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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这个名词，常易为人所误解，因为它的意义只在比较上显出来，而非是绝对的。自从有了艳丽的化妆品和真空地毯扫除器之发明，现代人类好像专把一个人的清洁程度来判断他的品行之高下。因之有人觉得狗的文化业已增高，因为它现在每星期洗澡一次，而到了冬天，又穿上腹衣。著者曾听到几位富有同情心的友邦人士谈起中国农夫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是“非人类的生活”。欲谋救济，第一步工作，似非把他们的茅舍和用具总消毒一下不可。
其实人类退化的信号，倒不在乎龌龊。而却恰恰在乎畏惧龌龊，而且从一个人外表来批评他的体格和品行之健全与否，实在是危险的。彻底说起来，欧洲人生活于温暖适当的公寓而享用奢华之摩托车，其适宜于生存，远不如中国农夫之住居低矮而不知消毒之茅舍中。凶恶系天然生存于婴儿与野人天性中之品性，也不是退化之征象，倒是畏惧痛苦，才真是退化之标志。一条狗倘只知道吠而不会咬，常被牵引遨游于市街，给妇人们当做玩物，这种狗只能算是一条退化之狼。就连具有约克·邓姆赛（Jack De Mpsey）式之勇猛，亦不足在竞技场之外自夸人类之光荣，他只能矜傲其工作之力量而享受舒适之生活。就是进化比较高等的几种动物，它们的身体组织，具备较为敏感而精密之机构，更具有特殊技能与较大之生活力，而且有比较优良之意志，此等动物亦非必尽属壮健与清洁之动物。体格及品行健全与否之真问题，人类与一般动物无异，乃在于他的工作之能力怎样，他怎样善于享乐其生活，并他的怎样适宜于继续生存。
观夫眼前的自然环境，就很可以明悉数千年来文化生命所生种种效果的明显痕迹。中国人民业已使其生活适合于其社会的文化的环境，而此环境所需要者，为一种持续的精力，一种抵抗的、消极的力量，因此他已丧失了大部分智力上、体力上之进攻和冒险之才能，此种才能本为原始森林中祖先生活之特性。中国人发明炸药之兴致至为幽默，他利用此种发明物来制作爆仗以庆其祖父之生辰，仅此一端，可知中国人之发明力，乃系沿和平之路线而进行着。在美术上工尚精细过于活泼的笔触，盖出于活力较弱而性格较为温和的本性。在哲学上他的爱尚情理过于攻势的辩论，真可由他的圆颐而轮廓浅平的脸蛋儿见其特征。
轻视体格上之勇武和活动，并普遍地怠于奋斗生活，密切地影响于体力之退化。城市中之布尔乔亚阶级，感受此种影响尤为显著。这样的情形，倘遇拥挤于街车中或举行竞技会，彼时欧洲人与中国人比肩而立，则更易观察。不卫生之生活方式与饮食过量之习惯，说明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何以多具萎垂之肩膀与无神之目光的外形，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之先天的差异，亦属很易明了。在运动场上，总可以发现欧洲父亲或欧洲母亲所生的孩子，他的敏捷、活泼和体力的充盈，一切皆较为优越；而忍耐力和学艺比赛则较为逊色。
许多住居上海的外国寓公，对于中国友人的冷落生疏的态度，无不诧异。彼等固未知中国人不耐作费力之长谈，而于应用外国语言时为尤甚。是以凡中西合伙的伙伴，不论婚姻上或商业上的，辄中道而分离。其故盖缘于欧洲人之不耐华人迂缓舒徐，而华人则不耐西人之躁急好动。从中国人之眼光观之，美国爵士乐队指挥之摇膝颤动，和欧洲人在船舶舱面上带跳带跑的大步走路法，简直可令人笑痛肚皮。
蒋先生和宋先生是稀有的例外，其他中国政治领袖大多不耐刻苦工作，他们的工作态度是不甘效牛马之任重致远，而欲享受高等文明人之生活，其人生观即为不屑“劳形役性以自疲”。故蒋先生、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最高领袖，即在其具有较高之坚定本能与耐劳苦之精力，宋先生曩年辞财政部长职时，曾引用中国俗语“力大如牛”以自喻其健康，而并未托词于任何糖尿症、肝脏病以至精力交瘁等，以为辞职之口实。“称病辞职”固为一般无耻官僚之惯技，中国官吏每当政治上发生困难，辄扬言旧病复发，至所何病，则精神上、体质上之病恙，名目繁多，自肾弱胃伤以至头昏脑聩，倘欲开一名单，真可塞满一新式医院之全部病房。其实所患者皆属政治病耳。
中国政治领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台，大多不复继续求学生活，亦不复从事写作——只有孙中山先生为唯一之例外——而当其发挥议论，洋洋洒洒，则人人以第一流大学者自居。倘使中国领袖中会有《托洛茨基自传》那样的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尘世可能的奇迹。虽至中山逝世十二年之今日，市上犹找不出一本中国人自写而内容优美的传记。也找不到正确信实之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之传记。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走进衙门，则捧一杯清茶，谈谈无涯无岸之山海经；回到公馆，则嗑嗑瓜子，优哉游哉，就此消磨了一辈子光阴，犹得谓之“学者的风度”。此等事实，又可说明为何中国名家作品的集子中，所收的材料总是宝石样的短诗、精细小品文、替友人著作捧场之短序、墓志铭、简短游记等，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之篇幅。当一个人挨不上掌权势，还是以文雅为上策；当一个人谈不到欺侮人，才非讲情理不可。吾人曾能几度遇到像司马迁、郑樵、顾炎武那样的人物，他们的伟大著作，昭示我们一种不屈不挠的雨果（Victor Hugo）、巴尔扎克（Balzac）的精神。这是两千年大磕其头的奴隶生活所能给予一个民族的遗产。
试将人民之毛发肌肤审察一下，也能告诉你数千年足不出户的文明生活之结果。通常男人家脸上缺乏髭须，虽有亦极疏落，为此种生活后果为一个示例，因此中国人一般即不知使用家常刮须刀。至如男人家胸膛上丛毛尨茸，在欧洲所在多有，在中国则未之前闻；更若妇女樱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欧洲数见不鲜，在中国目为情理之外。非但此也，据医家所说，以及其他著作之记载，谓中国妇女之私处童山濯濯者，实繁有徒，俗谓之“白虎”。中国女人之毛孔较欧洲女人为细，故其皮膏纹理较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较为软弱，实为缠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结果。此缠足制度表现另一种女性美。鉴于此种实效，广东新丰之养鸡家，将雏鸡自幼禁闭之暗栏中，使一无盘旋之余地，因是新丰鸡以肥嫩驰名，其味殊美。中国人之腺分泌想来也必较为减少。因为中国人觉得西洋人之所以养成每天洗澡之习惯，目的乃欲解除皮肤所散发之强烈臭气。不过最堪注意之差异，当推中国人之声带，盖比之西洋人颇觉失却一种充实的回响特质。
关于五官感觉之内容，著者未有深切之研究，但耳目之应用，尚称优良，殊未可非议；至于中国人嗅觉之灵敏，可由其烹饪之特长一点见之。北平方言，当一个人说到“吻小孩子”的动作，叫做“闻”小孩子，这实在是极正确的表白：因为吻小孩子实际上的动作，却是“闻嗅”，这亦足以表示中国人对于嗅的观察之精细。在中国文学里头，亦不少同义于法语作品Odeur de femme中的美丽辞藻，举其浅显者，则有玉人芳泽、绮骨香肌、花容月貌、兰质蕙心，甚至芳名芳龄，无往而不芳，无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谓非曲尽其妙。反之，对于冷、热、痛楚、嘈杂声浪之敏感性，中国人远逊于白人；其故缘于中国人在家庭自治体制度下饱经磨折，对于此等困苦之逆来顺受，已成习惯，我们的“神经”或许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维，亦未可知。中国人有几种特殊美艺，具有纤巧之天才，足证其感性之精细——如中国之一般手工艺出品，大可负责证明——而相对的关于遭遇痛楚，则感觉至为低劣迟钝；中国人民于领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强大，真可谓匪夷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