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潮时的莱姆豪斯码头呈现出一幅破败景象。发黑的木头已经开裂，滴着水。在黎明的微光中，码头看起来就像一艘失事盖伦船的龙骨。

从码头的栈桥可以看到圣邓斯坦教堂，从泰晤士河上可以望见伦敦塔。再往上游一点的处决码头是著名的海盗行刑地，人们聚集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挂在河边绞刑架上僵硬的尸体，那些被水泡胀的尸体被当成一种严厉的警告。这些人生前大多是海盗，在抢劫盖伦船或货船时被逮捕。他们一旦被认定有罪，就将接受可怕的惩罚——他们会在退潮时被吊在水边，“涨潮后海水将没过他们的头顶，这样反复三次”。

在平常的日子里，码头在黎明之后才会焕发生机，但在1580年5月20日，这里从黎明前几个小时起就开始忙碌，水手和装卸工忙着为两艘即将远航的小船做准备。虽然工人们不清楚它们将驶向何方，但船上非同寻常的货物还是引发了议论。货舱里放着精美的水晶高脚杯、锡酒壶、威尼斯眼镜、象牙梳子。在驶往蛮荒之地的船上，这样的货物并不常见。

这两艘船的主人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两位杰出的企业家。乔治·巴恩爵士是一名探险家，他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参与“新贸易领域的开辟”。他的冒险事业始于16世纪50年代，最初的目的地是非洲。随后，他几次派探险队前往几内亚，有一次，他的队员们带回了一个大象的脑袋和五个黑人奴隶。这些被迫与家人分开的奴隶显然丝毫不感谢他们，一直在抱怨英国阴雨不断的天气（这样的评价不算偏颇），探险队的记录提到“寒冷潮湿的天气使他们很难受”。多年来，乔治爵士一直在拓展自己的贸易网络，现在他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亚洲大陆。

他的伙伴罗兰·海沃德爵士也曾组织探险队前往未知的国度。作为莫斯科公司（它垄断了与伊凡雷帝治下广袤的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创始人之一，罗兰爵士拥有大量特许经营权，不仅对莫斯科，还包括一些遥远的地区，如阿斯特拉罕、诺夫哥罗德和鞑靼人位于伏尔加河畔的大城市喀山。罗兰爵士还请求沙皇授予他在全帝国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的特许权。不明就里的沙皇应允道：“我们授予该英国商人……在沃洛格达、霍尔莫戈雷及白海沿岸地区，在伊万哥罗德，在卡累利亚，在我们统治的所有其他地方建造房屋的权利。”尽管如此，贪得无厌的罗兰爵士仍不满足。几年后，他开始谋求和波斯通商，试图说服伊丽莎白女王向“皇帝”做自我介绍，并要求获得贸易权。

现在，这两名商人将注意力转向远东的中国和日本，据说这两个国家拥有惊人的财富。罗兰爵士知道，如果能够作为第一个对这些地区提出权利主张的人，他将获得惊人的财富和名声。他没有被海上航行的后勤困难吓倒，也毫不担心航行的距离。他和乔治爵士一起，开始收集所有可用信息，以一如既往的热情和活力为自己的项目制订计划。

两人很快发现，许多困难的准备工作早就有人为他们做好。1577年，不到三年前，充满激情的英国人理查德·威尔斯偶然发现了两份截至当时无人知晓的文件，其中有对中国和日本的描述。威尔斯意识到人们对这两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于是想到了一条致富之道。他决定将这些信息整理出版，并将书名定为《旅行记》。

书中关于中国的记录是一个不知名的葡萄牙商人所写，这名商人曾经被明朝官员抓住并被关押起来。根据这份记录，中国由一位强大的君主统治，他以严刑峻法统治自己的臣民，这个大国的人口正以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这个国家到处都是人，”威尔斯写道，“土地开垦殆尽。”庞大的人口意味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对伦敦的商人来说是个好消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不怎么讨人喜欢。据说，他们会吃掉所有会动的东西，威尔斯吃惊地听说“市场上青蛙的价格和鸡肉相同……其他商品还包括狗、猫、老鼠、蛇等动物不洁的肉”。

对日本的记录则乐观得多。威尔斯得到了几封提及“日本人”的私人信件，作者是耶稣会士路易斯·弗洛伊斯。这些信本来是写给耶稣会的，并不打算让信奉“异教”的新教徒研究它们，也没有公之于众的想法。但是，威尔斯很快意识到信的价值，开始“逐字逐句、如实”翻译它们。

这本书的出版令伦敦探险家激动万分，因为它证实马可·波罗是正确的。日本是“一座值得称道的岛屿，被众多未开化之地和野蛮国家包围”，它很富裕，除了以货易货，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购买商品。虽然不像马可·波罗保证过的，那里没有太多黄金，但“白银储量丰富”，每年产量可达上千吨。更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日本人和居住在东方绝大多数岛屿的野蛮人与食人族不同，他们“顺从、文明、聪明、礼貌，而且不会骗人”。威尔斯向读者保证，英国商人将见到一个文明的国家，这个国家因为“美德和诚实”在东半球诸国中出类拔萃。

当然，这个迷人的国家并非完美无缺。日本的海岸线蜿蜒曲折，有传言称周边水域“海盗猖獗”。据说它的天气极其恶劣，令人难以忍受。威尔斯写道：“那里的雪非常大，房屋会被大雪覆盖，人们只能躲在屋中。”他告诉读者，雪很深很实，如果想出门，就得把屋顶的“瓦片打碎”。但是，甚至连这样的坏消息也得到了乐观解读——寒冷的天气意味着英国羊毛制品将大受欢迎。

虽然据说日本人礼貌且诚实，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暴力和残忍倾向。他们经常为节约宝贵的粮食勒死自己的孩子；他们有一种古怪的阴郁性情，自杀司空见惯，而且方式十分血腥。想要结束生命的人会穿上最好的丝衣，用刀“切开自己的身体，从他的胸口切到腹部，以这样的方式杀死自己”。

虽然日本本岛的住民据称很有教养，但北方偏远地区，也就是巴恩和海沃德的探险队最可能登陆的地方的人则野蛮得多。据说虾夷地（现在的北海道）住着“野蛮人，他们穿兽皮，身体结实，蓄着大胡子”，据说由于胡须过于浓密，他们饮酒时会用特别的叉子撑起胡须。

两位企业家听说这个东方国家拥有巨大的财富后，决定不再拖延，立即开始说服投资者，同时着手收集信息，为远航做准备。最显而易见的路线是向南沿非洲海岸线航行，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但是这条航线充满了危险。葡萄牙商人和探险家已经沿这条航线航行了将近一个世纪，并控制了沿途许多良港和水源地，他们不太可能会欢迎英国的异教徒水手进入他们的港口。第二个选项——绕过北美洲最南端，然后横渡广阔的太平洋，似乎也没什么吸引力。甚至连最有才华的引航员都对礁石密布的麦哲伦海峡望而生畏，而太平洋更是一片未知、不可预测的海域。更糟糕的是，他们登陆的第一个岛屿极可能是菲律宾群岛，当时那里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牢牢控制。

罗兰爵士和乔治爵士认为，这两条路线的风险都太大了。他们对寒冷的北部航线要比对热带航线熟悉得多，认为俄罗斯北部航线虽然危险，但优势是航程相对较短。他们咨询了伊丽莎白时代伟大的探险家理查德·哈克卢特之后，想出了一个简单而大胆的计划。他们将在北极众多岛屿中的一个岛（也许是位于喀拉海和巴伦支海之间的瓦伊加奇岛）建立基地，作为补给站。这个基地可以在漫漫寒冬的几个月里挽救生命，而且有朝一日将成为远东和英国之间的一个重要贸易站。这是一个简单而且直接的想法，优势在于可以避免与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发生冲突，也可以避免类似于1553年休·威洛比爵士遭遇的那种规模的灾难再度发生。

罗兰爵士和乔治爵士知道，之前的行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天文学知识和航海能力”。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雇用最好的船长。寻觅了许久之后，他们物色了两个坚韧可靠的水手——亚瑟·佩特和查尔斯·杰克曼，他们都有在北极地区航行的经验。杰克曼两次参加马丁·弗罗比舍爵士寻找西北航线的航行，佩特在俄罗斯极北地区待过很长时间。两人都愿意参与这次危险但令人兴奋的冒险。伦敦商人尼古拉斯·钱瑟勒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他希望成为第一个在远东发财的英国人。

事实证明，寻找船员更加困难。当罗兰爵士和乔治爵士在泰晤士河岸的船坞宣传他们的计划时，响应的人寥寥无几，最后只有十三个成年人和两个男孩报了名。虽然他们对怂恿更多探险者加入不抱希望，但这两个商人还是决定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进自己的计划。探险家理查德·哈克卢特为人手不足感到不安，并警告说，哪怕几个人死亡都可能毁掉整个事业。“你们必须小心保护你们的人，”他建议，“由于你们的人数严重不足，无论如何不要让他们冒险。”

罗兰爵士和乔治爵士雇了两艘小船——“乔治”号和“威廉”号，它们停泊在“莱姆豪斯对岸”。接下来，两人开始制订详细计划，首先是继续为两名船长招募船员。此次航行的主要目标是“寻找一条海上航线……通向强大的中国皇帝统治下的国家，以及汗八里（北京）和行在（杭州）等城市。”他们此次旅程将极度考验船员的忍耐力，因此教导船员“要和其他人友好相处，把他们当作至亲的兄弟……和他们的感情要像此次航行一样持久”。他们应当互相关爱，为对方祈祷，并且“竭尽自己所能，做好你们两人的工作”。

理查德·哈克卢特被要求准备一份详细清单，列出航行中所需物品。著名的数学家、星象学家约翰·迪伊爵士给出了导航和地形方面的建议。他建议船员不要在中国杭州下锚，而应“直接驶向日本，在那里你们会遇到来自各国的耶稣会士……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指示和忠告”。接受咨询的还有海事专家威廉·伯勒。他此前绘制过白海部分海岸线的地图，这次请求佩特和杰克曼继续他的工作，并告诉他们要标注出“哪里是悬崖，哪里是低地，以及沙滩、山丘和森林的位置”。作为劳动的回报，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命名任何一处海湾和岬角。

罗兰爵士和乔治爵士仔细思考应当将哪些货物运往远东。他们听取了哈克卢特的意见，后者认为这次冒险活动不仅仅是一次贸易活动，也是英国器物和商品的巡回展览，它们将向世界展示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先进和文明。

哈克卢特的清单表明，他对前往一个据说拥有和欧洲一样成熟发达的文明的异教徒之地感到不安。在此之前，欧洲人去的都是“野蛮”和“未开化”之地，探险家在那里看到的是一群穿着发臭的皮毛、手持长枪的原始“野蛮人”。威廉·霍金斯的南美之行使英国人知道了印第安人，他们在脸颊上钻孔并将骨头穿入孔中。威廉·塔沃森在几内亚发现了“生活在原始环境中的黑人”，他们吃生肉，住泥屋。英国人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发相信，居住在化外之地的都是原始部落，他们赤身裸体，蹦蹦跳跳，炫耀他们的“私处”。这些无非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或盲目的偏见。美洲最北部的住民是相当出色的狩猎采集者，显然不会吃人，和他们有过接触的探险者却将他们贬低为“贪婪、血腥的食人族”，嘲笑他们喜欢一些廉价的小玩意，如“铃铛、眼镜和玩具”。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人甚至认为居住在不列颠群岛偏远地区的人都是原始的，威尔士人尤其落后，他们迷信、崇拜偶像，生活在“野蛮的无知”之中。

哈克卢特知道，佩特和杰克曼的远东航行将使英国人遇到一个总体上讲更加文明的民族，他强烈建议只带最好的货物。他还坚持认为，两名船长应使用能够准确测量长度和重量的工具，他说只有具备“一定智力水平的”社会才会这样做。他建议他们带少量印有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头像的银币，“出示给当地官员……它们虽然不会讲话，但对于聪明人而言，这些银币能够传递的信息远超你们想象”。他还建议他们带上一张英国地图，但是警告说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一张，而应当“是用美丽的色彩填充过的……而且还必须是最大的那种”。船员们还带上了英国铁匠的杰作——“锁和钥匙、铰链、螺栓、搭扣等，有大有小，做工精湛”。他们还带上了眼镜（或称“玻璃之眼”）、精美的玻璃器皿、沙漏、“象牙梳”、威尼斯镜子、手套、锡瓶和皮扣。船员们当然不会忘记英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毛纺织品，他们带了手工编织的袜子、手套、睡帽和毯子。此外，船员们还带上了一种很香的花的种子、火绒箱、风箱和印刷书籍。每件物品都经过精挑细选，以表明英国是一个富有、成熟、高度文明的国家。

1580年春，“乔治”号和“威廉”号静静地从莱姆豪斯起航，在哈里奇短暂停留以补充额外的食物后，向北海驶去。两艘船起航后不久，哈克卢特收到了受人尊敬的佛兰德制图师赫拉尔杜斯·墨卡托的回信（此前哈克卢特给墨卡托写过一封信），为佩特和杰克曼提供了重要建议。遗憾的是，这封回信晚到了几个星期。墨卡托警告说，向北航行的一大危险是罗盘的准确性大为降低。“你们越靠近它（北极），”他写道，“罗盘的指针就越可能偏离北方，有时向东，有时向西。”他说罗盘失准是造成北极探险灾难频发的原因之一，还告诉哈克卢特，“如果亚瑟（·佩特）先生事先毫不知情……或者不够机敏，他就察觉不出错误，更谈不上纠正，我担心他会葬身冰下”。

罗盘失准不是佩特和杰克曼将面对的唯一风险，冰山同样不可忽视，冰山在海面以下的部分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伊丽莎白时代船只脆弱的橡木船体撞得粉碎。当数年前马丁·弗罗比舍探索西北航线时，他的船员不得不时刻观察冰山，而且“多次陷入极端的险境”。他们惊恐地看着“约七厘米厚的橡木板被生生切开”。即使在北极气候最温和的盛夏，一阵强烈的北风仍然很可能将冰山吹到之前开阔的水域。

北方的海域很少有晴天。对于引航员来说，这是另一个障碍，因为他们的仪器需要准确观测太阳的位置。“在北边，太阳离地平线很近，”一个人解释道，“水汽和浓雾笼罩着那里。”到了冬天，情况更加恶劣，因为陆地“会一直笼罩在令人恐惧的黑暗之中”。

尽管伦敦弥漫着悲观情绪，但佩特船长和杰克曼船长的旅途还算顺利，很快就到达了繁忙的沃德豪斯港（位于今芬兰和俄罗斯边界），在那里得到了新的补给品。“威廉”号接受了紧急维修，因为在此前的航行中船舵受损，船身“有点漏水”。修复工作进行了一天。

离开沃德豪斯后不久，佩特船长和杰克曼船长发生了第一次争执。因为某些现在已无从知晓的原因，杰克曼希望驶入下一个港口。佩特船长嘲笑他是懦夫，以讽刺的口吻对昔日的朋友说，“如果他觉得无法再待在海上，那么就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吧”。他还补充说，“乔治”号的船员打算独自继续航行。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而且显然违背了“你们应该永远待在彼此视野范围之内”的命令。

仅仅过了四天，佩特船长就在航海日志中写下了一句简单且不祥的话：“今天我们遇到了冰山。”当时正值盛夏，他们还在预定航线以南很远处，但已经看到了冰山。他命令船员升起所有帆，迅速驶离冰山。佩特船长得出结论，冬天过后，冰山一直漂浮在白海的背阴处，因此没有融化。

船员们又航行了一周，经过浓雾、雷雨、狂风的洗礼后，总算见到了位于新地岛以南的瓦伊加奇岛的海岸线。这个小岛将巴伦支海和喀拉海隔开，是他们驶向远东的一个里程碑。驶入喀拉海，就意味着离开欧洲，夹杂着大量冰块的海水拍打的是亚洲的海岸。

正因如此，瓦伊加奇岛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哈克卢特认为它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曾经建议佩特和杰克曼将这座岛或者附近一座岛设为基地，“这样我们就可以和那些异教国家做生意……而不需要让全体船员冒险进入他们的国家”。他建议他们修建一座要塞和一个小货栈，并鼓励北京的商人定期来访。英国人可以通过这些中间人建立一个贸易网络，将触角伸向远东。

哈克卢特的计划几乎是完美的，只有一个缺陷——瓦伊加奇岛到北京的距离比他预想的更远，事实上，它距离中国的皇城约四千公里，途中须跨越荒无人烟，只有桦木、苔原和冻土的西伯利亚，以及戈壁沙漠和蒙古北部的山脉。中国商人不太可能只为了英国的袜子和手套而长途跋涉。

而且，正如船员所见，这里并不具备作为基地的条件。荒凉的瓦伊加奇岛是一个无人岛，食物匮乏，穿着类似坎肩的无袖皮革短上衣的船员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些人穿过“浓雾”上岸，立即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十字架，“下面埋着一个男人”。此情此景令现实的佩特船长感触颇深，他突然对没有和“威廉”号共同进退感到十分愧疚，于是在十字架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如果‘威廉’号机缘巧合来到这里，他们或许可以知道，我们也到过这里”。

佩特船长也许已经意识到他离中国还很远，他命令船员回到船上，继续航行。他们很快便发现，即使对佩特这样的老手来说，喀拉海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里有无数的岩石小岛、激流，以及更加令人不安的“大量浮冰”。恶劣的天气使情况更加糟糕。“大风、暴雨、浓雾”，佩特记录道，风要么无情地摧残他们的船，要么让他们寸步难行。不过，他们很快得到了一个好消息。8月23日“晚9时，我们看到了‘威廉’号”。对于两艘船上疲倦、绝望的船员来说，他们的相遇值得庆祝一番。佩特船长和杰克曼船长都十分开心，之前的不愉快全部烟消云散。为了表示欢迎，“乔治”号船员擦亮了铜管乐器，为他们的姐妹舰演奏——“我们吹响了小号，并鸣礼炮两次”。佩特更喜欢用祈祷来表达感激之情——“我们知道这次见面乃是拜上帝所赐，同时也要感谢女王陛下”。

不过，佩特船长很快发现，“威廉”号在喀拉海走得很慢。它的船尾和船舵已经损坏，很难继续前进。修复受损的船舵十分困难，因为海水太冷，以至于船员无法在海上进行维修作业。他们不得不把大炮和货物都转移到船头，这样船尾就像跷跷板一样被抬出水面。随后，木匠开始工作。经过几个小时紧张的作业，他们修好了船舵，“威廉”号又可以继续航行了。

佩特船长和杰克曼船长不期而遇几天之后，他们终于可以仔细思考下一步行动了。他们对接下来的航程忧心忡忡。阵阵寒风从北方吹来，海冰正以令人不安的速度不断增加。“风正合我们的心意，”佩特写道，“海冰和大雾则不然。”另一个问题是情报不足。到达瓦伊加奇岛之前，威廉·伯勒的建议足矣，但此后就没什么帮助了。他告诉他们，“也许你们可以在右面发现那个国家”，暗示北京在大约六百公里外。不过，他也承认，自己并没有十足把握。

虽有充分的理由返航，但驶向未知之地的激动心情驱使着这些勇敢的人继续前进。为了推动这项伟大事业，许多人付出了大量心血，不去尝试，对这些人实在无礼。再者，他们还期待见到东方的文明人。哈克卢特已经详细说明了与东方人的交往之道，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不是野蛮人，不能像对待非洲部落民或者南美的“未开化之人”那样粗暴地对待他们，而应以礼相待，邀请他们上船，盛情款待他们。“首先，”他建议道，“舱门下面应该放上最高级的香水，让船内香气四溢。”得到应有的礼遇之后，日本人将品尝到船上的美食——“果酱……梅干……杏仁……梨干”。他们还会得到糖、产自赞特岛的油、桂皮水和醋饼干（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醋饼干是美味佳肴，用它蘸糖可以“使人心平气和，心情舒畅、神清气爽”）。哈克卢特还建议打开玻璃“香水”瓶，“当客人登船时便洒向他们”。当客人离开时，他们将得到果酱和蜜饯作为礼物。“用这些礼物，”他写道，“你们或许可以满足（他们）。”

哈克卢特认为英国人会被邀请上岸，这样他们就可以四处侦察。“尤其注意他们的海军，”他写道，“看看他们的船帆、索具、船锚等装备，还有大炮、护具和弹药。”英国人还要设法弄到一些火药以测试其性能，检验日本人护具的质量并研究“日本城墙和城防工事”的坚固程度。不过，哈克卢特关心的并不只有军事。他还要求船长带回一些“奇花异草”的种子，以及一些“旧书”，这样就可以学习他们的语言。他甚至建议他们带“一个或几个他们的年轻人”回英国，教他们英语，从他们口中打探那个国家的秘密。

两位船长决定无视风险，继续前进。他们小心翼翼避开冰山和浮冰，但最终还是发现航路不通。“这里的冰块太大了，”航海日志记录道，“望不到另一侧。”船员们无所事事地等了差不多一周之后，决定尝试强冲过去，但这并不容易。“我们被冰困住了。”佩特写道。他们刚刚摆脱这些冰块，就狠狠撞上一座冰山，船体猛的一震，船锚扭成一团。他们很快又撞上了其他冰山，每次撞击时他们都会听到从船舱底部传来巨响。“我们经受了多次撞击，”佩特写道，“船竟然挺住了，实在令人高兴。”“威廉”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遭受重创，小艇被撞得粉碎。更糟糕的是，两艘船很快又被冰困住，而且遭遇了一场暴风雪，甲板上堆满积雪。船员们危在旦夕，他们的信心开始瓦解，前往远东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事实上，船员们已经闭口不谈驶往中国或日本。现在，他们开始祈祷，希望在船沉没或自己饿死之前可以破冰返回英国。

他们的祈祷应验了，冰稍稍融化，船员抓住机会扬起风帆，从一个缝隙溜了出去。上午9时，他们突围成功，驶入开阔水域。“我们很高兴，由衷赞美上帝。”他们抓住挽救自己的生命和船的机会，直奔挪威北角。两位船长在特隆赫姆道别，渴望继续探险的杰克曼驶向冰岛，而佩特一心想着烛光摇曳的酒馆和南华克的妓女。他驾船驶往伦敦，于12月25日返回泰晤士河，“那天正是圣诞节”。船员们跪下祈祷，感谢上帝“让他们活着回来”。“威廉”号的船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再无音讯。

佩特船长的探险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他既没能通过俄罗斯北部冰封的海域，也没能激励更多人北上探险。他的船员曾经期望穿着中国的绫罗绸缎，载着日本的白银返回英国。然而，他们带回来的只有冻伤和冻掉的脚趾。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佩特船长耻辱地返回伦敦的同时，弗朗西斯·德雷克刚好完成环球航行，胜利归来。1580年9月，德雷克指挥他的“金鹿”号驶入普利茅斯港，在那里他被当作英雄，不仅因为他是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英国人，还因为他带回了数量惊人的战利品。他从西班牙人手里抢来了价值一百五十万比索的货物，包括五大箱黄金、二十吨白银，以及大量硬币和珠宝，单是盘点这些战利品就花费了数周时间。

伊丽莎白女王大喜过望，当德雷克到达伦敦时，女王允许他觐见，和他足足谈了六个小时。女王之所以这么高兴，不仅是因为巨额财富，更重要的是，德雷克的航行是一次令人瞩目的航海壮举，打破了南部海域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垄断的神话。英国人曾屡次尝试突破遍布浮冰的北方海域，他们认为向南航行实属自杀之举。现在，德雷克证明，印度洋和太平洋并非遥不可及，英国水手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再也不需要在天主教敌人面前躲躲藏藏。女王宣称，“海洋和空气为所有人共有”，这样今后她的船员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航行了。

她对佩特船长失败的北极航行不闻不问，船长虽然一度成为名人，但现在再次沦落为无名之辈。女王更青睐胜利者，她为纪念德雷克的伟大功绩举办了一场奢华的庆祝活动。她命令“金鹿”号停泊在德特福德码头，以此来永远纪念其历史性的远航，并提议在船上举办一场宴会。1581年4月4日，宴会开幕，这是亨利八世逝世后最盛大的一场宴会。“金鹿”号上挂着旗子和三角彩旗，德特福德岸边也装点着五颜六色的旗帜。女王兴致很高，或许是因为她意识到德雷克的胜利为英国商人和探险家赢来了转机。她登上焕然一新的“金鹿”号，向德雷克展示了她的金剑，开玩笑说要用这把剑砍掉他的头。德雷克当然知道她不会这么做。女王命令德雷克跪下，将剑递给她的贵宾、法国大使马尔肖蒙侯爵，命令他册封这位英勇的探险家为骑士。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以厚礼相报，这些礼物都是他从西班牙人手里夺来的，包括五颗巨大的绿宝石、“一篮白银”和一个令人赞叹不已的黄金地球仪，地球仪上的大海由绿色珐琅制成——它们正是现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探险家们想要征服的地方。

天色渐晚，宴会变得喧闹起来，维奥尔琴和小鼓的乐音在泰晤士河上下游飘扬。夜色更深，旁观者越聚越多，他们都是为了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幕。河岸和船之间的浮桥上站满了人，木头嘎吱作响。突然，随着一声巨响，一百多人掉进浑浊的水中。聪明人也许会将这起事故视为一次警告——伊丽莎白时代的技术远远跟不上人们的热情。

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来分享德雷克的胜利。位于德特福德上游的莱姆豪斯是穷人聚居区，伊丽莎白时代的劳苦大众像鲱鱼一样挤在肮脏的房子里。莱姆豪斯在伦敦的城墙之外，随意搭建的棚户和简陋的住宅承载了过多人口，已经超出极限。古董收藏家约翰·斯托哀叹道，最近有许多新建筑，“造船业者和……航海家为自己建造了很多结实的大房子，只给普通水手建了些小屋”。新建房屋的数量远远不及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人们对此怨声载道。就在德雷克归来的同一年，伊丽莎白女王下令禁止在城门周边约五公里内新建住宅。莱姆豪斯因为“放荡、粗俗、无礼的居民”而臭名昭著，但并不是所有住在那里的人都犯过诸如偷窃之类的轻罪。很多水手、木匠、引航员和造船工人都住在那里，他们为著名探险家建造船只，提供船上所需的人手。泰晤士河是“这个国家各式商品的集散中心”，岸边乱糟糟地建了许多码头和栈桥。船员们聚在这里寻觅工作机会，包括登船前往未知海域。

威廉·亚当斯便是其中之一。德雷克被封为骑士时，他只有十七岁。他出生在肯特郡吉灵厄姆镇，一个渔夫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于1564年9月24日受洗，当时刚刚出生一两天。他出身卑微，家境贫寒，家族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年轻的亚当斯本来可能像祖辈一样默默无闻，但好在命运女神垂青，他在地球遥远的彼端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新生。

许多年后，由于思乡而积郁成疾的亚当斯写了一封信，我们因此得以一窥他的童年生活。伊丽莎白时代的医师或许会将他的病归咎于黑胆汁分泌过多，然后开一大剂蓟花来“使大脑放松”。不过，亚当斯更喜欢用给久未谋面的老朋友写信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病症，他还会在信中写下自己的出身。“我是肯特郡人，”他告诉他们，“出生在一个叫吉灵厄姆的镇子，距离罗切斯特两英里，距离查塔姆一英里。”他继续写道，十二岁以后，他“在伦敦附近的莱姆豪斯长大”。

根据这些信件推断，他没有系统接受过教育，对生活抱着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他的拼写非常随意，完全按照发音，不过他的用词生动有趣。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很少受语言规则的束缚，而亚当斯完全不遵循任何规则，他的语法和拼写非常古怪。他会把“drizzling rain”写成“drisslling rayne”，把“very fair weather”写成“veri ffayr wether”，把“spice”写成“spiss”，还会把“elephantteeth”写成“ollefantes teeth”。

亚当斯的画像没有流传下来（当然，日本古屏风上的某个欧洲人可能正是他，但是我们无从知晓）。他的信件显示出他是一个古怪的人，一方面鲁莽、自大，但同时又具有稳重、安静的风韵，这样的性格将帮助他在异国取得成功。后来，他的同胞发现，他在东方的王子和统治者面前的谈吐，与面对地位最低下的仆人时没有任何差别，同样粗鲁，这令他们震惊。同样令他们震惊的是，他竟能摒弃旧习，入乡随俗。

他想必是一个强壮的人，像腌肉一样坚韧，生来就是为了承受苦难。当其他人渐渐虚弱、死亡，被败血病、毒箭和“血痢”击倒的时候，亚当斯安然无恙。为了维生，他可以大口生嚼企鹅肉，可以把骨髓吸食干净，实在没有食物，就开始吃包在桅绳外面的腌牛皮。亚当斯还有更复杂的一面。有时，他很冷漠，落落寡合；有时，他又诚实得让人放下戒心。他的同胞会误把他的莽撞当作傲慢自大，并因而指责他目中无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恰恰因此才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亚当斯在著名的尼古拉斯·迪金斯门下学习航海术和造船知识。有这样一位导师实属幸运，迪金斯是技艺高超的造船师，曾为伦敦许多有钱的探险家建造过船只。他教亚当斯如何建造小型快速帆船，这种船很受英国船长欢迎；他还教亚当斯如何装船肋，如何铺船板。有朝一日，这些知识将挽救亚当斯的性命。

然而，与造船相比，年轻的亚当斯对驾船航行的兴趣更大，他在河上和海上度过了很长时间。1588年，他刚刚结束学徒生涯便受命指挥补给船“理查德·杜菲尔德”号，为正在和西班牙无敌舰队作战的英国舰队运送食物和弹药。当霍华德勋爵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与敌人厮杀时，亚当斯要为那些生病和垂死的士兵送去给养。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无敌舰队被击败几个月后，亚当斯和玛丽·海恩在斯特普尼的圣邓斯坦教堂举行了婚礼，它就在伦敦塔东面。玛丽将发现，在这段婚姻的大部分时间里，她只能独守空房，因为丈夫有了新欢——大海。亚当斯被巴巴里公司聘用，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往返于英国和北非荒凉的海岸之间。这是一份危险的工作，因为巴巴里诸国的港口控制在肆无忌惮的奥斯曼官员或贪婪的军阀手中，他们蔑视英国商人。“耶稣”号不幸被土耳其禁卫军俘虏后，船员遭到惨无人道的对待。“他们搜了我们的身，剥下我们的衣服，”船长写道，“撬开我们的箱子，弄坏了我们所有东西。”数人被吊死，剩下的人被“粗暴地剃了胡子”，然后被用铁链拴在一起，在船上当奴隶。

在亚当斯的时代，航海技术发生了质的飞跃。长久以来，英国探险家对“不确定的科学和无用的几何学”不屑一顾，更愿意依赖传统海洋知识。他们知道“暴风雨”来临前会有“‘咔哒咔哒’的巨大噪音”，周边若出现异常状况，如“海豚跃出水面，（海鸥）远离大海，飞向陆地”，便预示着灾难即将降临。许多陈旧的航海手册和航海日志仍被奉为圭臬，它们多是以船员朴素的智慧为基础编写而成的。如果只是近海航行，这些知识已经足够了，因为近海航行成功与否取决于对海岸、珊瑚礁和潮汐的细致了解。但是，驶入未知海域的远洋航行需要一套全新的技能。德雷克本人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点，并且催促正在受训的引航员学习航海科学。曾经帮助罗兰爵士和乔治爵士规划东方航线的约翰·迪伊爵士同样如此。在他看来，优秀的引航员必须“精通水文学、天文学、星象学和计时学”，而“所有这些的基础……是代数和几何”。

威廉·亚当斯是最早接触新航海科学的学徒之一。1577年，威廉·伯恩的《远洋指南》出版，这本书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介绍了如何处理远洋航行中遇到的危险。伯恩教英国引航员如何用直角器和水手的指环测定纬度。他还发明了一个复杂的半圆罗盘，据他说，该仪器可以测出大致准确的纬度值。其他航海手册，包括荷兰人卢卡斯·瓦格纳的杰作《水手之镜》和马丁·科尔特斯的西班牙语名著《航海的艺术》的英译本，也纷纷出版。科尔特斯教船员如何在没有海图的海域为自己定位，他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一个懂天文学和数学的引航员可以驾船在地平线以外航行，甚至在夜幕下航行，而且“依据这种确定的技术……可以知道自己的航路”。

在一次前往巴巴里港口的航行中，亚当斯听到传言，有人在鹿特丹秘密计划组织一支大舰队前往传说中位于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群岛。五艘船已经集结起来，不情愿的船员被从城中的酒馆和地牢中拉上船。现在，探险队的赞助人需要一名技艺精湛的引航员，引导他们的舰队安全穿越大西洋和太平洋。风险虽高，但潜在回报同样巨大。如果计划能够顺利进行，引航员可以支配一艘满载香料和黄金的船。

亚当斯没有丝毫犹豫。他现在三十四岁，已经厌倦了和巴巴里人交易英国羊毛。他知道国籍不会妨碍他为荷兰人工作，因为英国人经常随荷兰船队出航。他似乎也不觉得长期远离妻子和年幼的女儿有何不妥。就像许多伊丽莎白时代的探险者一样，他迫切想抓住时代的机遇，于是签下契约，抱着可能收获大量掠夺品和战利品的期望，参加了这次航行。

1598年春，亚当斯收拾好行囊，登上一艘前往鹿特丹的船。蜿蜒曲折的泰晤士河不适合长时间道别，莱姆豪斯很快就消失在视野之外。船坞渐远，圣邓斯坦教堂的高塔也消失在天际。很快，亚当斯看到的便是一片截然不同的景色——一望无际的大海。第二天夜幕降临时，亚当斯的小船已经离荷兰低洼的海岸线不远了。 0e47gslY+VzD4Lo2IBOWlT2TXKSCeFXcjByBrjFpGm3ZywnbhjSW1vmLHSiA2L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