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后人从未见过长相如此怪异的男子。他们都是高鼻梁，蓄着大胡子，穿着蓬松如灯笼的裤子，似乎并不了解日本的风俗和礼数。对于聚集在府内码头的一小群旁观者来说，这三名航海者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这艘船是被暴风吹到日本的，这股风在日本外海已处于强弩之末。横渡东海而来的帆船非常罕见，因此这艘饱受大海摧残的船甫一到达，便引起府内代官的注意，他闻讯立即赶往码头。在那里，那些陌生人通过中国翻译告诉他，他们“来自世界彼端一个名为葡萄牙的国家”。

府内代官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便派人将他们到来的消息报告给丰后大名大友义鉴。义鉴担心，让这些人活下来可能会招惹不必要的麻烦，于是下令处死他们并没收他们的财物和船只。这件事引起藩内重臣的非议，义鉴的长子义镇的反应尤其激烈。他告诉父亲，这么做会玷污丰后在全日本的名声，他不会容忍这样的谋杀。

义鉴极不情愿地收回了命令。不过，听说了更多关于这些“异国”之人的消息后，他开始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庆幸。据说这些人穿着考究、谈吐得体，在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日本，这点至关重要。最令他满意的是，这些人“身着丝衣，腰间佩剑，与一般商人迥异”。他给府内代官写了一封信，命令后者立即带其中一人或所有人来见他。他在信中写道：“我已经听说，这些人给你们讲了世界上的种种趣事，还发誓说外面有一个比我们的世界更大的世界。”

丰后大名之所以突然对这些外来者感兴趣，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当时他正受数种或真实或想象的疾病折磨，生活无趣。他在信中写道：“你知道我一直不舒服，受病痛折磨，急需一些事来转移注意力。”因此，他承诺，无论何人作为客人来访，都将受到最高规格的礼遇。

在三名葡萄牙人当中选出前去谒见大名之人并不困难。费尔南·门德斯·平托，一个巧舌如簧的探险家，立即被府内代官看中，因为“他言语幽默，还挺受日本人欢迎，也许可以让那个病人振作起来”，可以“让大名开心，而不仅仅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事实确实和预想的一样。平托是一个非凡的探险家，同时是一个古怪的贵族，喜欢穿华丽的服装，极具人格魅力。他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喜欢搜集奇闻异事，六年多前离开葡萄牙，满世界寻找古怪的故事。多年之后，当他开始整理自己的旅行记录时，他在扉页上写下了一段极有吸引力的介绍语：“我五次遭遇船难，六次被卖，十三次为奴。”

他的作品名为《远游记》，记载了发生在这个无畏的作者身边的各种突发事件和冒险故事。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只是与亲友分享冒险经历，但很快就出版了，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但需要注意的是，平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剽窃者，他随心所欲地将别人的冒险成果据为己有。他自称是第一个到达日本的欧洲人，而众所周知（他自己也知道），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遭遇船难的欧洲人漂到日本海岸。他为了让自己的书更具娱乐性，不惜篡改日期、剽窃故事、夸大其词。不过，他对日本经历的描述大多确有其事，他确实和同胞若热·德·法里亚到过丰后，关于日本海岸线的情报基本准确。他在丰后期间的经历应该也是真实的，因为可以和其他资料相互印证。义鉴之子义镇后来对一名日本史作者讲过类似的故事，后者记下了它。平托游记的英译者写道，“在他之前……没有人如此详尽地描述过东方”——这种说法不算过分。

众多家臣和侍从身着华丽的长袍，拿着象征他们官职的权杖，带平托去见丰后大名。平托对这些人绣着精美花瓣、镶着金线的华丽服饰印象深刻，不过后来的访客更在意日本人的长相。耶稣会士路易斯·弗洛伊斯写道，他们的“眼睛和鼻子都很小”，不像葡萄牙人那样留着大胡子，反而会用镊子“拔光面部的毛”，使皮肤光滑且有光泽。他们的发型同样可笑。日本人会剃掉头顶大部分头发，把其余头发留长，梳成马尾，“盘在脑后”。就连日本人挖鼻孔的方式也引发了欧洲人的评论。“我们主要用大拇指或者食指挖鼻孔，”一个欧洲人写道，“他们却用小拇指，因为他们的鼻孔很小。”

平托很快被带入府内城，直接被带进义鉴的寝室，后者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他看到平托后，费力地爬起来，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你来到我的国家，”他说，“对于我来说，就如同从天而降、滋润我们稻田的雨露一样令人愉悦。”平托被这种非同寻常的欢迎仪式吓了一跳。他在书中写道，他“被大名的话和这样的问候方式弄得不知所措”。但他很快镇静下来，为片刻的沉默向大名大人道歉，并解释道：“伟大的国王如此威严，令我不敢吐半个字。”他接着写道：“与他的伟大相比，我与愚蠢的蝼蚁无异。”

平托当时很可能认为义鉴就是日本国王，他在几年后才知道义鉴只是日本众多封建大名中的一个。他的小封地只占九州岛的一小部分，九州岛是组成日本列岛的四个主要岛屿之一。

义鉴并没有纠正平托的错误，对平托的那个世界也没有任何兴趣。相反，他一直在谈论他最喜欢的事——他自己，他让平托的中国翻译把他的病情告诉葡萄牙客人。“你一定要让我知道，在你的国家，在世界的尽头，有没有什么可以治疗正在折磨我的疾病的方法。”义鉴患的是痛风，不过这不是他唯一的问题，每次吃海鲜或者贝类时，他都没什么胃口。他告诉平托，自己“没有食欲……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

平托惊慌地发现自己被要求制作药剂。他想拖延时间，于是告诉义鉴，他“不通医术”。但由于担心义鉴会失望，他突然改口说他的船上有“某种木头”，泡在水里就“可以治愈比他抱怨的病严重得多的顽疾”。这块木头被带至府内城，平托用它泡水，义鉴“连饮三十天后……彻底恢复了健康”。

尽管义鉴和平托很快建立起友谊，而且他似乎确实很感激平托的药，但他的同胞并不认为早期来日本的欧洲人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这些人是柏柏里（指埃及以外的北非地区）商人，”一部史书记载道，“他们虽然对高低贵贱略有所知，但是我不清楚他们是否有一套得体的礼仪。”其他人则惊恐地发现，这些外国人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彼此咒骂。“（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一名书吏轻蔑地写道，“（而且）不识字。”更糟糕的是，他们的衣服又脏又臭，不刮胡子的邋遢外貌也惹人不快。

如果不是因为一种重要的货物，日本人很可能立即把这些葡萄牙人打发走。这种货物就是他们的武器——火绳枪，其杀伤力令日本人叹为观止。“那个国家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枪，”平托写道，“也无法理解枪是什么。由于不了解火药的秘密，他们断定这是一种妖法。”

义鉴向平托打听葡萄牙国王麾下火枪手的数量，平托编造了一个迄今为止最荒诞不经的故事。平托声称葡萄牙国王手下有二百万名火枪手。“（丰后）国王感到不安。”平托写道。他还得意地补充说，那是“一个绝妙的回答”。

义鉴的儿子义镇很快便意识到这种武器的价值，而当时的日本人还在用刀和弓箭作战。他想亲自测试火绳枪，但由于担心平托可能拒绝他的要求，便在晚上潜入客人的房间，偷走了武器。这是愚蠢之举。年轻的义镇不知道如何装填火药，也不知道如何开火。他在枪管里装入大量火药，塞入弹丸，点燃火绳。伴随着一阵亮光和巨大的爆炸声，“火绳枪断成三截，他受了两处伤，失去了右手大拇指”。年轻的王子看着断掉的大拇指，一阵眩晕，“像死人一样倒下了”。

对于平托来说，这可能是最坏的消息了。大友家年轻继承人的事故在城中引起骚动和愤怒，他们将矛头指向这个不速之客。“他们断定是我杀了他，”平托写道，“两个人拔出他们的短刀想要杀死我。”但是丰后大名阻止了他们，他要先弄清楚情况。平托双手反绑，跪在大名面前。一名翻译仔细盘问他，旁边站着一名负责审判的官吏，手里握着一把“沾了王子鲜血”的匕首。平托被简单告知日本人的处罚方式。被定罪的犯人通常会被当众切断手脚，然后被鞭打致死或被斩首，尸体留在原地直至腐烂，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平托将遭受的处罚同样很可怕。“如果你答不上我的问题，”审讯者说，“你会被挫骨扬灰，就像死鸟的羽毛一样，被风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

负责审判的官吏迫不及待地想要把他剁成齑粉，好在义鉴更理智一些，提议道，既然他的客人造成了年轻的义镇的意外，那么他就有责任使义镇活过来，他或许可以再用一种新药剂让大名之子复活。这是平托到日本后第二次发现自己在扮演医生的角色，只是这次他本人也处在生死关头。

年轻的义镇看起来已是死人。他倒在地上，“躺在血泊之中一动不动”。但是，经过初步检查之后，平托确信他的伤势并不像聚集在周围的家臣们想的那么严重。他前额的伤口看起来虽然可怕，但其实“并无大碍”；他的大拇指几乎断掉，仅靠肌腱和手相连，但仍有保住的可能。“现在，因为右手大拇指的伤势最重，”平托写道，“我从那里开始，缝了七针。”他的技术非常粗糙，伤口还在流血，于是他用了一种更为传统的药剂——“蛋清……我在东印度群岛见过有人用这种方法”。这个疗法见效了，血止住了，世子恢复了意识，渐渐苏醒过来。不到二十天，他就康复了，“没有任何不便，只是大拇指还不太灵活”。这次事故证明了火绳枪的致命效果，它在日本未来的战争中被广泛使用。事故后的几个月里，当地铁匠一直忙着仿制这种武器。

日本人繁复的礼节令平托感到吃惊，而义鉴的家臣则震惊于葡萄牙人粗鲁的饮食习惯。1556年，当平托第二次来到日本时，他被邀请参加了一场庄重的宴会。在宴会上，他很快发现自己成了被取笑的对象。他写道：“我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吃掉面前所有食物。”他还写道，对于“国王”和“王后”来说，看他吃东西（比）看任何一出喜剧都更有意思。日本人“习惯用两根小棍子进餐……而且认为用双手触碰肉类是十分无礼的行为”。宴会快结束时，日本人的好兴致变成了赤裸裸的轻蔑，参加宴会的家臣“用我们来打发时间，他们嘲笑并愚弄我们”。宴会结束时，一个日本商人带着一些木头假肢进入房间。他向平托和他的人解释说，既然他们的手“免不了会沾上鱼腥味和肉味……这件商品正适合他们”。其他客人在一旁大笑不已。

平托在大友的府内城待了几个月后，结束了第一次日本之旅。他一直着迷于日本的富饶和辉煌，尽管他的故事听起来像杜撰的中世纪寓言，但这是世人第一次得到了一窥这个国家的机会。平托生动地描述了自己见到的种种不可思议之处，后来前往日本的人和他的看法大同小异。一个刚到日本不久的人在给家乡的信中震惊地写道，日本人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很优秀。“你不应该把他们当作野蛮人，”他说，“除了宗教，我们与他们相去甚远。”

平托依靠虚张声势、勇气和幽默感在日本活了下来。他只能待在丰后国，从未远离日本海岸，因此似乎不知道16世纪的日本其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之一。这个“日出之国”正处于可怕的战国时代，权力完全取决于军事实力。“人们互相谩骂，杀伐不已，”一名早期欧洲到访者写道，“他们会随心所欲赶走他人，肆意抢劫财产，背信弃义司空见惯，人们甚至无法信任自己的邻居。”

这个国家名义上由天皇统治，他在京都御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中世的黄金时代，他立于由宫廷女官和公卿等组成的贵族社会的顶点，这些人整日沉溺于对美学的追求之中。后来由于天皇的府库空虚，许多贵族不得不放弃这种仪式性的消遣，离开京都，前往地方，留天皇独自忧心生计。根据一名日本史官所述，天皇的御所和农民的茅草屋并无二致，所剩无几的公卿靠在京都后街贩卖古玩字画勉强为生。退位是不可能的，因为朝廷负担不起必要的仪式的开销。1500年，当后土御门天皇驾崩时，由于皇室财政捉襟见肘，他腐烂的尸体六周没有下葬。继承他的后柏原天皇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他的即位仪式因为资金不足被推迟了九年。即使在正式即位之后，他也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傀儡。“（他是）真正的国王，但没有人服从他的命令。”

天皇的保护者是统率诸大名的将军，正式称呼是“征夷大将军”。但是到了16世纪40年代，将军同样失去了实权，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数百名武将、山贼头目和佣兵首领互相攻击。像丰后国的大名大友义鉴一样的封建领主，不断卷入血腥的战争，侵略对方领土，屠戮敌人的家人和亲属。

实权掌握在最残忍的战国武将和僧兵首领手中，他们常常蹂躏乡村。战国大名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麾下佩双刀的武士阶层的军事实力。这些战士历来以对主人绝对忠诚而著称。他们的信条是：“我们不会安然死去，我们将死在主君身侧。”但是，此时的武士不再忠心耿耿，生活在国境的人随时准备改换门庭，转而投靠更加富有或实力更强的大名。

对于大名和将军来说，僧兵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威胁。日本的史书无数次记载了这样的例子——僧侣嘲笑那些威胁要攻下他们堡垒般的山寺的人。僧人安全地躲在坚固的城墙之后，有恃无恐，许多人放弃修行，沉迷于狂饮、鸡奸和通奸。不过，发生在那个动荡年代的事并不总是坏事。著名禅寺的僧侣和一些大名留下了精美的书法作品，连歌、能剧和优雅的茶会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依然盛行。

尽管时局动荡且权力纷争不断，穷困的朝廷并未彻底失去昔日的荣光，人们依然对其尊崇备至。“虽然他（天皇）在四百年前就失去了地位、权力和经济收入，”耶稣会士路易斯·弗洛伊斯写道，“现在只是一个偶像，但仍然受人敬重。”剃掉头顶头发，为天皇服务的公家（宫廷贵族），虽然没有实权，但地位颇高。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这种荣誉头衔不仅仅是空洞的象征。只要被天皇认可，得到贵族头衔，甚至连最贫困的公家都可以蔑视最强大的大名。这是日本独有的现象。外国人或许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控制着两三个国（日本行政单位）的实力强劲的大名，如果没有官职，便不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继平托之后，另外几名葡萄牙探险者很快也来到日本。1547年冬，若热·阿尔瓦雷斯船长来访，并宣称这里比中国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更令人印象深刻。他在报告中详细记述了这里的群山和果园，还在最后简略评价了日本人。他对日本人的印象不错。阿尔瓦雷斯船长满意地写道：“他们是白人……长相俊朗。”他很喜欢他们以煮过的糯小麦为主食的饮食。“他们把它煮成粥，”他写道，“每次吃一点。”

日本人十分虔诚，每天早上会花很长时间“数着念珠念经”。许多人到了晚年会进入寺院，烧香拜佛，度过余生。葡萄牙的教职人员肯定很憧憬这样的生活。美中不足的是，念经结束后，僧侣们会拉起法衣“和弟子行苟且之事”。

阿尔瓦雷斯的报告令他的同胞方济各·沙勿略十分着迷，后者是一个年轻的传教士，在印度和马来群岛待过八年。他将日本视为一个全新的传教机会。当阿尔瓦雷斯将思想开放的日本浪人弥次郎介绍给他后，他更加兴奋。1548年，弥次郎皈依基督教，带着仆人和一名朋友陪沙勿略前往日本。

旅途并非一帆风顺。沙勿略及其同伴乘坐的中式帆船一路险象环生，遭遇了飓风、暗礁、海盗和浅滩。当船长的女儿落水溺亡时，不信基督教的中国船员举行了恐怖的仪式。他们杀死一只海鸟作为祭品，把血涂在他们信奉的女神的画像上。最终，在海上辛苦漂泊了三个星期后，沙勿略和他的同伴于1549年8月15日（日本纪年为天文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抵达日本南部鹿儿岛绿意盎然的海岸。

鹿儿岛位于府内城西南约二百公里处，比府内城更加引人注目。它是萨摩国首府，树木茂盛的山上点缀着五重塔。沙勿略来时，正值这里景色最美的季节。就在一周前，当地居民刚刚庆祝了盂兰盆节，这座城市的墓地前摆满了鲜花。

沙勿略欣喜地发现这个岛上的居民比他预想的更好。他写道，日本人“对荣誉的重视程度令人惊讶，他们看重荣誉胜过其他一切”。然而，他失望地发现，佛教僧侣认为“人并非生而有罪”。尽管如此，他依然信心十足地认为，日本将成为基督教的沃土。“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讲日语，”他写道，“我毫不怀疑，许多人将成为基督徒。”

鹿儿岛是日本最保守的地区之一，也是传统神道教的堡垒，古老的木造神社及其标志性的被称为“鸟居”的双梁式入口遍布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这里也有佛寺，昏暗的香室内，镀金的佛像在烛光中闪耀。鹿儿岛活跃着各个宗派的佛教徒，包括衣着怪异、狂热的法华宗（日莲宗）信徒和穿着灰色法衣的时宗僧侣。这些人和尼姑住在一起，据说到了晚上，他们会做一些与身份不符的事。

沙勿略来到恢宏的曹洞宗福昌寺，它离港口不远。这里环境优美，樟树成荫，梅花香气袭人。寺庙的院落里有一些石灯笼、一个莲花池，还有一座龙门桥和一些面目狰狞的大石像。沙勿略见到受人尊敬、年过八旬的禅僧忍室，发现他十分和蔼。忍室因为灵魂是否不灭的问题苦恼了很久，沙勿略的布道和对信仰的虔诚吸引了他。通过弥次郎的翻译，两人交谈了很长时间，忍室将客人领进经堂，观看正在诵经的僧人。沙勿略问他们在做什么，忍室沮丧地耸了耸肩。“有的人在计算过去几个月里从他们的信徒那里得到了多少东西，”他说，“其他人在想去哪里能得到更好的衣衫……简而言之，没有人在想有意义的事。”

沙勿略到达鹿儿岛后不久，夏去秋来，秋风带来阵雨，天气渐凉。花期过后，菊花凋谢；收割后的稻田变成灰褐色的沼泽；橡树叶子短暂变为鲜艳的颜色，然后开始掉落。只有福昌寺院子里的樟树四季常青，毫不畏惧寒冷的北风。

沙勿略和他的同伴裹着棉长袍瑟瑟发抖。他们的住处很冷，因为纸窗无法阻挡从海上吹来的刺骨寒风。冬天到了，初雪降临，沙勿略离开葡萄牙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雪了。他躲在屋子里刻苦学习日语，不过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他试图通过以拉丁字母标记日语发音的方式编写一本教义问答书，但并不成功。他每天两次攀上福昌寺陡峭的石阶，坐在龙门桥的另一边，俯瞰平静的莲花池，试着大声朗读自己的书。但是，书写得很差劲，僧侣们完全无法理解基督教的教义。更糟糕的是，这种笨拙的方式冒犯了这些拥有高深学问的禅僧，他们嘲笑他疯了。

私下里，他通过弥次郎的帮助向当地人布道，并收获了几名信徒。第一个受洗的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武士，取教名贝尔纳多，埋头钻研圣经。弥次郎的母亲、妻子、女儿，以及沙勿略的房东，都皈依了基督教。但是，这样的例子非常罕见。沙勿略发现，甚至连那些对他的布道感兴趣的听众也无法完全相信他的话。他尝试使用日语词向当地人传教，但很快就一筹莫展。日本的宗教词汇过于抽象，很难用它们来传播福音。

到目前为止，沙勿略还没有深入日本内陆。像平托一样，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仅限沿海地区。从踏足日本的那一刻起，他一直打算前往传说中的京都（当时被称为“都”），请求天皇敕许他布道。他还希望前往著名的比叡山，同博学的僧侣辩论并使其皈依。

1550年8月末，沙勿略一行踏上了前往京都的艰辛旅程。首先是危险的海上航行，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暴风雨和海盗；接着，他们徒步翻越白雪皑皑的山脉。沙勿略对旅途的艰辛毫不在意，他甚至拒绝骑马，只以少量熟米饭维生，这使他备受煎熬。“他如此专注于上帝，”同行的人写道，“有时会迷路而完全没有察觉，裤子破了或脚受伤了，他都不会在意。”他在途中没有让多少人皈依，因为他被视为怪人，而且其寒酸的模样几乎得不到任何日本人的尊重。到达京都时，他的无袖黑色罩衣已经破烂不堪，用绳子束在头上的小暹罗帽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小丑。

沙勿略曾对久负盛名的皇城抱有很高期望。“我们听到了一些好消息，”他写道，“据说它的人口达九万多户，还有一所很好的大学。”他还听说，那里有著名寺院、金堂，以及御所——天皇会在那里和他的臣下进行智力的角逐。然而，现实让他大失所望。此时的京都近乎废墟，城中满是破败的房屋和寺庙，瘟疫和洪水摧毁了它。曾经辉煌壮丽的御所日华门和月华门已经被台风毁坏，这座建筑四周曾有一片整齐的竹林，但这些竹子已经被洪水冲走。皇女和女官不再整日吟诵和歌，而是躲在栅栏后向路过的商人讨要食物。天皇本人已避居御所深处。

如果沙勿略被允许进入禁地一探究竟，他将看到一幅出乎意料的景象。天皇徒有其名，外表和举止与傀儡无异。他戴着一顶夸张的帽子，有巨大的帽翅和垂下的流苏，鞋跟高约二十二厘米。“这位高贵之人的脚从不触碰地面，”后来的一名访客写道，“前额涂成白色和红色。”

沙勿略对京都之行感到沮丧。他意识到，如果想在日本获得成功，必须从实力强大的大名那里获得布道许可。他还意识到，破烂的长袍和蓬乱的头发（这些明显意味着他很穷）不会给日本人留下好印象。当他到山口城请求拜会大名大内义隆时，他穿着新买的丝衣，称自己是印度总督的大使。他将原本打算送给天皇的礼物送给大内，包括一块表、产自葡萄牙的葡萄酒和两架望远镜，并开始向这位大名炫耀自己的学识，向后者介绍了天文学和世界地理的知识。最后这件事终于使日本人提起了兴趣。“他们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他写道，“也不知道太阳运行的轨迹，他们还问了其他事，比如彗星、闪电、雨雪。”看得出，大内和他的人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而且将我们视为学者，这有助于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话”。离开这座城市时（他听说一艘船正在府内的港口等他），他已经使五百人皈依基督教。多少有些讽刺的是，很多人并不是因为他的布道，而是因为他的天文学知识而皈依。

沙勿略在日本待了两年多，于1551年11月离开日本。那时，他明显老了很多，头发斑白。但是，他不顾自己经历过的种种困难，给耶稣会的同伴写了一封介绍这次日本之行的信，内容令人振奋。他说日本人“是迄今为止见过的最优秀的民族，在我看来，我们在异教徒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与日本人媲美的民族”。和他们的接触虽然有限，但已经足以让他得出结论：“他们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民族，整体上来讲非常优秀，不怀恶意。”

就在沙勿略忙着布道的同时，葡萄牙商人一直忙着获取丰厚的利润。他们发现日本人对中国的丝绸有着贪婪的欲望，愿意花高价购买丝绸。日本人无法从中国进口丝绸，因为明朝皇帝对频繁骚扰沿海地区的倭寇深恶痛绝，禁止任何日本人登陆中国海岸，违者将被处死。在禁海令中，日本人被称为“盗贼、猛禽和反抗天子的叛乱者”。葡萄牙人非常欢迎明朝人的这种情绪。“中日纷争对葡萄牙人帮助颇大，”一名耶稣会士写道，“（因为）葡萄牙人可以利用这个好机会和日本人做生意。”

1555年前后，葡萄牙人在中国南部海岸的澳门获得立足点，从而得以进入广州大型丝绸市场。他们以其独有的热情购入大量丝绸，为与日本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贸易做准备。除了丝绸，他们还购买了其他“中国货”，包括瓷器、麝香、胭脂和大黄。

1555年，杜阿尔特·达·伽马船长指挥一艘满载丝绸的卡瑞克帆船驶向日本，卖出货物后载着大量白银返回澳门，船上白银的数量令传教士目瞪口呆。“十天或十二天前，一艘前往日本的大型船只回到这里，”耶稣会士巴雷托写道，“它满载而归，以至于在中国的所有葡萄牙人都想驾船前往日本。”这次航行的成功促使狂热的葡萄牙商人纷纷开始从事油水丰厚的贸易活动。利润的确惊人，评论者兴奋地记录下从日本获得的白银数量。一份资料称每年可从日本获得两千万克。迪奥戈·德·库托吹嘘说“所有货物……都换成了白银，总价值超过一百万克鲁扎多（当时的葡萄牙金币）”。第三份资料称，日本每年出产的白银，近半被葡萄牙人运走。

为将白银运回，澳门商人建造了两千吨级的笨重巨兽——“大船”（nao do trato）。这些大船的船身很宽，拥有四层甲板，船舱大得惊人，可容纳约三千四百立方米银锭。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它们是名副其实的庞然大物，在停泊于海湾的帆船当中非常显眼。葡萄牙人与日本的贸易以一种显然相当古怪的方式加以管理，每年一次前往日本的特权被卖给澳门出价最高的人。一些成功的船长常常被日本贸易带来的财富和权力冲昏头脑，他们会带着武装卫队、乐队和黑人奴隶在日本港口耀武扬威。当地的日本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光景。

虽然日本人仍将葡萄牙人视为蛮夷，但他们颇有远见地意识到，这些商人有充足的资金，能够源源不断带来他们渴求的丝绸。他们还发现，将商人吸引到自己领地的捷径是讨好与成包的丝绸一同来到日本的耶稣会士。精明的丰后大名大友义镇最早意识到宗教和贸易密不可分。他给耶稣会高层写信，低声下气地恳求他们说服商人在他的港口靠岸。他向他们保证：“这样我就可以再次让神父在我的领地布道……他们会得到比第一次更多的帮助。”不过，贸易并不是唯一原因。丰后大名急于得到葡萄牙人的武器，尤其是可以发射十二磅（约合五千五百克）实心弹的“埃斯佩拉炮”。他申明：“如果我的王国安全、繁荣，那么上帝的教会也会如此。”在信的最后，他极尽逢迎之能，称自己一直十分享受葡萄牙人的陪伴，将葡萄牙女王的信当作最重要之物，“我如此爱惜它，把它视为珍宝，揣在胸口”。

但是，可怜的义镇的请求被拒绝了。葡萄牙商人和神父在九州西北海岸发现了地理位置更佳的港口——长崎港。从1571年开始，他们驾大船驶入这个安全的深水港口。“这个地方是一个天然要塞，”一个葡萄牙商人写道，“没有一个日本大名可以用武力征服它。”事实很快证明，它对商人和神父都有益。1562年，长崎的大名大村纯忠皈依基督教，取教名巴托洛梅奥。当看到绸缎和瓷器源源不断运抵自己的海岸时，他更进一步，宣布自己的领民将全部皈依基督教，不愿意皈依新宗教的人都将被驱逐。他的目标很快达成，一群耶稣会士“在强大的侍卫的陪同下……四处游走，将外邦人的教堂（佛寺、神社等）……夷为平地”。不到七个月，约两万人受洗，包括大约六十座寺庙的僧人。耶稣会士大喜过望，尤其当他们看到这些僧人“之前将我们看得比奴隶还要低贱……现在（在我们面前）将手和前额伏在地上，表示顺从”。

耶稣会士意识到，巴托洛梅奥的行为与其说受基督教的启发，不如说出于商业目的。他之所以这样做，他们写道，“是因为这样就可以确保大船停在那个港口，他可以凭此赢得巨大的声望，并获得大量关税和利润，成为强大的大名”。1580年6月9日，他做出重大妥协，将长崎港交给耶稣会士，表面理由是为他们的传教活动筹措足够的资金。不过，他也可以从中受益，因为他可以继续收税，而且一旦遇到危险，可以将长崎当作避难地。

只要能够垄断对日贸易，葡萄牙人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然而，他们并不知道，在伦敦莱姆豪斯的码头，有人正准备渡海前往这个日出之国。 2AdHFoYEF6XzLIZ9Ns28lo8UAaeSf+9naX2ZY3SEARM9azNfPxPY4h5tVJPtca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