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人均GDP在 2010 年已突破 4 000 美元大关，开始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19 年人均GDP更是首次上升到 1 万美元。在此期间，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然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以效率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也导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平衡性。

依据库兹涅茨“倒U形”理论的解释，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这种必然现象需要得到控制，将其调整到合理的范围内才能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否则，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中国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纵观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发展路径可以发现，在中等收入国家阶段，社会保障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国民福利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成为国家发展的追求目标。中国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社会保障的核心功能显然应该定位于调节收入分配，尽快实现国民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增长，并在这种同步增长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这一制度的保障水平与公平程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社会保障改革要以“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和保证可持续性”为重点。其中，“增强公平性”将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社会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其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好坏和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平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畸高的背景下，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时代主题，本书系统分析了社会保险（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传导机制及调节效果，并提出了社会保险优化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政策思路与对策建议。

本书从理论与政策视角深入探讨了我国社会保险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运用库兹涅茨计量模型对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结合最新社保政策动态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结合我国农村医疗保险政策的改革变化调查分析了医疗保险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及问题，并比较研究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社会保险的缴费能力，最后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健全社保政策优化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系列政策建议。

主要研究结论、观点及政策建议包括：

（1）社会保险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不仅体现在再分配领域，还体现在初次分配领域。参保率、管理体制、筹资机制和待遇补偿机制等政策传导工具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社会保险的传导机制与传导效应，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仍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弱化了其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2）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具有时滞性；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有利于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但社会保障没能有效发挥经济“助推器”的作用。且当前社会保障在收入分配领域起到的调节作用也很小，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调节效应，即“损不足补有余”。目前我国已进入“倒U形”曲线的拐点阶段，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黄金时期。

（3）本书运用动态世代交叠模型测算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养老金并轨不同参保群体收入差距变动情况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的影响，可发现：虽然城镇企业职工等高收入群体为社会统筹账户做出了额外贡献，但社会统筹账户的收入再分配作用不明显。“大统筹、小账户”缩小了不同群体总收入差距，但未能缩小养老金差距；养老金并轨后，不同群体间总收入差距大于并轨前，养老金差距小于并轨前，即并轨扩大了总收入差距，缩小了养老金差距；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虽然能缩小不同群体间基础养老金差距，但并非能够缩小总收入差距。总体上看，不同群体养老金并轨不利于总收入差距缩小，而只是能够缩小养老金差距。

（4）医疗保险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是通过缴费端和支付端的特殊政策设计来实现的。其效果高低既依赖于横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涓滴”效应，同时也需要发挥纵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亲贫”效应。本书利用山西省 2013—2017 年数据，运用洛伦兹曲线拟合收入分布的方法评估了农村医疗保险的收入再分配和减贫效应，发现农村医保具有“涓滴”减贫效应，但不具有“亲贫”效应，存在对低收入群体的分配歧视；大病保险及健康扶贫工程的实施并未有效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农村医保的“嫌贫爱富”更趋严重；医疗救助的补偿功能尚未达到改善农村医保分配偏见的规模效应。建议通过提升筹资累进性和推进偿付公平来改善医疗保险纵向收入再分配的“亲贫”和减贫效应；同时，加大医保和救助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力度，增强其对医保制度的利用，以纠正农村医保的分配歧视。

（5）企业是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的核心主体，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确定应该考虑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对我国东中、西、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承受能力的实证分析发现，各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存在较大差异。现行“五险”，30％的法定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率明显高于各地区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最大社会保险缴费率，也超出了西部各类企业的缴费能力上限；尽管东、中部国有企业有一定能力负担法定缴费率，但整体而言，我国国有企业仍然无力承受如此之大的缴费压力；而相比之下，我国外资企业勉强能够达到这一缴费水平。不改革现行企业缴费政策，将可能导致企业就业需求的下降和劳动者工资增长率的下降。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压力将不断加大，社保政策对企业负担及个人收入分配影响和调节效应不到位等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本书认为，中国目前已进入收入分配“倒U形”曲线的拐点阶段，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黄金时期。而且，中国目前仍处于相对人口红利阶段，但 2025—2035 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所以目前应抓住机遇发展和优化社会保险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健全社保政策、优化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的系列政策包括：

（1）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统一制度，创造起点公平。首先，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实现社会保险制度受益对象由正规就业群体向非正规就业人群延伸，并最终惠及全体国民，推进社会保险制度向着更为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其次，统筹城乡社会保险，推动不同人群的各类社会保险制度的整合与衔接，实现社会保险制度体系的一体化发展，防止制度分割带来的起点不公。

（2）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平衡地区间缴费负担，缩小地区差异。与此同时，择机分离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个人账户（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个人账户并入企业年金账户，纳入第二层次的补充养老保障体系），强力推进社会统筹部分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医疗保险的全省统筹，最终建立全国统一的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只有实现基础养老金、基本医疗保险的全国统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流动时养老、医保权益的转移难题，从而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3）完善筹资机制、夯实优化缴费基数，适时适当降低企业对社会保险的总体缴费水平，减轻和平衡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缴费负担，提高劳动者工资增长和就业水平，均衡初次分配格局。

（4）优化待遇给付机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社保的投入力度，推行国民年金和全民医保制度，并建立健全社保待遇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协同增长机制，缩小并控制社保待遇差距。

（5）健全社会保险法制，强化监管检查，确保社会保险制度依法、合规、有效运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实践意义在于：

（1）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视角较系统地研究了现行社会保险的政策效果与制度优化路径，且认为调节功能体现在国民财富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再再分配三个层次上（而不是再分配一个层次），研究视角有创新。

（2）以整体宏观经济为背景，将社会保障水平纳入库兹涅茨计量模型对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的影响具有时滞性，社会保障对目前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很小，甚至存在一定的逆向调节效应；目前我国已进入“倒U形”曲线的拐点阶段，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黄金时期。此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具有理论探索性和创新性。

（3）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难点问题，本研究以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为基础，从制度层面探寻社会保险调节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并指出改善收入分配的制度优化路径，紧密结合实际，预期成果有较强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社会保险；收入分配；作用机制；政策效果；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