在这里终于听到了一些好消息。“我们发现了我们的旗舰（‘希望’号），”亚当斯写道，“看到它，我们松了一口气。”但是，“希望”号同样受到当地人的袭击。“他们和我们一样沮丧，他们失去了船长，二十七个人死在莫查岛。”

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再也见不到舰队其他人了。他们还知道，如果不能在船舱里装满食物，他们根本不可能横渡太平洋。但是，他们的人手不足，无法再次冒险登陆。

他们在思索摆脱困境的办法时，突然获得命运的眷顾。两个西班牙人（也许是沿岸的卫兵）登上“博爱”号打探它的目的地。他们问了亚当斯一些问题，检查了这艘船，然后打算回到岸上。“但是我们不允许他们走，”亚当斯写道，“他们觉得受到了严重冒犯。”亚当斯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拿出些东西来换取自由。“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急需食物，如果他们能够给我们很多牛羊肉，他们就可以回到岸上。”西班牙人虽然生气，但无可奈何，只能照办。他们命人送来大量食物。靠着这些粮食，“博爱”号和“希望”号的船员“基本恢复了健康”。两艘船终于可以继续航行了。

科德斯的首要任务是找到范伯尼根的后继者。他选择了颇有才干的雅各布·夸克接任“博爱”号船长，然后又召集更多人（包括亚当斯和肖顿）开会征求意见，以决定“怎样才能在这次航行中获取更大的利益”。他们有几个选项，最显而易见的是前往东印度群岛中有“香料群岛”之称的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那里的肉豆蔻价格低廉。这将取悦赞助这次航行的商人，因为香料贸易的利润丰厚。前往东印度群岛还有另一个好处——那里的许多岛屿和环礁还没有落入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之手。菲律宾群岛是另一个选项，不过他们很可能和西班牙人发生冲突。“博爱”号载的货物最终起了决定性影响。它的货舱里塞满了毛织物，这些货物不大可能在位于热带地区的香料群岛找到市场。“我们一致认为……摩鹿加群岛和东印度群岛基本都在热带，”亚当斯写道，“羊毛织品不大容易被那里的人接受。”

这样的东西在北边更受欢迎，那里的天气更冷，冬季也更难以忍受。他们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一个位于中国东北方向的国家，传说那里拥有无尽的财富。“（我们）最终决定前往日本。”亚当斯写道。他接着写道：“在那座岛上，毛织品价格不菲。”饱受大海摧残的船员们不想再经过麦哲伦海峡返回家乡，因此欣然接受了这个决定，“都同意去日本”。

如果船员们对这条航线的距离稍有了解，他们或许会三思。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渡过大西洋，而且还是在顺风的情况下；如果想前往日本，他们需要横渡世界上最大的大洋，他们对那里的洋流和风向一无所知。当费迪南德·麦哲伦横渡太平洋时，他和他的船员靠吃炖老鼠肉和锯末才活了下来。他在航海日志的最后严厉警告道：“我认为以后不会再有人冒这样的险了。”

1599年11月末，“博爱”号和“希望”号驶入了完全未知的海域。刚开始时，风和日丽，他们的航行比预想的顺利得多。“（我们）在顺风的情况下经过赤道，”亚当斯写道，“一连几个月都是顺风。”两艘船一起航行到太平洋中间的“某个岛”，据说那里住着“食人族”。

部分已经对大海深恶痛绝的船员无法抵挡陆地的诱惑。他们长期漂泊在海上，近乎崩溃，对空旷的大海感到害怕。船员们暗自发誓，绝不能在腐烂的“博爱”号上继续航行，一定要在这座偏远岛屿上碰碰运气。“靠近这座岛时……八名船员乘小船逃走。”这几个人的出逃令亚当斯和其他船员大吃一惊，但船员们实在太虚弱了，无力追赶他们，只能任其自生自灭。亚当斯写道，他们“就像我们猜想的一样……被野蛮人吃掉了”。没有人知道这几个人到底在哪里登陆，因为亚当斯和船长都不清楚当时船的位置，但是“博爱”号很可能无意间到达（并发现）了夏威夷，比库克船长早了一百七十九年。1822年，当英国传教士威廉·埃利斯登陆夏威夷时，他听说在库克船长来到这里很早之前，已经有一船水手登上了这里的海岸。这些人受到当地岛民的热烈欢迎，娶当地女子为妻，还被封为荣誉酋长。

八个人的离去沉重打击了“博爱”号其他船员的士气。不久之后，天气突变，他们的好运结束了。“我们又像往常一样经受暴风雨的洗礼，”亚当斯写道，“大雨倾盆。”狂风吹过索具，发出极大声响，巨浪令船员胆战心惊。他们的船年久失修，承受不住如此猛烈的摧残。风越刮越凶，船倾斜得厉害。突然，“博爱”号的瞭望员大叫起来，“希望”号倾覆了，船上的灯光全部熄灭。数秒之内，它就不见了踪迹。它消失了，被大海吞没了。船上无人生还。

亚当斯没有时间去想“希望”号的沉没，许多工作等着他做。他以一贯的冷淡、简单的风格评论了这次灾难：“我们都很难过。”他的同伴则心烦意乱，担心遭受同样的命运。亚当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只有他能够带领他们远离暴风雨。

“博爱”号现在孤零零地漂在空旷的海上，船员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他们没有任何可用的地图和航海图，测量仪器因此失去了作用，他们只能沿着他们认为的西北方向继续航行。“我们按照原定计划驶往日本，”亚当斯写道，“但是很不顺利，因为所有航海图、地图和地球仪上标识的日本的位置都是错误的。”食物匮乏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船员食不果腹，有的人得了败血病，有的人患上了急性痢疾。“我们的处境凄凉，”亚当斯写道，“只有九到十个人能够起身。”疾病不在乎级别高低，“我们的船长和其他所有人似乎随时可能死亡。”

亚当斯不再写任何东西，其他船员也是如此。他们太虚弱，或者说病得太重，以至于没法拿起羽毛笔在纸上写字。3月下旬，他们到了乌那科隆纳岛（它可能是小笠原群岛中的一个），“那时我们的许多人又生病了”。让船员划船登上这个贫瘠的小岛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海上航行了大约四个月又二十二天后，就连亚当斯都在绝望的边缘。他深信，如果他们不能在几天内登上陆地，他们一定会死。

1600年4月12日，从鹿特丹起航二十个月后，亚当斯一觉醒来，看到了一片近乎奇迹的景象。地平线上升起淡紫色烟尘，而且越来越清楚。亚当斯叫起他的人，把病人抬到甲板。刚开始，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过他很快就确信，他们的船即将抵达目的地。

之前一直与他们作对的风突然改变方向，将他们吹向陆地。海岸越来越近，船员们看到了悬崖、树木和一座座寺庙。“于是，我们在离这个名为丰后国的地方还有一里格（长度单位，约合五千五百米，一说五千米）的地方安全抛下船锚。”在平托到达日本差不多六十年后，威廉·亚当斯从同一个港口登陆日本。 nwB5iFOBr/h8S6pJYaXn/j7ui/FhZhWB82bL3kL61h6JuzA5fwrTuVc5GucQ8nG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