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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我给同学当过“枪手”考上的“中央党校”最先开学。这个学校比我所报的“中央大学”开学早一个月。当时，我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加上从小到大从没出过远门，看到同学们打起背包准备出发，自己也想早早跟他们出门去游玩游玩。正好，那几个同学也一直鼓动我跟他们一起走，于是，我也便和他们搭帮去了重庆。
记得那次和我一起考上中央大学的还有个同学叫赵廉，是咸阳的。这个同学的学业很好，也是学校的学习尖子。当时，他和“三原女中”的一个同学偷偷恋爱了，女的却没有考上大学。他不愿意离开未婚妻，就自主留在了陕西。反正他也是个保送生，可以自由择校。后来我听说，他就在当时刚刚成立的“陕西师专”读了师范专科。
我跟着一伙开学早的同学来到重庆后，就在“中央党校”（也叫“中央训练团”）校址附近叫“两路口”的地方住了下来。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北大、清华这些名牌学校都搬到了云南。不过，中央大学包括的分校多，其中八个学院集中在重庆。法学院、民族学院也都在那里。那儿距离“党校”近，走路过去特别方便。
中央大学这边还没报到，我一个人也没啥事情，就经常跑去训练团找同学们玩。到了那里，哇呀，他们正搞军训，穿的都是军服，威风得很。到了开饭时，学生灶的伙食也相当好。因为这个，我就眼热了。他们一看我动心了，就煽乎着对我说：上你那个“边政系”有啥出息，还不如咱们一块不要分开，在哪儿上不是上学，干脆就在这边上算了。结果，我经不住他们的再三相“劝”，就稀里糊涂在这边跟他们上课去了。
我是个全国状元，想在哪儿上都行，人家学校还巴不得拉拢我过来给他们装潢门面呢。再说，我当“枪手”也是被这边的“地方自治科”正式录取了的。
后来我才发现，在这里授课的很多老师都是中央大学那边来兼职的。虽是军事管理，但学习的基础课程还是大学课程。除了专修外，研究生也招生。而且，这里的许多在校教师都是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优秀老师。当时，随我们去的还有两个陕西籍教师。三原三中的一个李先生，是地理老师。另一个是西安一中的蒋德，是外语教师。这两个教师在当时的陕西教育界都是很有名望的鸿名教师。尤其是蒋德，他在一中的声名，比校长还响亮。
开学了，我才知道我们这个学校的校长居然是蒋介石先生，教育长是他儿子蒋经国。由于一笔写不出两个“蒋”字，我们陕西来的蒋德老师在那里就吃得很开。后来，那个李老师从政回了老家，负责陕西地区的国民党的政治事务，最后他干什么去了就不清楚了。只记得当年这个学校专修科招了五六十人，研究生招了六七十人。之后，学院在这些研究生中还招了一个“议员班”。
说实在的，并不是因为我想上这个学校，纯粹是帮同学当“枪手”瞎打误撞，后来又看上这边那些在校和毕业后的待遇了。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已经着手准备光复后的事情了，在全国闹“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极力动员青年学生从军。那个时候，湘桂会战刚刚结束，涌来的难民和学生很多。重庆这个山城到处是贫民窟，乞丐遍地、垃圾成堆、苍蝇乱飞、臭气熏天，街道上那个景象简直惨不忍睹。那些流亡学生没有生路，有的干脆就成了散兵游勇。蒋经国号召这些失学青年去当兵，不但有他的政治野心，也有稳定社会的直接用意。当时，山城到处都设有招兵点，有些在校生还没毕业也稀里糊涂从军去了。
我在“中央党校”留了不到一年时间，远在西安那边的老师和同学多次来信，希望我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不愿意看到我这个高材生毕业后去从政，一直动员让我回中央大学那边去学点有用的立身本领。那个时候，我也感觉他们说得有道理，就萌生了转回中央大学继续学习法学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