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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诗人与王者，是两种不同的能量，甚至常常是对立的。一旦二者集于一身，便如强大的正负电流相撞，激起浩大的光涌。南唐后主李煜(937－978)，正是这种独特的结合体。
唐末五代十国七十多年间，群雄割据，兵火连连，政权更迭频繁，从帝王到庶人，都难免有浮生梦幻之感。就连创建宋朝的赵匡胤，做皇帝后都对大臣发出如此感慨：“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争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天潢贵胄之身，给了李煜浑身文艺教养和富贵风流；恰逢流离乱世，却让他养成一种天真与忧愁。富贵气与亡国恨，让李煜卓绝的文艺天才发挥到极致，成为闪耀的诗歌巨星。
李煜的祖父李昪，从别人那里占得政权，盘踞长江中下游的富庶之地，建立了南唐。江山传给了李煜之父李璟，史称中主，也是位诗人，仅四首作品传世，却有“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这样的千古名句。面对日渐强大的北方政权，从李璟时代开始，南唐就采取顺服自保的策略。李煜即位后，局面勉强维持了十几年，他虽然步步退守以求瓦全，但最终还是被赵匡胤的军队给灭了。
五代十国时期还时兴“禅让”，和平让位的情况不少。刀光剑影、明争暗斗之余，似乎更需要“体面”地上台或退场，所以胜出者杀戮废帝的情况并不多见。赵匡胤陈桥兵变取代后周柴氏称帝，却给了柴氏后人免死的“丹书铁券”；他灭了南唐，虽然给李煜封了个“违命侯”，也总算没有杀他。赵匡胤与赵匡义兄弟俩乃武人出生，亦好风雅。据传，李煜降宋北上后，赵匡胤久知他好吟诗，就命他举一得意之句。李煜回的是《咏扇》诗中一联：“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赵匡胤礼待之，对人夸他“好一个翰林学士”。（宋叶梦得《石林燕语》）
赵匡胤暴亡，弟弟赵光义即位。出于统治的目的，宋太宗抑武崇文，任期里组织编有《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大型书籍。他也好书画诗赋，但就现存诗作看，可以说质木无文。世传宋太宗被李煜《虞美人》之类作品中的故国哀思激怒，才决意毒杀他。不知他毒杀李煜的动机里，是否有妒忌诗才的因素？在倡导“升平诗歌”的宋太宗眼里，李后主的泪干肠断之诗，本身即是罪过。
今天看来，似乎南唐、甚至整个五代十国割据战乱几十年，最终只是作为李煜那些伤心诗行的注脚而存在。伟大的语言艺术品，常常以人间的残酷作为养料，甚至作家也会被经由身心破茧而出的杰作毁弃。
宋人对李煜作为国主不乏同情，对他作为诗人则欣赏有加。这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宋朝长期偏安东南，尤其到了南宋，与南唐的政治处境有相似处；二是宋代文风炽盛，词人代出，李煜父子的作品影响甚巨，从欧阳修到王安石，许多人都称美李家父子卓越的诗才。
李煜生平，与他的诗文一样值得品读。北宋马令与南宋陆游先后撰写的两部《南唐书》，对他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其他许多文献里，零星留下不少关于李煜生平与创作的细节。私事、情事、家事、国事……不同层面细节的汇集，可想见诗文背后血肉丰富的作者形象。
李煜相貌非凡，“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按古人相术观，这是圣人面相，比如孔子据说就是“骈齿”；重瞳子也是标准的人杰征兆，据记载虞舜和项羽都是重瞳子。非常之人，也许更难摆脱命运宰制。
李璟儿子多，李煜是老六，太子本轮不到他做。他痴迷诗文、书画、音律、棋弈，就是不想争做太子。但命里就该他继大位，他的哥哥们都因为各种厄运死掉了。不经意间做了国主的他，依然有憨玩不羁的一面。据宋陶穀（gǔ）《清异录》记载的八卦，有一次他微服逛青楼，遇一僧人在此拥香怀玉，把酒弹唱，僧人不知来者何人，二人遂一见如故。李煜乘醉开和尚的玩笑，挥毫题壁云：“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
李煜这个人有真爱情。
他先后有两任国后。第一任昭惠后周氏，与李煜一样，也是天才艺术家。马令《南唐书》说她年纪轻轻即“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李煜获得一份《霓裳羽衣曲》的乐谱，惜其演奏之法已失传。昭惠后居然能旧曲新演，“变易讹谬，颇去洼淫，繁手新声，清越可听”。按现在的说法，她似乎情商很高，被册封国后之际，“虽在妙龄，妇顺母仪，宛如老成”。可惜天妒巾帼，二十九岁时，就与幼子先后病逝了。去世前夕，她坚持“沐浴正衣装，自内含玉”，可谓端庄自爱。李煜为此伤痛以至“哀苦骨立，杖后而起”。他为昭惠后写的长篇诔文，悲叹“苍苍何辜，歼予伉俪”，回忆一起吟商逞羽、修文游艺之情景种种，诉说了相爱之深：“我思姝子，永念犹初。爱而不见，我心毁如。”全文读来，令人动容，可谓至情至性，感天动地，让人想起曹雪芹笔下贾宝玉悼晴雯的《芙蓉女儿诔》。
昭惠后去世后，她妹妹成为国后，史称小周后。后主与她早有相好，他有首《菩萨蛮》据说就写二人幽会：“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为避人耳目，提鞋微步，可谓细腻传神。
还有一位黄姓嫔妃，地位不高，颇得后主青睐。马令《南唐书》说她不仅美貌，且有艺术天赋，“书学技能，皆出于天性”。平日负责掌管宫中书籍字画，金陵城陷之际，她奉后主密令，一举烧掉了包括钟繇、王羲之墨迹在内的书籍字画上万卷。
小周后和黄氏，后来都随后主降宋，下场可想而知。
许多记载说李煜好佛法。隋唐以来，承平既久，佛教在中国传播日广，好佛者甚众。金陵繁华，一直是佛教重地。李煜喜诵经礼佛，在境内崇修佛寺，于禁中建舍养僧人，还自称“钟山隐居”“莲峰居士”。他与昭惠后所生之子仲宣病夭，恐卧病的国后扛不住，李煜以此诗表达了自己的郁结：
永念难消释，孤怀痛自嗟。
雨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
咽绝风前思，昏濛眼上花。
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
末联中“空王”之对“穷子”，奇特而工整。李煜自视为迷途之子，希望得佛祖（空王）指引。另一首《病中感怀》里亦有类似诗句：“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由此可见他沉迷佛法之深。以修行或隐居的心态处理国事，其结果可以想见。
金陵城破前夕，群臣惊惶，后主尚能晏然自安，聆听沙门讲经。马令《南唐书》载：“金陵受围，后主召小长老问祸福，对曰：‘臣当以佛力御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数四。后主令僧俗军士念救苦菩萨，满城沸涌。”佛法如何能消除家愁与国恨？失魂落魄的李煜赐死了小长老，可谓绝境中的鲁莽之举。
面对强宋的威逼包围，李煜所主的广大而富庶的南唐，此前或许也有翻盘的可能。马令和陆游都记录过一个令人扼腕的细节。马令的描述如下：“冬，有商人上密事，请往江陵窃烧皇朝战舰，国主惧事泄，不听，商人遁去。”
这里说的，是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冬天的事。此前，北宋已灭了后蜀、南汉等南唐周边国家，对南唐已是志在必得。这位南唐爱国商人，很像司马迁笔下密劝韩信拥兵自立的谋士蒯（kuǎi）通。长久以来，给李煜出谋划策抵御宋军的臣子，也不乏其人，却因后主的幼稚、胆小或猜忌，都没什么好下场。
开宝八年（975），北宋破金陵城，李煜出城向宋将曹彬纳降。李煜本与臣子亲随约好“死国”，但最后时刻，他却放弃了这一念头。曹彬告诉李煜，到北边俸禄有限，恐不够用度，请他即刻回宫整理财物，随身带上。部将很担心李煜回宫后自杀，曹彬笑答：“彼能出降，安能死乎？”李煜携家人部属渡江北上，途中有诗云：“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
李煜作为国主却一路屈膝自保，贪生投降，可怜可悲，甚至被耻笑；而细察李煜的历来言行，不选择“死国”，除胆怯之外，或许也有些天真的仁念与不忍。客观地看，他不管个人名节，至少免去更多无谓杀戮甚至屠城的悲剧。陆游在《南唐书》里也表扬他“尊事中原，不惮卑屈，境内赖以少安者十有五年。”
李煜的书法、绘画和音乐作品早已失传，确定为他所作的词只有三十余首传世（部分还有残缺），以及零星诗文若干，换言之，我们今日所见李煜作品，只是他平生创作的零头。有一些后人归于他名下的作品，虽有争议，却说明他在后世的巨大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屡遭侵犯，无论反抗还是革命，充满阳刚气的豪放词，似乎更能鼓舞人心，因此李煜没那么受欢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十分推崇李煜，算是异数。《人间词话》写于清朝崩塌前夕，列强围掠中国，华夏文化面临千年未有之挑战；王国维有强烈的末世敏感与愁郁，他喜欢叔本华，推崇李煜，以“悲剧”解《红楼梦》，与最后选择自杀，都有相通处。王国维非常准确地定义了李煜与之前两位代表性词人的本质区别：“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因“神秀”之魅力，李煜的词很打动当代人。或许，身处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更能体会李煜词中的颓靡劲儿与虚无感。
李煜寥寥可数的作品，何以有如此独特的魅力？我以为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李煜的作品充满自传性。
在李煜之前，文人词多拟女主人公表达闺阁怨思。精心雕琢甚至过度修辞，无论是“句秀”还是“骨秀”，读多了，往往只剩语言本身的绮丽乃至粉腻。当然，闺怨表达很可能暗含其他心绪，比如李璟词中虚拟的闺怨，也有人解作国家危机的隐喻。李煜的词，无论是前期那些富贵风流甚至狎昵的文字，还是后期亡国伤痛之作，它们最大的魅力在于，作品不仅有语言修辞本身，还有鲜活的经验。换言之，此前的文人词里，常常是对女性情感一厢情愿的表演；而到了李煜，他自己成了主人公之一。
比如在短剧般的《一斛珠》里，那位“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的女子近旁，显然是作为观看者的“檀郎”，我们可以将他视为李煜本人；《喜迁莺》（“晓月坠”）里，直接就写男主人公思念女性。《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这两首表现南唐宫廷奢侈生活的词里，主人公也是作者本人。清人陈廷焯批评李煜这类作品“风雅疏狂，失人君之度矣”（《云韶集》），但这种“疏狂”形象，恰是作品之魅力所在。
在李煜那些亡国遗恨主题的词中，他自己更是核心主人公，质言之，此前模拟女声为大宗的词，在李煜这里变成了以男声为主，这被文学史家视为革命性变化。表演固有千般好，却不如以自身经历再现说法；更何况，李煜有一段亡国之君的生活，有机会用一身才华来表达亡国的绝望、痛苦和悔恨。他没有在国都金陵沦陷时自杀或他杀，而是投降，多活了两年。这两年，似乎就是专门为文学史而活的；没有这两年，唐宋词史必将大大减色。
王国维《人间词话》里说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说得好，但无论伶工之词还是士大夫之词，都可以部分“复制”和“传承”，以亡国之君的身份写绝妙好词，千古之下，唯李煜而已。
李煜作品的魅力，也在于他表达的克制与简约。
李煜软禁于汴京的最后两年里，他显然陷于彻骨悔痛，但作品中并未见呼天抢地之状。记得法国作家蒙田曾归纳过，西方古典诗文描写极度悲伤之人，常常会说他/她们伤心得变成石头。在著名的古典雕塑拉奥孔群像中，特洛伊祭司拉奥孔绝望的哀号，也因其静默而魅力无穷。李煜词里，也有类似静默化处理手法。
比如《乌夜啼》起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前半句似有万千愁苦，后半句却直接转移到“月如钩”这一不圆满的静默物象上。“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也是以梧桐之寂寞指代作者寂寞。接下来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对压不住的离愁，诗人继续尽力“剪”之、“理”之。“别是一般滋味”，并非指离愁本身，而是剪理离愁而不能的“滋味”。总之，全篇似乎都是对情绪的转移或克制，而非直接宣泄。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可谓图像、绘画和音律三美兼具，或许跟李煜长期浸淫书法、绘画、音乐有关。通篇字词句准确、流畅、简明，情绪都收敛于“春花秋月”“东风”“月明”“雕栏玉砌”等意象里。末句最精彩，以流水喻愁绪，多一“春”字，便一扫陈旧感，独特的形象脱颖而出，有了多重意义：愁如春水，边流边涨；同时也隐指“故国”的江南春。
李煜词的另一种魅力，在于他迷人的修辞形式。
他降宋后的词，有一核心语义逻辑：现实境遇与故国之思的纠结感。这体现为两种主要的修辞形式：醒与梦的交替出现；眼前景物触发故国回忆，有时是季节物候引发，许多时候则以“月”来联通。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文学中梦幻主题的发达。对好佛的李煜来说，梦是回到故国最好的通道。囚禁于生活中的他更愿意活在梦里：“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水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清平乐》）、“欲睡朦胧入梦来”（《采桑子》）、“闲梦远，南国正芳春”（《望江梅》）、“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令》）。
眼前景物触发故国回忆，也是李煜词常见的组织逻辑。比如“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虞美人》）、“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子夜歌》）、“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清平乐》）、“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浪淘沙》）、“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虞美人》）。
由上也可以说，李煜之前，词的主题多以闺阁与外界之间的空间关系为核心；而李煜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则多以今与昔或醒与梦为主，是以时间关系为核心。
李煜存世文字不多，却生动无邪地表现了他从“落花狼藉酒阑珊，笙歌醉梦间”“春殿嫔娥鱼贯列”的富贵生活现场，到“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从无限的天真风流欢喜，到悲切欲绝的命运切换过程。“天上人间”的巨大生命落差激起的迷思，通过他的赤子心肠挫于笔端。这些文字可用来表达、慰藉甚至把玩中国人的种种遗恨，也足以代言人类反复遭遇的繁华与无常的变幻。
西方文学中把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称为诗人之王，在中国文学中，这个称号因李煜而有了独绝的定义。
2021年5月30日于杭州