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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一年时间里，我感觉到这个学校对待学生有许多“偏差”。首先，他们对研究生部那边特别重视，对我们专修部并不是很重视。蒋经国当时是我们“地方自治科”的系主任，但他根本就不管系里教学的事，整天搞他那个“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扩军运动。有点空闲来学校转悠，也是去他那个宝贝“议员班”和“政工班”视察一番，我们这里就交给了一般干部管理。加之，当时我们学的是西方的政治，一切都生搬硬套。在我们那个“地方自治科”，班上居然闹起了“总统制”。譬如说选举个班长啥的，整得就和美国选举总统的形式一样，还到处拉票搞演讲。
在这边渐渐没了开初的新鲜，加之这里的基础课已经讲完，开始讲那些政治理论，我觉得继续在这边待着也没啥意思。幸好那一段老家那边的许多老师同学也写信催促，我就偷偷去中央大学那边先把我的学籍保留了下来。
第二年九月开学，我给这边打了声招呼，就大大咧咧地去中央大学办理了重新入学手续。
记得当时中央大学一年级在松林坡西边，一边靠着嘉陵江，距重庆大概有四十里。抗日战争期间，“陪都”这边涌来很多学校、工厂和国家党政机关，大学办学条件很艰苦，这边学院的名气蛮大，校舍还真的不如中央党校那边好。但是，校园内宁静的学习生活和大街上的难民成灾、饿殍遍地的情形相比，那还真是像在天堂过的日子。到了这边，我除了基础英语外，其他就不用学了。因为这边开的基础课，我在“党校”那边已经学了一年。不同的地方是，中央大学这边考试很严格。第一学期完了，我正好碰上了一次年级大考试。以院为单位，要求人人过关，因为是共同科目，并不分系，整个年级的学生一起通考。考完后，还放了红榜。幸运的是，我这个“半路跳槽”来的人，居然在中央大学爆了个大冷门，取得了全校的第一名！
正是这个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第一名”，一下子在同学中提高了我的个人地位，也给我自己树立了学习信心。同学们都很佩服地交口议论说，陕西来的这个“状元”还真是有两把刷子的。
说到学业，那时的学生很少有闲逛的心思。虽然遇到战乱，学习生活条件都比较苦，但是人的精神劲头很足。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面对山河破败，却没有一丁点沮丧情绪，都在发奋读书，根本不敢荒废年华。就是个别同学偷偷谈个恋爱，也大多都是一起去个图书馆，完了一起去食堂吃个饭。打个牙祭，也就是请对方吃碗肉丝面、阳春面就很好了，哪儿见得到不上课在校园挽着手压马路的事儿啊。到了这边后，我发觉“边政系”课程中所涉及的人类学知识让我很感兴趣。人类文化包括的方面很多，比如说，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生活习惯等，都不一样，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中国的每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都建立过“国家”，像陕西就是战国七雄中的“秦”。所以呢，民族之间、地域之间难免有些纷见，国民党政府也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民国初期也有学者研究，但到了抗战快要结束那阵子，国内民族矛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有这么一批干部，懂得民族文化、熟悉历史。除了设立正规的学校和专门的科目，还要建立一些相应的行政机构，建立新的管理体系等等。
中央大学“边政系”属于法学院，和政治系、社会系基本上都是一个性质的。如公共课中都要学习些历史，再一个就是民族中的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历史演变、政治地位、周边民族关系等。这些基本课程，所要涉及的知识都要自己学习。工具语言要学英语、俄语，还得学习藏、蒙文字语言。
根据当时中国的民族问题，边政系分了三个系统。一是西藏系统，一个是蒙古系统，再是维吾尔系统。这三大系统外，还有少数的朝鲜族等，但都包括在三大系统中。
从民族系统上讲，民族文化虽然由于地域的分割，看似互不相连，其实是互相交叉的。所以，学一样不行，各个民族互相区分的特点也需要掌握，历史变化的东西都要清楚。如果学完那些课程，对中国几千年的民族变迁也就都清楚了。
实际上，宏观地看待民族关系，蒙古利亚人系统在全球人类种族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如俄罗斯族，实际上还是黄种人系统占主导的民族。多年来，我就一直在琢磨，世界民族并没有那么多，追根溯源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但地区分开了，它的文化就跟着分开。在不同地区、不同纬度，生活环境不同，才有了这么多的分支。就是现在同一个支系内的，称呼也不一致，如突厥、塔吉尔等。随着历史的变迁、居住地的变迁，这些经过仔细的分类研究，还是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于民族关系这个课题，范文澜曾经有个愿望，想对成吉思汗陵予以联合发掘，在源头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还有韩儒林也提出中国、前苏联、蒙古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把蒙古史写出来。当然，这一切肯定是行不通的。
学者都有些可爱的迂腐，也都忽视了现代国家民族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件事情说起来可行，实际操作起来肯定矛盾百出。譬如，对中国汉民族内的农民暴动引发的朝代更替，一般都是“成者王侯败者寇”，很难公允地予以评价。何况，就这个简单的具体问题，台湾学者的观点和大陆学者的观点都很不统一。我们认为这是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台湾学者却认为每次农民暴动对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都是一场大浩劫。大陆和台湾学者的分歧尚且如此大，国与国之间的纷见那将是多么大啊。但是，那个学术愿望是相当好的，也只能是一个良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