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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三中开始只开设初中班，一九四二年开始设立了高中部。上高中的时候，尽管国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山西沦陷后，“二战区”的山西大学因日本占领了太原，不久也搬到了三原。我们高中部新招来的那些代课老师，有些干脆就是大学讲师、副教授。给你讲地理啦、讲生物啦，什么都讲，无意中就夹杂着某些大学的课程，课程质量很高。学生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几乎北方哪个省区的都有，南方沦陷区的也不少。
我们那个雷振江校长主政三中以来，对学生功课抓的那是相当地紧。十天一大考，三天一小考，学期底还公布名次。我在学校的成绩是相当好的，一直保持着初中“三甲班”第一名的名次。
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级年号编排是按照“民国纪年”编排的，现在的人肯定觉得不好计算，其实也就是一九四一年那一级。
那个时候，考试第一名的学生有个好处：学校规定，成绩好的前几名不用交学费，可以免试直接上高中。
本来，我初中毕业后已经打算回家教书去。农家子弟嘛，当时让鬼子闹得山河破碎，东北、北京、上海、南京的学生们也没啥出路，就我们陕西这块地方还算安宁，我觉得毕业后在家乡当个教书先生也不错。再说了，初中还没毕业那阵子，乡里的学校都把我“预订”了。
后来，同学们都给我出主意说，你成绩这么好，可以免试免费上高中，不上多亏？早早跑回家守着小媳妇有啥意思！我当时也想继续求学，加上经不住同学们劝说，稀里糊涂就跟着他们又报名上了高中。
我的高中学级是“民国三三级”，也就是一九四四年毕业的那一期。
当时，社会情况越来越复杂。陕甘宁边区就在我们北边，耀县那块是个分界线，以北以西是共产党的势力，以东以南是国民党的势力，我们家在偏南这边，属于国民党政府管辖的范围。
当时，国民党在抗战中闹那个“反共高潮”，在我们那一线修了个碉堡线，明显就是为了封锁北边的共产党。那个碉堡一截一个，从我们家一直修到淳化那一块。修的时候，都是以“支援抗战”的名义，花费了很大的财力物力，闹得当地老百姓真是有点不得安宁。讨厌的是，那些守碉堡的军队根本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国民党正规军都驻扎在西安，根本顾不上三原这边。我记得西安当时那个守军统领是陶峙岳将军，这个人后来投了共产党，就是带着起义部队解放新疆的那个陶峙岳。
那么长的碉堡线总得有人守，政府就找了些当地人组织起了保安团。那些个“保安团”，说白了就是政府派人把一些占山为王的土匪、散兵游勇和村镇里一些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收编起来，发给他们枪就算完事。我记得当时一个县组建一个团。关中道上这样的民团也都是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都编有番号。就是这样的队伍，乱哄哄地就开着去了，驻扎在当地维持治安，可把当地百姓祸害惨了。
我们老家那个地方是一个很敞朗的、也很重要的战略要地。从古到今，都是兵家必争的地方。这些保安团在村上住下来，三个月一换班，折腾着要吃要喝，一驻就是一连一营。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不说别的，我们家的那一圈羊硬是让这些人给吃光了。说起来人家还是掏钱给你，一只羊给你扔一块钱，爱要不要，实际上是白抢。当时，这个陶峙岳集团军就是为了对付陕北共产党的，轻易不出城。后来，还给我们那儿调来一个“七十二师”，那是马鸿逵的部队，宁夏来的。这支地方军一天就知道和共产党做生意，买卖大烟。当时的根据地种大烟制造止疼药，马鸿逵的部队买过去后，再卖给他们当地那些瘾君子吸食赚钱。他们给边区这边换些粮食、医药、盐巴，反正他们也不吃老蒋那一套，只顾自己赚钱。
那时，虽然是抗战时期，国共表面合作，但双方还是经常搞点小摩擦。我们那儿风调雨顺，贸易繁华，基本就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后防基地”。陕北那个不毛之地，又没有多少物产可以养活那么多军队。有些东西，需要在周边采购。好在我们当地老百姓都是经过乱世锻炼过的人，确实“皮实”得很。今天跟共产党，明天跟马鸿逵，反正是做生意赚钱，用的那些票子也五花八门，谁家印的都有。
记得那个时候，学校经常给师生们讲“抗战建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那些话，告诉我们“军队在前边打仗，将来建国靠啥呢，就是靠你们这些学生”。所以，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青年学生非常好，很重视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培养。我们当时的食宿，不管是在三原也好，西安也好，让人没有觉得那是战时，学校的物资供应都很充分，环境也很安定，那真是不好好读书都觉得对不起国家。单从教育上讲，抗战期间的大后方，在这方面还是很扎实，比任何时期发展都快。
我上高中这个时候，三原县已经由只有一所初中变成了有八所中学。就那么个小县城，一下子涌进来那么多人，大白天街道上人头攒动，显得十分繁华。那时候，各个学校还时常搞竞赛。有些是体育比赛，有些是作文比赛，还有一些学术上的比赛，闹得还蛮正规的。
说也奇怪，抗战八年，我们那儿却年年丰收。正在战争期间，有一丁点灾荒就不得了。你想，那么多军民，吃饭都成问题的话，社会秩序肯定得乱起来。那个时候，中原一带蝗灾很严重，饿死了不少人，我们那儿却一直风调雨顺。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学生也到我们这边来上学，把这边的“中华民国”还闹得没办法，专门为他们设了一个“中山中学”。那所学校设在耀县塔坡底下，“苏维埃共和国”来的人被指定在这所学校上学，课程跟我们差不多，就是他们那个学期不太统一。我有一个堂弟，就在“中山中学”上的中学。
我上高中时已经不喜欢闹文学了。功课多了，那时的教育也不是像现在这么“文科”“理科”分得那么偏，那时讲究“全才教育”。什么叫“全才教育”呢，就是德、智、体、美，样样都得学。
德育就是思想品德，讲的是“忠孝仁义礼智信”。智育主要看学业成绩。体育呢，那个时候开展得也很好。学生不论在哪个方面冒尖，在学校也就有了名望。记得我在一中有个同学叫曲新星，篮球打得好，人也长得很气派，同学们口头就有了个顺口溜——“立眉瞪眼曲新星，只来观望全一中”。这是因为这个人篮球打得好，很有名的。那个时段，各个学校都有学生自己崇拜的“冠军”级人物。就像现在社会上那些“歌星”“笑星”，在田径、排球、篮球、网球各个门类都有。还有那个“美”，美就是书法、绘画，这些尽管是副课，一样要算成绩，要考试。和外校比赛也有奖品，也有荣誉。
后来，学校里的教师都换了，校长换了两任，最后这一任是王思树。这个校长对各项成绩出色的学生更是有点偏爱。我在学校参加比赛，都取得过好成绩，他对我就格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