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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中学都搞“会考”制。像现在的高考一样，每所中学在每年这个时候也十分重视这件事情。
记得我们那年的会考地点设在三原北城那个职业学校里，省里来了个督学，带了一批人监考，闹得气氛很是森严。一直考了两三天，试卷都要送到省城判卷。最后，陕西省教育厅还得把成绩报到重庆的教育部备案。
那一年，我的会考总分成绩是陕西省第一名，全国第九名。按照我取得的这个成绩，在选大学志愿的时候，本人愿意进全国哪所学校都是可以免试去挑拣的。当时，我在大学的志愿表上填的是中央大学的“边政系”，再一个是新疆学院民族系。在高中阶段，也不知是啥原因，我突然对张骞通西域，马援和班超的那些英雄故事很感兴趣，觉得男儿就应当“马革裹尸”，做一番大事情。所以，我认为选学这个专业，将来毕业可以到边疆去建功立业。
为了这个志愿，还闹了一点小笑话。那时候国民党的教育部设在重庆，人家把全国“十大状元”的志愿表挑出来一看，我这个“陕西状元”居然填的是毫不起眼的冷门专业，那些老学究都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怀疑我这个“陕西冷娃”脑子肯定有啥问题。放到现在，这件事情就好像一个已经被“清华”“北大”那些名校热门专业录取的状元，却自主放弃录取，选了个一般专科大学的烹饪专业。
也难怪，“边政系”也是那年全国才设立的新专业，许多中学教师都闹不清楚这个系究竟是教授啥课程的。当时，全国（除沦陷区）成立“边政系”的高等学府只有两个。一个是西北大学边政系，主要管西北和东北，再一个就是中央大学的边政系，主管东南这一块。当时苏联人在新疆那一块支持的地方民族活动已经闹得相当厉害，国民党当局也看到了这一点，为了战后解决边疆问题已经开始着手培养干部，在高等教育这个环节设立了这么个“新”系。
其实，所谓“边政”，也就是中国古代边疆的管理制度，盟旗制度、政教制度、土司制度这些内容。开设这样的专业，主要是当时中国政局稳定的需要。开设这些边疆民族文化的课程，目的是培养“治边”人才。“边政”这两个字，就字面来看好像不完全和政治沾边，其实讲的就是国体安危的大“政治”。它是关于边疆的民族、历史、文化及相关知识的研究学科。当时，苏联对新疆，英国对西藏，法国对西南，到处都在挑事端，中国的边疆地区，在那个时候都被那些国家控制过，遗留的边境民族问题很复杂。那时候，抗战快结束了，无论是在战争中加剧的，还是历史遗留下的边疆问题都亟须解决。当时，外蒙不是趁机独立出去了嘛。牵涉这些话题，其核心一个是民族问题，一个是文化问题。
我是陕西会考状元，按照本人志愿，可以同时报两个志愿。结果，我一次性取得了两个大学的入学资格。一个是中央大学的边政系，一个是武汉大学的政治系。而且呢，开学后还可以由我自己来挑到底去哪个。最后，我决定到中央大学的边政系去深造，因为我受到中学时代爱国教育的影响，对边疆的事情已经很热衷。说穿了，在陕西一中短短的半年时间，“关学”那一套理论对一个知识青年的人生影响太大了。当时，我一门心思想到边疆去建功立业。那个时候的学校，也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有许多乡土文化教材。我记得校歌上都有歌颂英雄的内容，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经历的千辛万苦，还有后来的班超在西域几十年间游说各国归附汉朝，直到终老才回到长安。这些民族英雄，在历史上做的贡献，也影响着我们这些后人踏着他们的脚印去建立人生功勋。
在许多同学面对人生选择不知所措的时候，我这个一门心思等着去报到上学的“状元”却无事可做。回家去吧，我也懒得再干那些农活，就赖在学校闲逛。也应了“人闲生余事，驴闲啃槽帮”那句老话，这个时候，我却在自己未来命运这个问题上和自己开了个大玩笑。
那时候，大学一样很难考的。我们那一期毕业班有好些同学都没考上正规大学。这个时候，“中央党校”（现在的台湾政治大学前身）就在学生中间“补招”专科和研究生。“中央党校”是国民党培养行政管理方面人才的学校，牌子很响的。按照招生简章的字面上讲，和一般大学一样，研究生比大学高一级，专科比大学低一级，都是学习地方管理的学科。不同的是，他们那些招生的居然在学生中公开讲，他们那个学校培养的是政府管理的高级人员，研究生毕业后分配的职务类似于行署专员，专科毕业基本是搞乡镇工作的，本科是培养县级干部的。
年轻人都有故事。我这个人怎么说呢，那一段闲来无事，看人家忙着考试，就跟着几个同学凑热闹，居然阴差阳错又“考取”了“中央党校”的“地方自治科”。
为什么半道上要“考”这么个学校？说起来也挺可笑的。我们班当时有几个挺要好的同学没能考上正式的大学，情绪都很沮丧。
后来，听说这个“中央党校”好考得很，报名的时候，学生自己可以自主地搭班子组合起来报名，考试时还可以坐到一起集体答卷，录取率很高。我们当然不知道，当时省党部的青年组织“三青团”为了给国民党收拢落榜的青年人才，实地操纵了这次招生，目的就是为自己培养“新生代”。后来，国民党的党校还真的将这个学校交给了“国家”，成了名牌正规大学。不过，他们当时对各校的保送生和本科生的政治条件要求还是蛮高的。
就这样，经不住几个要好同学的恳求，我去给他们“帮了一次忙”。胡英南、李玉民、陈俊英等联络了当时三中没有考上大学的七八个很要好的同学，一起报名一起考试，座位也挤在一起，拉我去做了“枪手”。那样，他们可以互相照抄我这个“主心骨”的试卷，把握也就大得多。后来，进了考场，还真的没有监考。几个教室做考场，只有一个重庆来的负责人装模作样地“巡视”了一下。
就这样，出榜时我这个已经被两所名牌大学特别录取过的学生，居然也在“中央党校”那一拨儿录取人员名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