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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血统之混入

但中华民族之得以继续生存,非仅赖粗线条的神经之忍耐力,实在他们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却有赖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此乃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所发生之作用,你可以观察每一次新血统的输入,必继之以文化上奇葩之开放。观乎中国人民一般的体力情况,很容易发觉他们并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数,因而发生一种特征,遇有较为新兴而好战之民族向之进攻,辄无法自图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这就是历史上常间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政治上,这个民族曾经数度被此等侵略者所灭亡。问题至此转至“怎样在此政治上被压迫的环境下,保持其原来之民族”。不是她如何挡拦侵略之军事煞星,有如都尔战争(Battle of Tours)中基督教国联合抗拒回教军之所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维护其生存,而且,事实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转以自荣,而能不丧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续。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种特殊的范型鼓铸出来的,故其祖先的奋斗力的丧失,不致即陷于种族本质与抵抗力之丧失,此种种族本质的抵抗力存在之关键,即为中华民族继续生存之关键。

新血统之混入,很可以说明中国人民今日所具种族自存力之程度如何。历史上,新血统的混入,往往巧遇于相间有定率的周期,大约每间隔八百年,为一个转变的周期,好像是中华民族革新所需的规定时期,而促起此种定期的大改革的,乃为内部道德机构之腐化,而非外来之侵略。《中国科学美术》杂志曾载有D.J.S.Lee的一篇论文,标题为《中国战祸之周期循环》,内容系将中国历代之战乱,做一统计的研究,证明此等一治一乱的循环期,其前后距离大致有一种准确的定率,而非出于偶然。骤思之,如非人事演变中所可能的现象,而李博士则条分缕析,凿凿有据,不可不加以注意。

照李博士说来,中国历史简直很容易每八百年分做一段落,为一个周期。每一个周期的开始,当为一祚命短促而军威强盛的皇系,结束连绵不息的内战而统一中国,此后继之以四五百年之治平时代,过此时期,则朝代又将一易,而起伏不断之内战又起,马上使京都自北南迁,然后形成南北对峙之局,险恶之形势日甚一日,最后跌入异族统治的深渊而结束此一周期。历此乃周而复始,重演过去循环,中国复重新统一而光复本族之统治权,此时期必开放文化上新的光彩。

每一个循环,其史迹之演进,在它的时间上与前后的因果上,表现出一种不可理解的机械式的合同性,故上一循环与下一循环,其形貌如出一辙。像李博士所说:每一循环的相当时期,大约适当文化发扬期之初期,总有一次伟大工程之兴筑,然每度必遭不幸之毁灭。第一周期中,有秦始皇的雄伟的万里长城,以及华丽的阿房宫,曾几何时,阿房宫便毁于火,延烧绵赓三月之久;第二周期,则隋代有运河之开凿,隋炀帝也建筑过瑰伟的离宫,穷奢而极侈;第三周期,则有长城之改筑,此改筑之形式,即遗留至今之面目。当明代永乐皇帝之际,曾开凿几条新的运河,并兴建水闸,著名的《永乐大典》亦为这个时期的一大功业。

此等循环期包括:(一)从秦代到六朝鞑靼民族之入侵(前221—588年),凡八百三十余年;(二)从隋朝至蒙古族入侵(589—1367年),凡七百八十年;(三)目前之一周期,自明初以迄今日,这一个周期还未届结束的期限,但由过去六百年之史迹观之,其演进仍恪遵前期之轨迹,明清两代之五百年太平,好像已完成了它的任务,一八五〇年之太平军革命,掀起了第一阵内战的大波,吾人现正处于荒乱与战祸交进的上升阶段上,此交进之进展,务求所以相称于历史遗传之法式,一九二七年之迁都南京,便可见之。

故吾人直可未卜先知此后两百年之局势: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国之被异族所征服。真将一一重演乎?

李博士又说,前乎第一周期之周代,其史迹演进亦复相同。周代为中国文化第一次放光彩的时期,周室始祖践祚于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凡历九百年而灭亡。第一个半期四百五十年,那时中国内部比较平静而强盛,及至公元前七七〇年,已受西北异民族之压迫,京都不得不东迁洛邑,从那时起,战争不息,列国诸侯之并吞攘夺,纠纷日甚,中央政府渐失其统驭封建君主之权力。自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前四八一年,为孔子编年史《春秋》一书之断代纪年,此时期因谓之春秋时代。自公元前四〇二年至前二二一年则谓之战国时代,彼时楚国逐渐膨大,控占疆土几包括中国南部开化居民区之全部。此周期至秦民族崛起,始皇帝并吞诸侯而统一中国,乃告结束。秦民族乃混合有未开化民族之血胤及外国风俗习惯之新兴民族。

此种事实,宜以人种学的、经济的并气候的原因来解释,而人口过剩,要为一主要原因。然在其自然法则下,可以维持四五百年之治平。世界任何各国,能保持和平及其文化连绵四五百年之久者,历史上殆缺乏先例。中国何以能独处例外,殆无理由可以解答。但试将中国文学史作一观察,似可发现另一显明之解释。每当南北分裂,扰攘纷纭之际,道德机构之崩坏,常反映于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本章第一节所举之几首小诗,可见一斑。第一周期北方民族入侵之时期,称为六朝,自东晋以迄隋室统一中国,此一时期中,华北完全被制于蛮族的战胜者统辖之下;第二周期的北族入侵,始自南宋而迄蒙古民族建立之元朝,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之女子气,以及文学风格之卑下,适当于六朝时之生活,六朝以浮华绮靡之骈体文著称;而宋元之际,则发育一种优柔色情之词曲,此等诗文,其风格所以为卑下,并非失于字面之贫乏,而失于字面之过于繁缛;凡铺文陈词,其字义之轻重深浅,分别务求精细工巧,不复含孕淳朴之田野风味,却为扭扭袅袅,浓艳细腻之闺阁气。中国人在此等时期中的表现常有一种文学声韵上的新嗜好,一方面产生精细的文学艺术批评,并崇尚风雅的贵族生活习惯。

因为那些时期中,吾们常见绘画与书法之发达,贵族阶级起而传袭艺术之系统,中国文学批评至六朝时始第一次抬头,而中国第一大书法家王羲之,出身于贵族家庭,亦适当于这个时期。政治的萎弱失统,往往与艺术之纤巧并存,而此时期之南朝各君主,在政治上无力自保其皇位之安全,却能写得一手好诗。帝皇诗人如梁武帝、南唐李后主,皆为短祚之君皇,而是情诗的圣手;南宋徽宗,则为出色的画家。

不过种族对抗的细菌,却也在这种时候下种,因为北朝之雄主,只在朝廷的权力上把握住胜利者的地位,其下层基体仍为汉族。雄武的北魏统治阶级,属于鲜卑族,不但接受汉族文化,且公开相互通婚;南宋时代之金(满族)情形亦复相同,其机体内容,大部仍为汉人。如此史迹之演化,实为一种发酵作用之进行。此等时代又为文化上接受异族影响的时代,第一周期末之佛教及印度雕刻之传入,第二周期末之蒙古戏曲及音乐之传入,均为历史上不可忽视之例证。至于人种混合的最清楚的实效,可发现于今日北方人语言与体格上之特性。他们那含有粗涩的变音的言语,高巍的体格,有趣而质朴的性情,都为其特征。异族血胤的混合与文化之交织,即为中华民族所以长存之一大原因。 XFDtGNB3qbGcDS1XYwqAzT/HbuyQ6Fa9HaaSLfZT+awgXcjWsactAgA+7rL8LK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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